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年（1732），一艘属于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腓特烈国王号”，船上携带着28门火炮，从哥德堡起航，驶往一个完全陌生的东方大港——广州。它穿越了大西洋，绕过好望角，于初秋时节，抵达珠江口伶仃岛。因为担心广州海关不让它进港，“腓特烈国王号”升起了英国旗，在海关的引领下，顺利进入了黄埔港。这是瑞典商船首次到达中国口岸。在西方商人中，瑞典商人是最温和、最友好的。他们获准进入广州贸易后，便在十三行地区开设商馆，采购货物。整个冬天，他们都待在广州。这里比北欧温暖得多，寒冬腊月还有鲜花盛开。而且广州商人诚实、大方，也让外商觉得踏实，在这里做生意，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都要容易。

四个月后，瑞典人采购了151箱及1801捆瓷器，共计49906件；丝织品23355件，棉织品633件；此外，还有大批茶叶、清漆家具、白铜、壁纸、桌布等，于当年的腊月，乘着冬季季候风正盛，起锚挂席，返航瑞典。第一批来自中国的货物，在瑞典拍卖收入高达90万旧克朗。有人惊呼，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跑一趟中国，赚取的利润相当于瑞典当时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从此，瑞典东印度公司每年都派商船到中国，多则三四艘，少则一两艘。在公司的历史上，共有132次亚洲航行，其中129次是以广州为目的港。瑞典东印度公司规定，每次商船从中国回来以后，货物一旦拍卖完，马上把所有账本统统烧毁，一张纸片也不留下，以免惹起海盗注意。

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广州的人口，已达百万以上，居世界十大城市之首。所谓“乾隆盛世”的乾隆十三年（1748），来广州互市的外国商船，只有18艘，至道光十七年（1837）已达到213艘，二者相较，简直天壤之别。这一年，广州的出口总值达到3607.526万元，进口总额（不含鸦片）为1853.9377万元，出进口总值折合3932万余两白银，比起七十余年前的“乾隆盛世”，增长达六倍之巨。可见关起门来自我陶醉的盛世，远不及打开国门做生意，钱来得更多、更快。

描写当年十三行繁华盛景的诗文，充栋盈车，充满了“天子南库”“金山珠海”“五市之都”一类溢美之词。担任过怡亲王府教席的乐钧，在《岭南乐府·十三行》中写道：“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楼阑粉白旗竿长，楼窗悬镜望重洋。”而另一位汉军正红旗的文人鲍珍，也有竹枝词咏歌：“海珠寺前江水奔，诸洋估舶如云屯。十三行里居奇货，刺绣何如倚市门。”

然而，乐极生悲。人们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怕什么就来什么的。广州人最怕火灾，于是火灾就来了。道光二年（1822）十一月一日晚，刚敲过二更，太平门外一家饼店失火，火逐风飞，瞬间漫天通红。

彼时广州还没有专职的消防机构，扑救火灾的任务，除了驻防营勇，主要由街坊自行组织的水车公所承担，经费亦由街坊筹集，以购置水车、水桶等工具，还有一些救火人员，平时各有营生，一旦发生火警，听见警钟敲响，出动扑救。按照约定，警钟设在上九甫和下九甫，以此为界，北面火警连敲五响，南面火警连敲六响，但这天钟声却持续不断。越秀山上也响起隆隆炮声，震动全城，这是山上守兵发现火警鸣炮。一场浩劫降临了。

全体官员不分官职，不分文武，通通奔赴西关救火。洋人也出动全部水车，从西濠抽水扑救，但水源不足，水管被高温烤得纷纷爆裂。到了半夜，风向突然改变，大火向十三行扑去。到第二天上午，不列颠馆已有五六处起火，迅速蔓延到小溪巷和旧中国街，连片的夷馆和堆放毛织品的仓库，顷刻变成火海。到中午，所有商馆都起火了，无一幸免。入夜以后，火势更烈。人们泼向火场的那点水，根本控制不了火势，水火相撞，发出骇人的隆隆巨响，烟焰涨天，忽黑忽白，地狱的景象，亦不外如是。

