自从顺治七年（1650）清军占领广州以后，人们的生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所有男人都被强制剃头，梳起了辫子，并废弃了传统宽袍大袖的汉服，改穿旗人的长袍马褂。这在很长时间内受到汉人的抗拒，为此丢掉脑袋的人，不知凡几。但在刀刃架颈的威逼下，人们最后不得不接受现实。

开海贸易再次为广州带来了机遇。尽管朝市改，衣冠易，但人们对好日子的追求，始终不变。逃到乡下的工匠陆续返回城里了，打铁的炉火再次熊熊燃起；大沙头又泊满了从河源、新丰、龙门、惠州来的杉排；烧毁的房子重新建造起来；因垃圾淤塞和民众“压渠”而变得日益狭窄、污臭的濠渠，也得到了疏浚。行商坐贾把招牌擦亮，重新挂起，店铺一家家开张了。山陕、湖广、浙绍、徽州与金陵等地的商帮，云集在濠畔街，纷纷成立自己的会馆和银号。苏杭顾绣、绫罗绸缎、药材、皮草、绍酒、火腿，堆满了仓库，为十三行提供货源。《南海县志》写道：“归德门外濠畔街，富贵巨商列肆栉居，舟楫运货由西水关入，至临蒸桥络绎不绝。”这条在明代最繁华的街道，再次繁华起来了。

濠畔街是观察广州的一个重要窗口。这里不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商帮，而且广东四邑（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商人也建立起他们的地盘，以经营酸枝、花梨、紫檀等高档广式家具为主。广式家具被称为“广州作”，与“苏州作”和“北京作”并列为“三大作”。著名店号英泰祥、德昌泰的红木家具，品种有罗汉床、贵妃床、八仙桌等，都被朝廷列为贡品，派有官员驻店督造。

四邑匠人不仅做家私一流，造乐器也是一把好手。明末有一位黄姓艺人在濠畔街创办金声馆乐器作坊，因为产品质量好，声名鹊起。此后乐器作坊越开越多，到道光末年（1850），已有正声馆、悠扬阁、金城等八间名气最大的乐器作坊。广东音乐经典的乐器组合是二弦、提琴、三弦、月琴、横箫“五架头”，而“省城豪畔街”“金声馆造”的二弦、秦琴、竹提琴和高音三弦等乐器，都是乐师们的心水之选。民国初年，濠畔街又多了全声、德声、文声、扬高声等乐器作坊，在街口就能听见四邑人“死袋包”“弊家伙”的嘈嚷声。

濠畔街的西端是归德门，万历十年（1582），归德门曾毁于大火。康熙十一年（1672）重修。归德门外是小市街（今解放南路），同治年间（1862—1874），归德门设有小市、大市（今惠福西路）和归德门三个墟。每逢墟期，街上摆满一筐筐的海鲜、河鲜、蔬果、山货，叫卖声此起彼落，喧闹不息。

归德门内是归德门直街，因立有惠爱坊、忠贤坊、孝友坊和贞烈坊四座牌坊，故又称为四牌楼、忠贤坊、忠贤街等，以花市、鹑市和灯市最为出名，城里无人不知。花市是四季常设的，随着季节的更替，素馨、茉莉、水仙、百合、朱槿、九里香等鲜花，每天从河南、芳村运来，堆满城厢，争妍斗艳。有一首清代的竹枝词写道：

茉莉花宜衬晚妆，沿江都是卖花郎。

花篮千样齐围住，不买满船花也香。

喜欢玩鹌鹑的人，从早到晚，像苍蝇一样聚集在魁巷。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鹌鹑集市，不仅买卖鹌鹑，也是最有名的斗鹌鹑赌博场，赌徒之众多，足以把街道堵死。不少八旗子弟凭祖宗福荫，靠朝廷月钱过活，长年游手好闲，沉溺于斗鹌鹑、斗雀鸟的赌博中。同治朝的《番禺县志》描述：“午市巷满，至不可过车马。新鹑佳者值数金，其老鹑善斗者则恒值数百金，谓把而熟之也。斗场分栅，集者如市，一日间胜负计数千金。”

