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初到广州的外国人，以好奇、惊讶的目光看待一切，什么都新奇，什么都饶有趣味，满街的店铺堆满了佛山纸伞、大良木屐、揭阳竹编、新会葵扇、阳江漆器、东莞草席，到处缤纷繁丽，目不暇给。当一位英国人找到了他认为“看来似乎最优美、最完美无瑕的顶峰”的东西——象牙雕刻之后，他在旅游笔记中写道：“著名的英国伯明翰雕刻匠试图仿照优雅的牙雕折扇扇骨，虽然他们的技巧也是非常灵巧和精致，但始终没有取得成功，而且根本无法和中国的产品竞争。”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象牙精制品”就出现在葡萄牙从澳门贩运的货物清单里。曾经有一艘葡萄牙商船，被英国人劫持到英格兰德文郡的达特茅斯港，船上满载的东方物品，把所有人都惊呆了。英国人做了详细记录，他们的战利品包括丝绸、棉布、地毯、皮草、香料、染料和种种手工艺品，还有数量庞大的檀木、家具、瓷器与象牙。

牙雕工艺在广州，可以追溯到盛唐。当年的诗人王建游览广州城，亲见“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的壮观场景，码头关口堆满了从船上卸下的象牙，印证了牙雕业的兴盛。到宋代的时候，工艺水平已出神入化，匠人采用镂空通雕的技法，镂出两层都可以转动的象牙球，时人惊为鬼斧神工，名之曰“鬼功球”。及至明代，象牙雕刻的工艺，更上层楼，坊间有“苏州样，广州匠”之谚。明代的《广州志》认为：“（广州）香犀、象、蜃、玳瑁以及竹、木、藤、漆诸器，俱甲于天下。”

有“仙工”之誉的广州牙雕，亦称南派牙雕，分雕刻、镶嵌和编织三大类，以雕刻之中的镂雕最具特色，精致玲珑，巧夺天工。题材多为花木、山石、龙舟、宝塔、蟹笼等岭南山水景物。精致的象牙印章、文具、梳具、餐具等成为中国的仕宦人家的必备之物，良工巧匠甚至制作出极为精细的象牙席。广州的象牙席，甚至惊动了朝廷。

雍正六年（1728），胤禛要造办处依宫中原有的一张象牙席的尺寸，制作一张黑漆床。消息传到广州，巡抚杨永斌揣摩圣意，以为皇上喜欢象牙席，立即调集广州城内最优秀的象牙匠师，赶制了两床象牙席，送入内廷。谁知这年粤海关监督的贡品，也是两床象牙席，广东竟同时进贡四张象牙席。胤禛认为奢侈太甚，立即下旨：“朕于一切器具，但取朴素适用，不尚华丽工巧，屡降谕旨甚明。从前广东曾进象牙席，朕甚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降谕旨教导。今则进献者日多，大非朕意。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其体尚小，若制为座席，则取材甚多而人工大费，开无用奢靡之端矣。此等物件既已进献，不便发还，而留在宫中又实无可铺设之处。”他告诫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若从海洋而来，则从此摒弃勿买。制造之风自然止息。”

这回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两广总督鄂弥达、广东巡抚杨永斌等，赶紧把象牙匠师遣散，不敢再进贡象牙席了。现北京故宫还收藏着两床象牙席，其中一床长216厘米，宽139厘米，长期陈设于“珍宝馆”中。

清代有多少人在广州从事牙雕行业，没有准确的数字。象牙雕刻业分为贡品行和洋行两个行业组织。贡品行经营艺术性较高的象牙制品，以朝廷贡品为主，行址在三府前。洋行以制作民间用品为主，多数内销。行会之外，又有些自立门户的艺人成立了大牙行，会址在小新街，人称“象牙会馆”。四牌楼西侧的象牙街，包括柴把巷、马巷、走木巷一带，相传是宋代蕃坊出售象牙货品的专业街。柴把巷和马巷现称象牙二巷、象牙三巷。明代很多象牙和玉器的加工作坊，都聚集在这里。