两广总督阮元在城头奔上奔下，焦急万分。隔濠眺望，只见整个西关四下火烟布合，白昼如夜，民众突烟冒火，寻路奔逃。有的人本能地往火场外逃，有的人却往火场中心跑去，已经精神错乱，分辨不出东南西北了。阮元不禁失声痛哭，把自己的衣冠投到火中，祈求上天只惩罚他一人，放过西关万千黎庶。当火还未烧到十三行时，有洋商向他建议，把一些未烧着的房子拆去，开辟一条防火带，以阻止火势蔓延，阮元却没有采纳。

大火足足烧了三昼夜。灾后点数，十一家洋行烧掉了六家；所有行商的房屋货栈，亦付之一炬。烈火焚烧八十余条街巷、一万七千六百余户，烧死百余人，把洋行和夷馆计值四千余万两白银的仓储货物，统统烧成焦炭。那些熔入水沟的洋银，冷却后结成一条长达一二里的银锭，敲起来当当作响，坚不可破。顺德龙江不少儿童都会唱一首歌谣：“火烧十三行，里海毅兰堂，一夜冇清光。”歌谣唱的，就是龙江里海的行商谭康泰，他的毅兰堂以经营瓷器为主，在这场火中，亦化为灰烬。

但火灾中也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十三行原有一条灯笼街，在这次大火之前，人们已觉得街名不吉利，“灯笼”二字，有火、竹部首，都是招惹祝融之物，于是将其改名为登龙街，却还是逃不过火灾。但奇怪的是，登龙街有一座小小的光华庙，平时香火冷清，在这场大火中，邻近的房屋，统统被烧得乌焦巴弓，只有它安然无恙，连门口的两只灯笼，都完好如初。灾后清理废墟，街坊无不啧啧称奇。

在这场浩劫之后，人们迅速投入重建。仅用了几个月时间，西关就基本恢复了。在今仁济西路附近，曾经有一个专门为洋行制作家具的木匠广场，店铺多达七十多家。家具是耐用品，居然让七十多家店铺长做长有，可见十三行洋行之多、排场之大。温训写道：“粤人不惕，数月而复之，奢甚于昔。”他感叹这场火没有把广州人从浮华世界里唤醒，灾难注定还会来的。

这时的世界形势，与康熙、乾隆时比，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朝廷却毫无觉察，或许虽有所觉察，却不知如何应付。于是，鸦片战争爆发，十三行便寿终正寝了。

由于朝廷的对外贸易，一向厚往薄来，对外国货的进口，设立种种限制，所以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竟向中国倾销鸦片，每年多达两三万箱。虽然中国的官员与商人，很清楚这种商品的危害，但因为国内吸食者越来越多，需求量越来越大，这钱赚得太容易了，所以道德的约束最终被金钱所击穿。

鸦片贸易导致中国大量白银外流，财政枯竭，国库空虚。国民体质及精神，亦受鸦片荼毒，日益沉沦，到处是“膊头高过耳，膝头大过髀”的鸦片烟鬼。广州作为唯一的中国通商口岸，鸦片更是泛滥成灾，朝野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从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十四年（1834），朝廷多次颁令禁止鸦片贸易，都禁而不止。宣宗爱新觉罗·旻宁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抵达广州，以越华书院（在今越华路）为行辕，亲题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为了调查广州鸦片贸易及受鸦片荼毒的情形，他请越华书院监院梁廷枏召集越华、粤秀、羊城三所书院645人，进行了一次“观风试”。按朝廷规定，地方督抚到任，可命题考士子，名为“观风试”，以了解当地民情。林则徐在每份试卷中都夹入一张纸条，要求学生回答所知道的一切关于广州鸦片烟馆开设地点及开设人姓名、鸦片贩子姓名、官府包庇鸦片走私的情况，并提出禁绝之法。试卷严格保密，直接送到林则徐手上。