灯市则不是常设的，每年只在元宵节前后最热闹。制作与销售各类花灯的，多为旗界居住的旗人。每逢过年、元宵，归德门灯市便人山人海，万灯放彩；沿街店铺几乎全是卖灯的，还有许多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灯的，整条街闪闪烁烁，如同银河一般。鱼灯以大良出品最佳，透明薄纱扎成红鱼、鲈鱼、狮子鱼、火鲤、石斑等形状，点亮后通体发光，五颜六色，栩栩如生。大三星灯、和合二仙灯、百花莲藕灯、树头灯、小三星灯等，也是元宵节最受欢迎的花灯。

但凡逛过归德灯市的文人，没有哪个不讴吟歌诵一番的。有一首竹枝词写道：“元宵箫鼓韵和谐，火树银花遍六街。更有鱼灯终夜出，官清民乐举头牌。”另一首竹枝词，透过描写一位少妇的心事，反映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节近元宵乐未休，买灯花到四牌楼。愿郎买得灯花后，照妾青春到白头。”两广总督阮元虽是封疆大员、著名学者，也不甘后人，留下了赞美归德门灯市的诗作：

海鳌云凤巧珑玲，归德门前列彩屏，

市火蛮宾余物力，丰年羊穗复仙灵。

（原注：前年火灾洋市甚损，今年复盛年谷亦丰）

月能彻夜春光满，人似探花马未停。

见说瀛洲双客到，书窗更有万灯青。

（原注：时状元林召棠、探花罗文俊皆归里）

“前年火灾”指道光二年（1822）十三行那场大火灾。广州人“疗伤”能力之强，也令阮元深为惊叹，才两年时间，已繁荣如昔了。

广州是一座不夜城。在清代的笔记中，有大量广州夜生活的记录。时人陈徽言《南越游记》对咸丰年间双门底举办酬神活动的描写，展现了一种入夜更华丽的景象：“雄镇街通衢建篾棚，棚高数丈，轩豁宏敞，涂以五色，皆花鸟人鱼之状。下复承以布幔，张灯施彩，中多琉璃洋物。市门各悬傀儡，造制奇巧，锦绣炫目。两旁栏内罗列名花珍果、珠玉古玩，错杂繁朊，靡不工致。间数武则有彩轩，中奏八音，歌声达旦，往来者流连观听。自藩署直至南门，灯火辉煌，金鼓喧震，男女耳目，势不暇给。凡三昼夜，复演剧以终其事，合计所费不下万金。”

中秋佳节，八月十五、十六两晚，越秀山下歌声如沸，通宵达旦。客家人多居住在莲塘街、三眼井、十八九洞一带，月圆之夜，结伴登上越秀山，引吭高唱山歌；即使不登山的，也在家门口大展歌喉。客家人对山歌时，先由一人出面挑战：

你唱歌不似唱歌声，

好似田鸡蛤乸声，

不好被哥捉呀到，

菜刀斩来无放轻！

然后对方就出来应战。你唱一歌，他唱一歌，互相舌战，有时一人与一人战，有时一人与数人战，有时男人与女人战，往往由最初一个人出战，最后变成十几人对战。莲塘街一位街坊描述越秀山下对山歌的有趣场面“有如两军对垒，互相增援，驳而胜者，昂首而歌；驳而败者，钦声而去。其有善歌者，虽数人合驳之，亦勿能屈也”。

明末清初，广东兴起了粤剧，广州人叫作“锣鼓大戏”。其渊源错综复杂，以皮黄为本，融入了昆、戈、汉、徽、秦、湘等剧种的唱腔，也吸收了南音、粤讴、木鱼、龙舟、板眼等广东民间说唱元素。粤剧原来并不用粤语，而是说北方官话的，即所谓“戏棚官话”。

最初还没有戏院，戏班通常乘坐着红船，在珠江三角洲漂泊，哪里有迎神赛会、喜庆宴席，就去哪里搭戏棚演出。所谓红船，是一种绘有龙鳞菊花图案的红色木船，戏班专用，人们一看红船，就知道有好戏看了。有人说，红船的名字，与反清复明的活动有关。“红”与“洪门”的“洪”字同音，是梨园弟子一个反清暗号。