象牙球、象牙折扇骨、项链、象牙梳、鼻烟壶等，是海外客商一下船就四处搜罗的物品。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述，当时来广州的欧洲商船，对货舱上的装货位置都有限制，但船员们的卧房和床位却不在检查范围之内，这里便成了夹带私货的仓库。虽然公司一再禁止船员的私人投机贸易，但“他们仍然投机购买一些珍贵物品，如扇、象牙雕刻、刺绣及其他体积小而价值大的珍品。屡次对船长及职员的私人投机的限制，不能长久保持”，因为利润实在太过诱人。进货价一两的象牙雕刻、绘扇、刺绣，在伦敦可以卖到一镑，这意味着高达200%的利润。《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举了雍正七年（1729）的英国“林恩号”为例，船上夹带的私货价值，便达到1244镑。

当船离开广州港口之后，船员们开始拿出他们的“私货”互相炫耀，刺绣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广州刺绣在欧洲的热度，并不亚于象牙雕刻，甚至直追其上。明代的澳门，是葡萄牙采购中国商品的中转基地，真正的货源，集中在广州。广州城内很多人的营生，都是为出口服务的。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Gaspar de Cruz），在广州逗留了几个星期，走街串巷，眼界大开，对遍布城厢的工艺品作坊，叹为观止。他的《中国志》一书写道：“（在广州）很多手工业工人都为出口贸易而工作。出口的产品也是丰富多彩的。有用彩色丝线盘曲地绣在鞋面上的绣花鞋、彩漆绘画盒、硬木家具、镀金的铜盘、瓷器等，都是绝妙的艺术品”。

有人粗略统计，仅广州附近，就有两千五百多家纺织作坊，分布在带河基、晚景园、龙津桥、金沙滩一带，雇用了五万多名机房仔。西关有许多地方都是机房的晒布场。市井中流传着的机房仔故事，为人津津乐道，其中胡惠乾大战“机房仔”，更是家喻户晓。故事说胡父因小事被机房仔打死，胡惠乾从少林寺逃下山为父报仇，引起少林、武当两派在广州大火并。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就是鸦片战争时，三元里乡民抗英，曾发红帖柬请机房仔支援，由锦纶堂出钱，机房仔出力，参加抗英作战。有一个叫陈棠的机房仔，率领一千多机房弟兄在西村阻击英军。

绵纶堂是广州丝织行业的总机关，分工十分细致，下面有放机行、朝蟒行、金彩行、宫纻线平行、牛郎行、杂色行、洋货三行、十一行、十八行、丝纱行、线纱行、广纱行、绍纱行、三纱行、八丝行。其中洋货三行又分为安南货行、新加坡行、孟买货行；机房行又分东家行、西家行。各行有各自的经营范围，严禁搀行夺市。

与丝织行业相关的，还有匹头行、土布行等，经营匹头、土布、扣布、格布最集中的地方，就是西关的杨巷。后来洋布大举输入，迅速占领市场，土布招架不住，杨巷也不得不向洋布敞开门户，货品以上海棉布、纱绸莨布、土织棉布和呢绒居多。全街卖布匹的店铺，门连户接，店员们都站到门外招揽生意，一见妇女经过便扬手高叫：“大姑，买布啦！”广州人都把杨巷叫作“大姑街”。

行内立有各种严格的规定，详细到货式大小、工人酬劳高低，都不可任意违反，否则会受到全行鸣鼓而攻。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于新茧供应太多，市场丝价暴跌，车丝行成员便一致决定停工一个月，停缫新茧。在这一个月内，有谁敢私缫新茧，罚款一千两银，五百两归举报者，五百两归公箱。业内以此维持丝业的市场价格。

绵纶行的祖师爷是“汉博望张侯”，即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每年八月十三“师傅诞”，绵纶行业的人都会大肆庆祝。东家（雇主）在绵纶堂聚会，而西家（工人）则在西门口外（今中山七路）的先师庙聚会。