梁廷枏，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伦教人。出身于书香世家，幼年随父亲入西樵山静习，把父亲的藏书全部读遍。14岁那年，父亲去世，他迁居省城，寄居在光孝寺读书，可惜屡试不第，转而潜心通古训，考制度，辨名物，对戏曲、金石尤有心得。道光十四年（1834），梁廷枏中副榜贡生。但这时他的学术成就，已远超一个副榜贡生的水平。两广总督卢坤在越华书院设立海防书局，延聘梁廷枏为参修，编纂《广东海防汇览》四十二卷。这套书本来是由卢坤主编，但他还没开始动笔便病逝了，梁廷枏在巡抚邓廷桢的支持下，把这一工作全部承担下来。他全家迁入越华书院，经过两年时间，查阅了无数的文献资料，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这项意义非凡的工程。此书记录了自顺治十二年（1656）至道光年间，中外交往的重要事件，提出加强东南沿海防务，把广东老万山作为南海第一重要门户的主张。

道光十七年（1837），梁廷枏被聘为越华书院监院。第二年，海关监督豫坤聘他为粤海关志局总纂。他把官署档案都搬到越华书院的红云明镜亭，仔细批阅，考证梳理，编纂《粤海关志》，历时三年完成。其书所载史事，始于乾隆十四年（1750），迄于道光十九年（1839），全书共三十卷，叙述广东海关沿革、通商情况及行政制度，分列前代事实、口岸、设官、税则、禁令、兵卫、贡舶、市舶、行商、夷商等十四门，为研究鸦片战争前夕中外关系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

林则徐早就听过梁廷枏的名字，所以到广州后先去越华书院。他根据观风试得到的线索，对各个烟馆和买卖鸦片的商馆进行大扫荡，抓获不少鸦片贩子，并把包庇纵容鸦片走私、从中渔利的广东督标副将韩肇庆逮捕抄家。

林则徐的“下马威”，令人心大振。紧接着，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传讯十三行洋商伍崇曜，对行商滥保夹带鸦片的洋船，严加痛斥：“本大臣奉旨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勒令他们父子改邪归正，并责令转交谕帖，又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严正警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终始，断无中止之理。”

伍秉鉴说服洋商，向官府缴出了一批鸦片，但林则徐认为这只是九牛一毛，做做样子想蒙混过关，便勃然大怒，下令革去伍崇曜职衔，将其投入大牢。七十高龄的伍秉鉴，被摘去顶戴，套上枷锁，游街示众，从衙门游到十三行，沿途民众围观。对一个世界首富来说，被戴枷游街，亦算得上是奇耻大辱了。直到英国人缴出两万箱鸦片，林则徐才把伍崇曜放了。这批鸦片的钱，最后由行商公所的行佣基金偿还给英商。所谓行佣基金，最初是由每个行商把自己的贸易利润10%交给基金，后来从进口货交易中抽取3%的规礼，作为基金款项，专门用来打点朝廷和官府上下关系的。

英国商人一开始以为中国官场都可疏通转圜，拒不交出鸦片，林则徐下令禁止洋人离开广州，发兵包围商馆，查拿英国鸦片贩子。经过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Elliot）的激烈较量，坚定不移地和鸦片贩子斗勇斗狠，林则徐共收缴鸦片两万余箱，两百余万斤，于四月二十二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是为历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

为了扫清流入民间的鸦片，林则徐在长寿寺三贤祠设禁烟官局，收缴民间烟膏、烟具；广州绅民积极响应，在大佛寺设立了民间的“收缴烟土烟枪总局”，往各乡收缴烟膏和吸烟工具，配制戒烟药物。很多人对官立禁烟局有畏惧心理，不敢随便进入，宁愿缴给民办禁烟局，再上缴官府。收缴回来的鸦片，运到大沙头附近东炮台前，用铁镬煮化销毁。民局和官局桴鼓相应，相辅相成。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雷厉风行，有声有色，得到宣宗旻宁的赞赏，认为“所办可嘉之至”，降旨将林则徐、邓廷桢交部从优议叙，各赏加二级。林则徐55岁生日时，旻宁还亲笔题写“福”“寿”二字大楷横匾，差人送往广州，以示嘉奖。