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广东有一个姓史的人，向官府申请在卫边街（今广卫路）开设庆春园戏院并获准。那时戏院在京师和直隶一带已很盛行，但南方却没有。庆春园是广州第一家，不过还不是真正的戏院，而是一座可以演大戏的园林式茶园。每当有戏班开锣，城里的达官显宦、名流富商，便乘轻驱肥而来。戏院不收门票，只计茶资。戏台前摆放桌凳，男左女右。入夜以后，张起灯笼，光耀如昼。台上金翠迷离，锣鼓板钹，一唱三叹。台下观众一边品着香茗、点心、果品，一边观赏大戏，关目好的，做手好的，唱喉好的，便大声喝采，把赏封抛掷到台上去。

戏院门外聚拢着人群，他们聚精会神聆听着从里面传出的丝竹筦弦声、若断若续的演唱声和阵阵叫好声，虽然无缘入场观看，但想象着舞台上的精彩之处，也是一种满足。名儒李文田为庆春园题了八个字的楹联：“东山丝竹，南海衣冠”。张维屏也有诗咏庆春园：“身似在皇州，笙箫助劝酬。岭南为创举，燕北想前游。富庶乃有此，去来皆自由。康衢传击壤，从古重歌讴。”在张维屏眼中，广州的热闹，竟可与帝都相比。戏院的出现，对戏剧而言，是一个里程碑。不久，怡园、锦园、庆丰园、听春园等戏院，纷纷出现，遍布西关、南关等地。

咸丰初年，不少粤剧艺人参加了反朝廷的洪兵之役和太平天国，因此粤剧长期被官府禁演，梨园弟子备受打压。光绪十五年（1889），粤剧同业在广州建立八和会馆（和合八方之意），召集同人，重整旗鼓，粤剧才从谷底慢慢爬出，重现复兴生机。

戏院兴起后，粤剧开始全部采用粤语，戏棚官话逐渐被淘汰了。广州第一家售票公演的戏院是西关的广庆戏院，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第一家专演粤剧的同庆戏院，13年后在长堤开张，有五六百个座位，后来改名叫海珠大戏院。从咸丰初年的凤凰仪班（广府班），到清末的省港大班，许多班子轮番粉墨登场。戏班开演头台第一晚，都是先演《六国大封相》，全班演员齐齐亮相，然后再演其他剧目，往往一开锣就演足三昼四夜。晚清活跃在广州舞台上的广府大班，有三十六班之多。

粤剧界不乏热心革命的人。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就有自称“志士班”的戏班，专演针砭时弊，抨击官府的戏剧，不仅演粤剧，也演文明戏（话剧）。为了标榜与传统粤剧不同，旧戏班坐红船，他们便把船涂成绿色，自称“绿船班”；别的戏班都到八和会馆拜田元帅，他们却刻意回避，被同行戏称为“九和班”。(www.daowen.com)

光绪三十年（1904），天演公司在河南成立采南歌班，专门排演新戏，其实就是“志士班”的对外旗号。第二年腊月在长乐戏院试演，发票千张，观众反应非常热烈。《时事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一期刊登了《欢迎新剧》的图文。图画描绘了演出舞台上，演员身穿制服，其中一名蓄八字胡的男子，挥动帽子，正在发表演讲。在他身后，排着两队学生，正在听演讲。舞台深处有三位奏乐者，一操月琴，一敲铜锣，一持唢呐。舞台上方悬挂横幅：“优界万岁”。采南团上演的剧目，包括《地府闹革命》《文天祥殉国》等新戏和一些宣传民族主义的文明戏，受到舆论追捧，称之为“开粤省剧界革命之新声”，一扫旧戏卿卿我我、幽咽含怨之风。

有些年轻艺人痛感“吾粤剧界腐败已极”，立志改革戏剧，另辟天地。他们把反映社会变化的题材，谱成讴歌，编成剧本，登台演出，“以动人感情，开人智识，为进化之大助力”。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青年，联合报界、学界志同道合的人，在惠爱七约创办“影响说法社”，专门排演新戏，把世界时事融入剧中，以迎合清末大兴改革、咸与维新的社会风气。