实行一口通商以后，从广州出口到欧洲的绣花衫，每件可以卖到八两白银，绣缎、绣丝纱每匹卖八两白银，绣牛郞每匹七两，绣茧绸衫每件六两，绣点绢、绣绢、绣线绸每匹六两。欧洲人追求广州绣品，几乎到了不计成本的狂热程度。英国人把剪裁好的服饰和设计好的图案，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送到广州加工绣制。有些欧洲贵族连名片也要拿到广州刺绣，才显得矜贵。后来发展到圣母像、耶稣像和国王、大臣肖像，都要雇请广州的绣工，以特殊针法和绒线来绣制。

当巴洛克艺术风席卷欧洲时，广绣构图的繁复热闹，色彩的金碧辉煌，表达情绪炽烈张扬，特别符合欧洲人的审美要求。在状元坊出品的珠绣云额、珠绣拖鞋、钉珠围裙、荷包、扇套等，花纹丛繁，色彩浓艳，极富装饰性；而珠绣粤剧戏服，也是一派豪华气象，采用钉珠方法，在戏服花纹图案的边缘，钉上玻璃珠串，造成珠光宝气、华丽夺目的视觉效果。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广州第一家刺绣行业的行会——“锦绣行”成立，入会的有三千多人；同时设立刺绣业的会馆“绮兰堂”。广绣行业有一个奇特之处，就是绣工都是男人，称为“花佬”。乾隆（1736—1795年）年间，绣坊、绣庄多达五十多家，三千多名花佬每天埋头在绷架前，飞针走线。他们多数是广州人和潮州人。《南海竹枝词》描写了这段锦绣岁月：

希珍大半出西洋，番船归时亦置装。

新到牛郎云光缎，边钱堆满十三行。

与岭南人的性格一样，广绣具有天生的开放性，用材和技法，博采众家所长。有人总结出中国的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包括广绣和潮绣）、蜀绣的特点是：苏绣雅致，湘绣奔放，粤绣华艳，蜀绣明丽。而广绣因地处海洋贸易前沿，得天时地利之便，吸收海外各种新型材料和绘画技法，工艺不断推陈出新。屈大均描述广绣：“有以孔雀毛绩为线缕，以绣谱子及云肩袖口，金翠夺目，亦可爱，其毛多买于番舶。”孔雀尾、孔雀羽，大多来自苏门答腊、暹罗、佛朗哥、安南等地，这是材料上的大胆创新。

广绣特有的金银线绣，又叫盘金绣，多用于绣制裙褂、戏服和画幅；丝绒线通常用于绣装饰画，扪针细若毫芒，丝线密不透风，光线明丽，色彩缤纷，极受海外欢迎。充满喜气的中国图案，如龙凤、鸟兽、花卉、瓜果、山水、博古、福禄寿三星、八仙等，随着一件件精美绣品，远渡重洋，进入了欧洲的富绅人家。在广州还有一种“孟买绸”，是在白色或黑色、红色的缎子上绣满各种花鸟龙凤图案，大雅大俗，亦饶有民间情趣，专供印度孟买市场，然后再转口各地。

欧洲客商不仅带来了刺绣的图样，还有大量瓷器的图样。康熙（1662—1722）年间，欧洲的珐琅表、珐琅铜画片及珐琅彩料等，开始传入广州。本地匠师吸收了这些技法与彩料后，很快发展出“广东珐琅”。从时间上看，珐琅用于陶器的技术，在欧洲诞生才两年，广州工匠已成功应用在瓷器上了。

当时全国拥有烧制瓷胎珐琅彩技术的，只有宫廷造办处和广州的工匠，别无第三家。就手艺而言，两者很难分出高下。广州的瓷胎珐琅有胎薄件小的特点，这是作为民间工匠出于节省材料的考虑，无法与宫廷造办处相比；而纹饰则别具一格，对绿、紫、红、蓝、金等不同颜色的运用，较造办处更加大胆、开放，营造出镂金铺翠的视觉效果，亦更加强烈。描金画珐琅的装饰中，经常出现巴洛克式的大卷叶，以奔放热烈的构图，释放着来自欧洲的风采流韵。广州珐琅工匠制作的点心盒、花瓶、小盘、茶碗、座钟面的瓷盘、寺庙的香炉、花瓣，甚至小至衣服上的纽扣，件件精巧玲珑，穷工极态。