道光二十年（1840）初，邓廷桢调任两江总督（后改调闽浙总督），林则徐出任两广总督。上任当天，林则徐便宣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英方随即宣布自1月15日起封锁广州海口。两国走到了战争边缘。

林则徐下令招募疍家水勇，只要英军入侵内河，则“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又督造战船，购置外国船只，组织兵勇操练，增建炮台，积极准备与英国开战。这年夏天，广东水师兵勇火攻英船于磨刀外洋。英国远征军开抵澳门海口，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林则徐离开广州，赴狮子洋检阅水师兵勇联合演习，颁发《剿夷兵勇约法七章》，组织水师出洋迎战英军。

英军掉头沿海北上，转攻闽、浙，所到之处，战火纷飞。旻宁大惊失色，立即改变调门，降旨痛责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拏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而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英军抵天津大沽口外，直隶总督琦善奉旨与英人谈判，答应惩治林则徐、邓廷桢等人，换取英军撤兵南返。

于是，英舰起碇南下。旻宁旋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林则徐被革职，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但随后林则徐又接到吏部文书，着他暂留广州，以备查问原委。林则徐从总督署迁出，移居高第街连阳盐务公所。琦善接任两广总督。林则徐多次向总督和巡抚献策，建议铸炮造船，维持广东抗敌局面，均被拒绝。事实上，广州的防御力量，不足以应付一场与英国的战争。林则徐寄寓高第街期间，日坐愁城，英雄无用武之地。(www.daowen.com)

琦善与英方私下签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并撤除海防工事，解散壮勇，向英方议和。旻宁得知琦善擅自割让香港的消息后，赫然震怒，令锁拿解京问罪，查抄家产，发军台效力；另派奕山、隆文、杨芳三人赴广州抗敌，不打算履行《穿鼻草约》。虽然奕山与隆文是主战的，但他们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备战，只是下令准备一些火木排和把解散的乡勇重新招募回来。

坊间相传，局势紧张之际，奕山仍在越秀山上放纸鹞。隆文则忙于收购字画古董，各路商人出入行辕，贸易如市。杨芳上奏朝廷，列举八条理由，说明广州绝难固守，其中一条是“城墙甚为单薄”。他的御敌妙计，是用“妇女溺器”来抵挡英国人的炮火。这些听起来很不堪的故事，很多是战败后，人们出于对这三人的愤恨而编造的。

英方认为清廷拒绝履约，必须教训一下。道光二十一年（1841）2月，英军攻陷虎门、横档各炮台，清军和民众死伤无数。5月，奕山等人发动了一次对英军的反攻之战，用点燃的木排，向英国军舰冲去，但遭到英人一轮炮火猛轰，清军71艘战船被击垮。英军随后大举进攻，连陷广州城外琶洲、猎德、大黄滘口、二沙尾、凤凰岗、西炮台、永靖、海珠各炮台。

奕山等人被迫与英军缔结城下之盟，赔款六百万元，其中两百万元由行商先付，其余四百万由官府垫支，行商分年摊赔归补。广州有民谣唱：“四方炮台打烂，伍紫垣（崇曜）顶上，六百万讲和，七钱二兑足。”似乎赔钱讲和，都是行商的错。其实，伍氏父子不过是代官府受过，出了钱还落个骂名。广州民众对英人极为愤怒，三元里村民更组织“平英团”，发起抗英之战。

林则徐奉旨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林则徐从高第街起程，黯然离开广州，前往镇海。旻宁再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官府对十三行商，没事时都当他们是摇钱树，任意敲诈勒索；一旦与洋人有交涉，就拿他们杀威，吓唬洋人，再不然就要行商出面斡旋做挡箭牌；如果斡旋不成打起来，商人的命运更糟糕。当时的大清十之八九是吃败仗的，商馆店铺被毁不说，败了以后官府要赔钱，钱还得从商人腰包里掏。