清末的文人墨客，越来越热衷于描写西关的繁华，因为它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准确地说，广州并无西关，因为关城是指由于老城人口过于稠密，在城墙外再建的一座小城，有自己的城门与街道，南城外的小城叫南关，西城外的就叫西关。而广州的西关，并没有城墙，但习惯仍称为西关。西山、龟岗，今陈家祠、西华路一带，因地势较高，称为“上西关”；今光复中路以西至华贵路一带，曾经遍布莲塘、河涌，称为“下西关”。到清代末年，西关已形成了1750多条街巷，是广州最稠密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客家才子温训在《登云山房文稿》中感叹：“西关尤财货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亦无昼夜。”

有个叫伊凡（Yvan）的法国人，鸦片战争后到广州，住在潮音街，经常出入十三行，他对打铜街的印象特别深。打铜街在西濠西侧，聚集了众多的银号、参茸庄、绸缎庄、药材铺。西关人最怕火烛，人们觉得“打铜”二字，犯了火星，很不吉利，一度改其名为太平街。伊凡在《广州城内》一书中写道：“打铜街被英国人称为药街，因为那里有很多药材铺，但是那儿的药店数量并不比卖灯笼的、玩具的、原材料的商铺多。药街穿过整个郊区（其实就是西关地区），从东到西，由于范围大，故它就成为广州最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了。”

西关店铺的华丽装饰，琳琅满目的招牌，让人过目不忘。沿街的熟药铺，从宋代开始，就有所谓“医药合流”的经营方式，即后面是自制丸、散、膏、丹、酒、水、茶、油的工场，前面是卖药的店铺，还有郎中坐堂，药厂、药店、医馆三位一体，望闻问切，君臣佐使，有痛止痛，有肿消肿。很多药铺也以参茸补品为招徕。

商店门口都经过精心布置，古朴的挂匾上雕刻着店号，大门楹联有的写“制药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有的写“架上丹丸能济世，壶中日月可回春”。伊凡觉得，“无论招牌是药材商的还是珠宝商的，卖玻璃的还是卖瓷器的，纺织工的还是裁缝的——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的货物不同”。他还观察到，在商店的墙上，通常都会张贴着一些介绍文字，“介绍文字是商业用语，相当于‘信誉是生命’，或者非常有创造性的宣传广告”，诸如“祖传秘方”“古法炮制”“虔诚炼制”，或者“如有假冒，灭祖灭宗，五世子女为妓为奴”之类的誓戒。

广告无处不在。美国商人亨特抄录了一段：“万应午时茶，气味纯正芳香；性质温和，不寒不热。健脾开胃，止渴生津，袪寒去湿。总之内疾外感，本茶一概适用，岂不神奇？万应午时茶系按本堂主人历代家传之秘方配制而成。所用各药，均精心挑选，品质超群，不惜工本，饮者无不称便。”还有人把广告挂在身上，走街串巷。卖脚气丸的药铺，雇人扛着纸扎大脚，巡游各街，吹嘘功效。亨特曾经描写过一位身上挂招纸，在街头兜售药物的小贩，他身上的广告牌写着：“道士将仙丹放在我手中，我便辞别而去，自此我遵照他嘱咐，远游四方，救死扶伤。如今来到贵处，远离家乡，盘缠用尽，只好将此药出卖。药为药膏，每帖售价六个铜钱。”每逢北帝诞、南海神诞、观音诞等民间庆祝活动时，药材铺的店员便倾巢而出，到祠庙唱龙舟、奏八音，出尽法宝，推销药品。

清末民初，真正的“药街”，还包括了仁济路、桨栏街、宝华路、杉木栏一带。广州成为华南地区的南北药材集散地，东南亚的药材经香港进入广州，再运往内地；内地的药材也通过广州销往港、澳和海外，药材行业分成南北药行、西土药行、参茸行、生药行、药片行、生草药行、熟药丸散行和樽头店等著名的“药业八行”，每一行又按经营方式、规模和性质的不同，分为行、店、铺三类。

南北药材行以出售南北药材（长江以南的川、滇、浙、赣和长江以北诸省所产的药材）为主；西土药材行主营广东、广西的土药材和湖南、江西一带所出产的同类药材，大商号有张泰昌、唐钜昌、卫兆隆、广悦来、生和药材行等；参茸行经营人参、鹿茸和一些贵重药如珍珠、琥珀、牛黄、犀角等为主，大商号有忠信行、宝安隆、同安泰、同顺泰、裕泰祥、利丰行等。这三大药行，大都集中在仁济路、仁济西路、回栏街、潮兴街、潮音街、水月宫、晏公街、一德西路一带。