广州工匠严格按照欧洲客商提供的版画和图样绘制图案，烧制瓷器，这类产品称为“订烧瓷”，其中一个很特别的种类叫“纹章瓷”，因为瓷器上绘有欧洲一些显赫家族、都市、公司、军团、团体的特殊标志，对研究欧洲历史，有独特的价值。国外研究者戴维德·霍华德（David S.Howard）在其著作《广州、上海及香港三城记》中认为，制作于康熙时期的珐琅彩乔治·沃雷纹章瓷盘和珐琅彩托马斯·特雷弗爵士纹章瓷盘，是最早的广彩瓷器。

广彩是广州地区釉上彩瓷艺术的简称，又称“织金彩瓷”“洋彩”“广东彩”。客家人刘子芬的《竹园陶说》写道：“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往粤埠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粉瓷，然后售之西商。盖其器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者也，故有河南彩及广彩等名称。”

这段文字，简略地记载了广彩的来龙去脉。当年的工匠们，从景德镇购回素胎瓷，绘上金色花纹图案，然后用低温焙烧而成。广彩的特点是构图紧密、色彩浓艳、金碧辉煌，犹如万缕金丝织白玉。这种工艺始于明代的广州三彩，清代发展为五彩，并在乾隆年间逐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收藏有大量广彩精品，仅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就收藏了1717件。

广彩行业也有自己的行会，名为灵思堂，成立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由揽首（东家）与彩绘工人共同组成，最初设在西关文昌路毓桂三巷，后来搬到河南。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灵思堂的成员达三千多人。凡从事这个行业，都要加入行会，否则不仅无法立足，甚至还可能会被灵思堂的专业打手找上门来，狠揍一顿，踢出广州。那些打手都是“食过夜粥”的，个个五大三粗，舞枪弄棒，专职维护行内秩序。

揽首和瓷庄负责向洋行接订单，瓷工从揽首那里接活，按照图样在素胎上描绘，完成后交回瓷庄烧制。瓷庄各有各的经营领域，金山庄是经营美洲的庄口，洋庄是经营远东和欧洲的庄口，南洋庄是经营东南亚的庄口。但由于从业者太多，即使在灵思堂内部，也难免发生各作坊主互相压价竞争的情况，所以作坊主们又成立了比灵思堂低一级的组织——承彩堂，统一制定工价，规定加彩工艺的等级和质量，严格按工艺的等级和质量制定收货价，以避免行内恶性竞争。(www.daowen.com)

每个到中国的欧洲人，总想把他们目睹的一切记录下来，那时没有照相机，只能靠绘图留下视觉资料。传教士和水手中的业余画家们，便纷纷拿起画笔，用速写和素描，把沿途的风土景物画下来。带回国内后，人们争相传看，无不啧啧称奇。但这些人毕竟在中国逗留时间不长，见闻亦有限，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委托广州的画师，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描绘成一幅幅画作。

一个新的艺术品种——外销画诞生了。

现存最早的外销画师，是一位叫作史贝霖（Spoilum）的画师，他最早的绘画记录，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所画的肖像画。他给人画像，两个小时就可以画好，收费只要10美元，生意十分兴隆。一位美国顾客端详着史贝霖画的肖像惊叹：“他是多么擅长肖像画艺术啊。”

前来找史贝霖绘像的外国人，络绎不绝，包括美国波士顿地区1799年成立的东印度海事学会的首任会长，他希望史贝霖给他和夫人绘一幅像，但他的夫人却没有到场。史贝霖只好在现场给会长绘像，再照着会长提供他夫人的肖像画临摹，合成一幅。会长回国后，把肖像画捐给了东印度海事学会，而学会的藏品库后来发展成一家以收藏东方外销物品为主的博物馆，同时也是美国历史最久的一间美术馆。