道光二十三年（1843），清廷与英国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广州、厦门、上海开埠。翌年，大清再与美国、法国分别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宁波、福州开埠。广州民众放火焚毁了数家商馆泄愤。英人却趁机与十三行怡和、广利、同孚、义堂、天宝、东兴、顺泰等行商签订租地草案，把东起西濠口，西至新豆栏，北起十三行街，南抵珠江边的土地，以年租金六千元洋银，租借25年。这是英国在中国的第一块租借地。紧接着，英人又把石围塘的一块地租了下来，再把十三行英美夷馆之间的新豆栏小巷租下，使两国夷馆连成一片，并且修筑围墙，限制中国人进入十三行。

五口通商后，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朝廷勒令旧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外商债务三百万银元，伍秉鉴家独领一百万，一时未能交清，官府天天派人上门催缴。伍秉鉴再也受不了，一病不起。伍家花园也走向衰败，晚清时做了儿童戏班的训练场地。1925年，画家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人在伍家花园故址开办彩瓷焗窑。政府也在伍家花园设立军火库，其后军火库失火，全园荡为烟尘。

英国人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向两广总督提出，要求准其进入广州城。官府既不想答应，又不敢拒绝，便希望借民间力量拒绝，令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监院，劝民自卫，但三个书院都没有办法。梁廷枏登高一呼，联合谭莹、许祥光等地方大绅，印刷布告，联络社学，号召民众起来抵抗英人入城，几天内组成数万团勇，列队于珠江岸边。梁廷枏又到英国领事馆，当面表达广州官民誓死拒英入城的决心，最终英人知难而退。咸丰元年（1851），朝廷赏梁廷枏内阁中书加侍读衔。

十三行这种公行制度，短期内让朝廷捞足油水，制造了一批超级富豪，但长远来说，中外贸易却难以健康发展。在鸦片战争前，十三行商人们沉溺于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而官府以报效、捐输、摊派等各种名义，扼吭夺食，又令他们疲于应付，陷于道尽途穷。结果，有些行商开始与洋人勾结，从事鸦片走私；有些行商受到官府勒索，转头又去勒索外商，以转嫁损失，形成恶性循环。

在这种体制下，那些巨商们，不管顶子有没有染红，下场都很凄惨。潘仕成晚年因经营失败，赔累甚巨，海山仙馆被官府查抄拍卖，抵偿债务。但这个庭园太过庞大豪华，没有人出得起巨资把它全部买下。坊间相传，“海山仙馆”四字拆开来看，“海”边三点水作“三元”解，“仙”的一半作“人”解，另一半与“山”字合为“出”，“馆”分开就是“官”与“食”。整句就成了“每人出三元官食”。结果官府真的印了三万张彩票，以每张三元出售。三水县一位穷塾师中奖获得了此园，然后又分拆出售。这种惊人巧合，不可思议。一座天上人间的神仙洞窟，最后变得支离破碎，做了无数的民居。

外患未解除，内忧又暴起。咸丰四年（1854），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刺激下，广东各地会党纷纷起事。天地会首领陈开在佛山揭竿扯旗，粤剧艺人李文茂在江村、陈显良在新造起兵，所有人头裹红巾或腰缠红带，称“洪兵”或称“红巾”。七月初，当陈显良率兵进抵三宝圩时，冼村卢昌聚众响应，簸箕、猎德各村乡民纷纷投奔，队伍骤增至万余人，声势浩大。

天地会众在数月之间连克府州县城四十余座，七月中旬，李文茂、陈显良、卢昌等部，准备从东、南、西、北四面会攻广州。东路由陈显良、卢昌率领冼、猎、簸等东郊各村洪兵两万余人，从燕塘出发，进逼至广州城东门外五里，也就是今梅花村一带。