药行的交易方式，五花八门，行家坐在一起，指手画脚，唾沫横飞，议价、开盘、清盘、静盘、响盘、上盘、映盘、复盘、收盘，行外人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佣金是药行的主要收入之一，南北、西土、药材行按货款额加收4%；参茸行、幼药（专售牛黄、麝香、熊胆等名贵细药）、生药、药片行业按贷款总额加收8%；熟药店按货款总额加收10%。有些财力雄厚的行家，除收佣金外，还低价吃盘购进客户存货，待价而沽，牟取更高的利润。

陈李济、梁财信、敬修堂、保滋堂、集兰堂、王老吉、马百良、唐拾义、橘香斋、李众胜、潘高寿、鹿芝林、元生堂、兆民安、大金堂、广生堂、宝华堂、天好堂这些响当当的字号，都是广州人十分熟悉的。

陈李济创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创办人是广东南海九江人陈体全和西樵人李升佐。陈体全的母亲体弱多病，无钱医治，他便自己钻研医书，搜罗古方，上西樵山采药，亲尝百草，因而精通各种药理，也到广州卖药。李升佐在广州大南门己未牌坊旁开设医馆。某年岁晚，李升佐在船上捡到一袋银元，他不顾天寒地冻，一整天站在码头上等待失主。遗落银元的人正是陈体全，他收回卖货的钱准备回乡度岁，一时疏忽失落。他回到码头寻找，被李升佐的诚实深深感动，便提出从失而复得的银元中取出一半，投资到李升佐的药店中，一起实现行医济世的愿望。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立约“本钱各出，利益均沾，同心济世，长发其祥”，共同创办陈李济药店。

药店继续设在大南门己未牌坊旁，即今北京路陈李济旧厂址，四百余年没有搬迁，一直忠实地守护着双门底，守护着广州城。陈李济总店虽然不在西关，但咸丰六年（1856）就在十三行设立了批发所，一直维持到1954年。坊间有一种说法：“北有同仁堂，南有陈李济”，其实“南陈”的历史，比“北同”还要长近七十年。陈李济开张后，陈体全负责在前店坐堂问诊，李升佐在后厂研制药丸，他广泛收集古代的各种验方、成方，研究炮制方法。

陈李济经常向贫苦大众赠医赠药，夏天还在店门口外设茶缸，向过路的挑夫、车夫免费提供茶水。双门底商铺密集，街道狭窄，容易着火，官方的消防设备严重不足，陈李济便出资成立义务消防队，购置三辆消防车，备有手压水枪、火钩、水桶、绳索、斧头、梯子等，并有专门救急药箱随行。消防队的旗子为黑底白字，绣“陈李济”三字。这一善举深受街坊好评。

每年四月廿八是药王诞，城内大小药材商，家家絮酒炙鸡，焚香顶礼，拜祭药王孙思邈，然后把拜祭所用的烧猪分送各同业，还会用彩轿抬药王神像游街过市，东家与伙计一起加菜庆贺。初一、十五，所有药铺都煲及第粥，全店的人一起吃；初二、十六拜祭土地，拜过神的膰肉，又可以凭神做福打牙祭了。

几乎每条街都会有一两家药铺，墙壁摆放着百子柜，密密层层的抽屉，存放各种药材，行内称之为“龙”。生意要想好，店里就得有点动静才行。掌柜坐在龙头位置，拨动算盘，噼啪作响；店员在龙尾位置用铜药臼杵药，发出“咚咚”的声响，与算盘声互相和应，金木齐鸣，谓之“旺龙”，象征生意兴隆。常有顽皮的街童，哄骗邻家小孩到药材铺买“执药龟”，自己躲在一边看热闹。“执药龟”是对药店店员的嘲笑。谁真跑去买“执药龟”，店员一定暴跳如雷，追出柜台做打人状，把倒霉的孩子吓得抱头鼠窜。