有行家评论，史贝霖是广州最出色的肖像画家，他笔下的人像，眼睛炯炯有神，嘴角带着微笑，但稍缺乏立体感。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人绘画，一向不太重视阴影。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阴阳脸”不美观、不吉利。包括被画的对象，也不希望自己被画成“阴阳脸”。弘历皇帝就很讨厌西洋油画，觉得它“阴色过重，则视同污染”，也就是明暗对比太强烈，令人不能适应，所以“宁取淡描，而使阴色轻淡”。

在广州这个通商口岸，外销画作为一个特殊的工艺品种，受西方趣味影响，至为明显。有些画师本身就师从西洋画家，英国人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道光（1821—1850）年间居留澳门27年，去世后安葬于澳门。他的绘画在澳门、香港、广州等地，传播甚广，很多外销画师都仿效他的风格，如著名的关乔昌（啉呱），便是钱纳利的高足。

关乔昌的画《老人头像》，入选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使其成为最早跻身欧洲一流画展的中国画家。1841年他的油画《茶商毛升肖像》在美国纽约展览；1851年他的油画《伍浩官肖像》《耆英像》及《林则徐像》在波士顿的文艺协会参展，《林则徐像》又在英国伦敦参展，被誉为中国的托马斯·劳伦斯（Thomas Lawrence，英国摄政时期最出名的肖像画家，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长）。他的画风是典型的英国学院派，他画店门口的招牌，也自我标榜：“啉呱，英国和中国的画家”。当代画家刘海粟认为，关乔昌的油画极为出色，倘若他生活在除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度，都会成为一个新画派的奠基人。

关乔昌的弟弟关联昌（庭呱），担任过钱纳利的助手，以画水粉画、水彩画著称。他的作品《插秧》，被美国皮博特-伊赛克斯博物馆收藏。香港艺术馆也藏有“庭呱画册套封”，正面题款为：“洋装各样油、牙、纸通（通草）、山水人物、翎毛花卉墨画稿。关联昌庭呱承办。”由于关联昌的绘画水平直逼钱纳利，而价钱却便宜很多，影响了钱纳利作品的销售，两人最后竟至交恶。

有的广州画师，还负笈海外，到欧美各地学习绘画。在《南海县志》里便记载了南海画家关作霖，有人说他就是史贝霖，18世纪末附搭洋轮出国，游历欧美，专攻油画。学成归国后，在广州开设画室，为人绘画肖像，栩栩欲生，见者无不赏叹。他们的画作，是外销画中的精品，不可与一般行货同日而论。

嘉庆五年（1800），英国人梅森（George Henry Mason）出版了一本《中国服饰》，书中收录了60幅各行各业的服装图，据梅森自己说，是根据广州画师蒲呱的外销画绘制的。蒲呱画过大量有关广州市井行业的图画，包括卖花、补鑊、补鞋、倒屎、刺绣、弹花等，三教九流，无不入画。嘉庆十五年（1810），61岁的英国著名风景画家托马斯·丹尼尔（Thomas Daniell）和侄子威廉（William）到访广州，就是被外销画所吸引，他们借鉴其风格、技巧与题材，画出了《中国旅途的如画风景》一画。这些事例，均可视为外销画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然而，关于外销画的血脉承传，探讨起来却往往极为复杂，因为它既不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改进，也是不是对西洋油画的简单模仿，而是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人群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品种，在此之前没有过，在此之后也不会再有。就像一场流星雨，在工艺美术史上，密集地划过，留下一天璀璨的光痕，然后归于寂灭。