闰七月初六，一声炮响，十万洪兵分四路围攻广州城，西路李文茂，东路陈显良、卢昌，北路甘先，南路林光隆。全城炮声震天，烟焰弥漫。东路洪兵分两路前进，一攻北较场，一攻竹丝岗。猎德炮台清兵开炮阻击，但洪兵冒死向前，一举攻占竹丝岗。闰七月初八，两军展开决战。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城中指挥守城，清军参将卫佐邦所部守卫城东，在东较场与陈显良、卢昌所部激战三昼夜，洪兵未能取胜，伤亡惨重而退。

十三日，清军开始反攻，为了防止洪兵利用村庄作为营寨，采取焦土政策，每攻占一地，即焚烧一地。清军先在城东鲤鱼头岗（今五山一带）修筑土台，作为大营，然后展开四面兜剿，派兵焚烧簸箕村，洪兵在村内坚守数日，十五日卒被攻陷。清军“尽焚簸箕村贼巢，复攻燕塘圩贼营”，参将卫佐邦率绿营及部分团练出东门，直攻燕塘，沿途纵火，焚毁数百间村舍；十八日，城东团练乘船至东涌（今大沙头）登岸，从右侧进攻燕塘；东莞、潮州团练则从左侧进攻燕塘。卫佐邦督兵勇往簸箕村搜捕残余洪兵，“焚毁从逆祠堂、屋宇，斩伐树木”。这条千年古村一时浓烟蔽日，烈焰冲天。

清军攻占冼村后，同样采取纵火烧村的做法，焚毁卢昌的家和村舍、祠堂，再乘势猛攻燕塘、三宝圩。洪兵抵挡不住，节节后退，陈显良撤退回城南新造，卢昌撤退到城北佛岭市，投靠李文茂部，燕塘和三宝圩先后失陷。此次战斗，洪兵战死一千余人，被俘54名。

八月下旬，卢昌率领洪兵反攻，再度攻陷燕塘和三宝圩，重建军营。九月初三，清军卷土重来，再次攻破燕塘、三宝圩，烧毁洪兵七处军营。十月十五日，洪兵二度收复三宝圩。但卫佐邦率领各路官军团勇从冼村、岑村、长湴村等处进攻三宝圩，沿途烧毁房屋数百间，洪兵苦战失利，败退至龙眼洞，卢昌和大部分将士战死，被俘者甚众。

叶名琛在击退洪兵围城后，复大举清乡，“各县乡局缚解余贼至省城伏法，日不下一二百人，尽是月乃已”。学者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描述清乡屠杀情形：官军几乎见人就抓，“不讯口供，捕得即杀，有如牛羊之入屠肆”。在广州城的法场，“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刑场四周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天字码头附近，有一个地名叫“法场地”，广州人都叫它“杀人地”，便是当年的刑场。据城中父老说，法场地从早到晚不停地杀，一口气杀了七万多人，而全省被杀者，则高达四十多万人。

广州已成乱邦，别说做生意，就是正常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咸丰六年（1856），清廷与英国、法国再起兵端。英法联军从广州小北门附近越墙入城，先后占领了越秀山和城外炮台，并占大北门、小东门以及城中各衙署。两广总督署被炮火击毁。英军闯到两广总督署，搜捕两广总督叶名琛，将督署抢掠一空，放火焚烧，一德社和附近靖海、五仙两城门，均被焚毁。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而闻名的叶名琛，被英法联军押往印度，最终绝食而死，也算践行了宋明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念。

十一月十八日，被激怒的广州人终于按捺不住，冲到十三行，四面纵火。这场大火直烧得头无片瓦，地有残灰，《触藩始末》一书描写：“夜中遥望火光，都作五色煜耀，或谓珠宝毁裂所致。于是数千年所谓十三洋行者，皆成瓦砾场。”偌大的十三行，只烧剩一幢房子，从此结束了它长达一百多年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显赫历史。

两广总督署被毁后，新任两广总督劳崇光把督署搬到今越华路，修葺扩建原抚标参将署。改建后，其规制与卖麻街旧总督署相仿，但面积缩小了许多，他开玩笑说是“缩水兰亭地”。而卖麻街的总督署旧址，则永远租给法国兴建圣心天主教堂，租银六万三千余文。土地交与法国天主教普行劝善会。