光绪二十年（1894），广州曾暴发了一场大鼠疫，这种病最初的症状是发高烧，而后神志昏乱，舌头焦黄或发黑，剧烈头晕不能坐立，过不了多久便会死亡，被人视为不治之症。染疫而死的人太多了，如同打了一场战争。《申报》的追踪报导，充满了令人恐惧的描述，诸如“城西冼基地方医生某中于初五日早尚能出门诊视，迨午后即觉神志昏迷，不省人事，延至翌日，溘然长逝……其弟……来办丧事，入门未久，亦染病暴亡……中有回教人某甲……初五日挑水十余担，顿觉口干，归而啖粥，且与家人言笑，粥未啖毕，甲已仆地而逝……讵意入门未几，子即染疫身亡，亲属闻之，无敢过问……有某乡户口寥落，不满百家，旬日之间，竟毙百余人，其中幼孩居多……死亡之多，实从来所罕见……棺木店日夜作工，仍觉应接不暇……”

南海、番禺县令到南海神庙，恭请铜鼓回城，到处巡游，希望倚仗神威，驱疫免灾。惊恐万状的老百姓，更是各出奇招，有的抬神像巡游，有的烧香拜佛，有的主张释放囚犯以消弭怨气而迓天和，有的燃放炮仗，敲锣打鼓想吓走瘟神。但鼠疫继续肆虐，于是愤怒的人把大粪浇在神像上。

在小北启云楼有一位姓欧阳的老人，患上鼠疫，早上发病，到午后已不能起床，瞑目闭气，状如僵死。两个小女儿以为他死了，便点上香烛，哭泣拜祭。长女回到家后，发现父亲还有一丝游气，赶紧请医生诊治。一位年仅15岁的少年郎中赶来，开了一剂药，设法徐徐灌下。服后片时，老人竟能坐起，连呼肚子饿，吃饭后神志泰然，遂获痊愈。这位少年郎中名叫郭梅峰，出身于中医世家，后来成为广州的一代名医。

药业只是这座大城的一个侧影。它还有许多不同的侧影，比如饮食业。广州最早的平民食肆，被称为二厘馆，因茶价收费二厘（清代一银毫等于七十二厘）而得名，多开在长堤、西濠口的码头附近，还有一些星布于城厢、村头路尾的粉面馆、茶寮。二厘馆大多卖蛋散、煎堆、芋头糕、油炸鬼、豆沙包、大肉包、炒米饼之类的廉价糕点，而粉面馆则供应粥粉面和各种小炒。茶果铺也是街头巷尾最常见的一种食品店铺。茶果是婚娶、节日、拜神、庙祭等场合使用的饼饵，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富贵人家，都会有光顾茶果铺的时候。

到清代中期以后，茶居逐渐兴起，大多兼营饼饵，把茶果铺的名点，直接移植过来，加以改良，迎合广州人的口味变化，销路马上大增，比如用莲蓉、豆蓉，取代潮州粉、糖粉作饼馅；用马拉糕取代发糕。小小的变化，为食客带来全新感受，引得人们纷纷弃旧捧新。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广州茶居已是雄踞饮食业的半壁河山。第二甫的第珍居、第三甫的永安居、第五甫的五柳居，让茶客们流连忘返。每天早晨，带着鸟笼上茶居，水滚茶靓，一盅两件，边饮茶边逗鸟，是许多闲人的消遣方式；生意佬也在茶楼内，斟斟生意经，打听一下行情。“饮茶”成了一种生活方式，“饮咗茶未啊？”是广州人见面问候的习惯语。

不少有生意头脑的佛山人，纷纷到广州开茶居，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人人都想“以大取胜”，茶居规模越做越大，从一层平房变成两三层的高楼。首层通常用来卖饼饵茶果等廉价食品，楼上开设雅座，茶来水到，服务殷勤。人们常说“有钱楼上楼，冇钱地下踎”，把去茶居饮茶，叫作“上高楼”，后来“茶居”这一叫法，也被“茶楼”取代了。

上下九的莲香楼，前身是经营糕点的茶果铺，以大发糕、婚嫁酥饼、寿辰红包等节庆神诞与红白二事的食品为主，其莲子馅料点心最有名。后来，佛山七堡乡人谭新义联合谭晴波等人，收购了糕酥馆，更名为“连香楼”，光绪十五年（1889）在第十甫开张。为了确保莲蓉质量，谭新义只用最负盛名的湖南湘莲，还要去皮挑心，精心研磨煮制，清香无比，口感细腻幼滑。宣统二年（1910），翰林院编修陈如岳在品尝连香楼的莲蓉点心后，赞不绝口，建议把店名改为莲香楼。谭新义喜出望外——得到翰林垂青，就是最好的活广告。他当即请陈如岳题书“莲香楼”三个大字，制成簪花挂红的大牌匾，一挂便挂了上百年。莲香楼号称“莲香第一家”，以中秋月饼与龙凤礼饼闻名省港澳。谭新义被誉为广州的“茶楼王”。