美国首任驻中国领事山茂召（Samuel Shaw）初到广州时，听到别人议论，说广州有很多画家，但他们没有什么设计天分。他跑到十三行那些中国画店，仔细观察后，也认同这一说法：“中国人虽然在临摹艺术品方面做得很好，可是却没有太多的原创天分。”事实上，外销画只是一种旅游纪念品，其生产方式是根据市场的需要形成的。许多画师的作品，其实只是他雇用的工匠代画，署上他的名字而已。西方游客并不要求外销画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他们感兴趣的是异域风情，生动有趣，至于画作想表达什么，他们并不在乎。从事绘制外销画的画师，文化程度可能很低，也可能没经过美术训练，但很清楚洋人喜欢什么。

外销画的材料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是用进口的矿物颜料，在宣纸、进口的画纸、绢、布上作画，也有画于瓷板和玻璃上的。绢本、纸本画，纸与颜料互相渗透，融摄合一，固然可体现虚实相涵的美学之蕴，但因为外销画数量很大，进口画纸的成本太高，于是，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左右，画师们发明了用通草纸作画。

通草又叫通脱木、木通树、天麻子等，是一种常绿灌木，易于采集。用茎内的衬皮制造通草纸，成本较低。西洋人搞不清这是什么材料，见它质轻雪白，以为是用稻米做的，所以又叫它米纸。在通草纸上绘画，色彩鲜艳，肌理细腻，画面清素而别致，富于立体感。但通草纸质脆，通常要裱在数层宣纸之上，再以丝带固定边沿。

另一种常见的外销画是玻璃画。玻璃最早是从国外进口，但广州很早就能生产了。当时人们把进口玻璃叫作“洋玻璃”，自产的叫“土玻璃”。玻璃画的工艺，17、18世纪流行于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由耶稣会的传教士带入中国。

画师用石蜡溶液涂于玻璃面上，然后用针尖刮出图案，再用氢氟酸进行腐蚀，最后清除石蜡，图案便清晰地出现在玻璃上。广州人称之为“蚀花玻璃”。或者是用油彩、水粉、国画等颜料，在玻璃的背面绘画。题材有风景、人物、花鸟、吉祥图案等，极具装饰性。由于玻璃表面光滑，不易着色，所以玻璃画的技巧很难掌握，而且是在玻璃背面按镜像绘画，难度更大。在宫廷造办处，就有来自广东的工匠从事玻璃画制作，早期用于建筑装饰，后来发展为用以制作挂屏、插屏、围屏、宫灯等工艺品。这种工艺于乾隆年间（1736—1795）流入民间，成为外销画的一个热销品种。但由于优质的玻璃要依赖于进口，成本昂贵，加上运输不易，19世纪以后逐渐式微。

外销画的题材，多为珠江三角洲的街市、衙门、港口、桥梁、茶楼、庙宇、庭园、作坊等民间生活场所和官员、商人、妇女等肖像。不同的画店有不同的特色，有专画花卉植物的，有专画广州街头各行各业的，有专画珠江上各式各样船只的。还有一种很特别的题材，就是把茶叶、瓷器、丝绸等物品的生产工序，以连环画的形式，完整地描绘下来，以满足欧洲人对这些行业工艺的浓厚兴趣。

有一幅《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长卷，堪称外销画中的极品。原画长920厘米，高74厘米，为绢裱本卷轴水粉画，创作时间约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是英国人雇用中国画师为纪念其在广州商贸经历而作，后来被英王乔治三世收藏。这幅巨作，西起广州城西的黄沙、柳波涌西炮台，东至广州城东的大沙头、东水炮台，广州港口、广州府城和珠江沿岸风景，尽收笔底。大小码头和各类官私、宗教、中西建筑两百多处，参差错落，鳞次栉比；泊在岸边或行于江中的船只四五百艘，岸上和船上人物六七百余，画工精细入微，物象形态生动，再现了当年广州贸易口岸的繁荣景象，令人惊为神作。

每个画店都有一位主持的画师，全部以“呱”字作为名号，他们掌握整个制作过程，全程流水作业，起稿、上色、勾线，各有专人负责，有人专画树木或人物，有人专画房子，甚至有专画人物的手和脚的；图样的木版雕好后，把通草纸覆盖其上，拓出画面轮廓，再按样板上色。一幅画的完成，是许多人合作的成果。