另一间誉满羊城的老字号茶楼陶陶居，与莲香楼望衡对宇，原名葡萄居，创办于光绪六年（1880）。陶陶居所在地，原为十一甫，后来合并为第十甫。陶陶居之所以闻名，全在于制作精益求精。就以其用水来说，每天派人上白云山汲取九龙泉水，山路崎岖难行，全凭人力，把水挑到三元里，再用大板车拉到西关，雇几十人以红色扁担挑着大红木桶，桶上漆着“陶陶居”“九龙泉水”字样，列队招摇过市，成为他们的招牌广告。他们家不仅用水讲究，所用茶具也很讲究，以宜兴茶煲、潮州炭炉做烹茶工具，自夸“陶陶烹茶，瓦鼎陶炉，文火红炭，别饶风味”。细微之处，可见用心，这就是好口碑的来源。

西关在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达至了繁荣的高峰。同治朝《续修南海县志》写道：“十三行互市，天下大利也，而全粤赖之。中外之货坌集，天下四大镇殆未如也，蛮楼矗起干云，油窗粉壁，青锁碧栏。竟街兼巷无诈无虞，文螺翠羽，留犁（琉璃）挠酒，炮羔擘豚。乾嘉之间，其极盛者乎。”

富人的生活，朝头晏昼，晚头更后，到了夜晚，珠江船上的酒席，比白天更加热闹。时人何仁镜在《城西泛春词》写道：“珠江花月之盛，至嘉庆末年极矣。酒楼之敞，有宽至六十筵者。”这种景象让人感到奇怪，广州人的钱有没有花完的一天？

咸丰六年（1856），谷埠一条紫洞花艇失火，周围的船过于拥挤，无处可逃，以致火烧连营，殃及沙面。事后两广总督勒令花艇统统迁走，远离洋人租界。一部分迁往大沙头，一部分上岸去了陈塘。那时大沙头人迹稀少，海印石外，水流湍急，花艇摇来晃去，连酒杯都放不稳，怎么做生意？西关的熟客，大多转到陈塘去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一场飓风袭击广州，大沙头的花艇被吹得七歪八倒。更倒霉的是，宣统元年（1909）正月初九晚，又遭回禄，数百只花艇烧得精光。大沙头被花界视为头号凶地，纷纷弃船登陆，埋街食井水。

八旗二马路有一户姓孔的豪门大户，家道衰落后，大院变成停放灵柩的棺材庄。妓女们无奈之下，唯有与鬼为邻，暂借作栖身之地。刚好东堤有一些新盖起的鬼楼（洋楼），正在招租，妓女们便在鬼楼安家。长安大寨、挹翠大寨等香艳招牌，很快便挂起来了。不过几年间，墙花路柳，越开越多，较当年谷埠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带起了周围酒楼、茶居的生意。

宣统元年（1909），有一千多个座位的东关戏院，在东堤开张。宣统二年（1910），大茶楼襟江楼也在东堤开业。邓亚善、李世桂等人投资的大型戏院广舞台，开始动工兴建了，外形如同上海天蟾大舞台，重楼复阁，富丽堂皇，座位多达两千多个，于1913年建成开幕，以往入夜就黑沉沉的东堤，变得灯火辉煌，笙歌如沸了。

1912年，番禺人黄佐贤买下了孔家大院，改建为南园酒家。酒家内开设“四局”：雀局（麻将）、花局（召妓陪饮）、响局（乐队演奏）、烟局（抽鸦片）。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人们吃喝玩乐的兴致，因为所有人都深信，不出几年，东堤的繁荣，将直追西堤。不料，广舞台开张仅一年，又发生了火灾，整个戏院烧成废墟。许多人在惋叹之余，都不禁悚然自问：火灾真是广州人挥之不去的噩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