洋人在十三行逛街，只要远远看见店铺门口的招牌有“呱”字，就知道是卖画的。庭呱的门前，便悬挂一块写着“Tingqua”的匾额。有人猜测，“Qua”是葡萄牙语Quadro，意思是油画。但当时行商名字中流行的“官”字，也是“Qua”，如伍秉鉴为“伍浩官”（Howqua），潘振承为“潘启官”（Puankhequa），显然与绘画无关。Qua是否仅表明此人是一家商号的主人？就像人们叫“伍老板”“潘老板”一样？为什么用在画家身上时译作“呱”，用在商人身上时译作“官”？这还有待考证。

鸦片战争前夕，外销画最为兴旺。有人盘点了一下，道光十五年（1835），在广州十三行靖远街、同文街一带，就有三十多家外销画的店铺，从事这一行业的画工多达两三千人。琳琅满目的广州风情画和复制的欧洲油画、水粉画、瓷板画、玻璃画，堆满店面。这里几乎是欧洲人必去的观光景点。

在欧洲游客眼里，几乎所有画店的布置，都差不多，一位游客描述：“第一层楼（即二楼）是工作室，通过这草纸和其他画在此被绘制；地下层（即一楼）则为店面。这是广州城外所有艺术家住处的安排。”走进画店里，“你会经过店内陈列的、已完成的、在拍卖的作品。其中最值钱的是通草纸绘画，它们被放在玻璃柜里，摆在房子四周，依照价钱成行地排列着”，顾客可以意选购画作。相比中国的铜元或银两，广州人更喜欢用番银交易，西班牙的佛头银元、荷兰的马剑、葡萄牙的十字钱、墨西哥的鹰洋，都无任欢迎。

画师的名气，就是作品的质量保证。嘉庆二十四年（1819）秋，美国费城旅行家小罗伯特·沃恩（Robert WalnJr）在广州旅游，他对外销画特别感兴趣，几乎跑遍所有画店，逐一品鉴，还编制了一张十三行“行外人”（画店主人）名单，为广州画师排座次，琛呱名列第一，啉呱排名第二，此外还有通呱、小通呱和福呱等画师，都上了这份榜单。

道光十五年（1835），英文报纸《广州邮报》刊登了一则幽默的广告：“可以向读者保证：如果他们希望在下次彗星访问地球之前的有限时期内永生，毫无疑问，最好是为母亲、姐妹、情人、知己、妻子留下一幅比在她们心目中更英俊漂亮的肖像——蓝阁画的，只要15块钱，罕见地传神！”蓝阁就是啉呱关乔昌。1838年，在伦敦举办了一场很轰动的展览，展出巨幅的广州风景画，在展览画册上注明：“此作品源于广州画家通呱之原创作品，其作品以高度写实而闻名。”

近代史上，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导致外销画式微，一是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西方关系急转直下，田园牧歌的时代结束；二是道光三十年（1850）前后照相技术的传入，取代了外销画的纪实功能。

舞台的灯遽然暗灭，再亮时，已换了布景。如今，在那些已经发黄的通草纸上，挑着担子的小贩，依然在走街串巷，云吞面档“笃得、笃得”的敲竹板声，麦芽糖档“得得当、得得当”的敲铁板声，还像往日一样，带着缕缕清香，从麻石雨巷的深处飘出；珠江上的片片帆影，渐行渐远，隐于烟水之间；那些缫丝的工人，码头的苦力，谈生意的商人，还在为口奔驰，忙忙碌碌。这一切都洋溢着俗世市尘的风情，若连缀起来观看，就像一幅珠江三角洲的“清明上河图”，温馨而充满活力。

时光清浅，流年远逝，昔日的香脂，转眼已成琥珀。外销画在历史上的寿命，虽不及丝绸、瓷器久远，但它记录了18、19世纪广州市井生活的真实图像，生动地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人文风貌，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媒介，它的使命，业已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