教堂的格局与形制，由法国工程师仿照科隆大教堂的哥特式风格设计，其艺术和技术更显成熟。其同治二年（1863）奠基，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历时25年，耗资40万金法郎。这座雄伟的圣心大教堂，采用巨型花岗石砌筑，所以广州人称教堂为“石室”，这些巨石都是在香港九龙开采，用船运至广州。连同颐铎园、主教府及附属的中小学、医院、育婴院、神学院、门前店铺，这座教堂共占地六十多亩。

圣心堂建成时，其南部地超过现在的旧部前街，到清后期光绪时，今旧部前街以南的地域已不属圣心堂地，所以它的实际面积为五十六七亩（西界玉子巷，北界大新街，东界白米巷，南界旧部前）。同治元年（1862），法国人再租教堂东南两面之中镇府署、马房、轿班房、督标箭道，合共租借土地六十亩三分五厘，每亩年租钱一千五百文，前后两项租钱合共制钱九万余文，每年由法国驻广州领事送给中国地方官收存。

英、法两国要重建商馆洋行，但嫌原十三行的地方过于浅窄，与民居太接近，担心洋行成为攻击目标，于是咸丰九年（1859）英国人在沙面北面挖了一条宽40米，长1200多米的河涌（即今沙基涌），使沙面变成一孤悬江面的小岛，把沙面沿岸的炮台全部拆除，防城炮及炮台基石投入江中，加填沙砾土石，修筑堤岸。咸丰十一年（1861），英、法两国与清廷签订《沙面租借条约》，沙面西边五分之四的地划为英租界，东面五分之一为法租界。

沙面被划为租界后，陆续兴建起一百五十多座欧洲风格建筑，作领事馆、教堂、银行、邮局、电报局、商行、医院、酒店、酒吧、住宅及俱乐部之用。先后有九家银行、四十多家洋行和企业，在这里设立区行、分行、支行、办事处等，如亚细亚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公司、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屈臣氏药房及汽水厂、英美烟草公司、瑞记洋行、高枝洋行、吻啫氏洋行、些喇士洋行、汇丰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渣打银行、万国银行、台湾银行等。洋商们也有各自的组织，如美国商人的扶轮会、英国商人的群英会，还有代表全体洋商的西商会，不一而足。

回望十三行百年路程，它标志着以城市而不是农村为中心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已逐渐形成。流入城市的是人口与资源，流出城市的是商品与观念。城市绅商阶层逐渐以独立的姿态登上舞台，成为社会的精英领导阶层，与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举手投足，都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广东商人郑观应直率地说，兵战不如商战，“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者，在贸易上与世界各国竞争也。因此，商人可以说是新价值观的创造者，是新制度的催生婆；他们是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最重要的动力。

公行的贸易模式，造就了大批与官府和洋人利益血肉相连的富商和买办。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美商琼记洋行所雇用的24名买办，清一色是广东人；怡和洋行在咸丰至宣统年间（1851—1912）雇用过32名买办，其中18名广东人，超过总数一半；宝顺洋行于道光至同治年间（1821—1874）雇用过21名买办，有14名是广东人。他们大都是从广州十三行中历练出来的。这个统计还尚未计及在香港和东南亚各地的广东买办。

五口通商和十三行瓦解，导致大量广州外贸商人流往香港、上海。由于各口岸洋行数量，都以几何级数激增，需要大批熟手的买办，许多广州买办便挟着算盘、账簿，风尘仆仆，转战于上海、厦门、福州、宁波各地了。鸦片战争前后，在上海从事外贸的掮客、买办、通事，乃至跟班、仆役等人，至少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来自广东。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招商局，也几乎全是珠江三角洲（以香山县为主）的买办商人在主持大局。传教士晏玛太（Matthew Tyson Yates）在《太平军纪事》中说，咸丰年间有八万广东人在上海谋生。数字是否准确姑且勿论，但上海开埠之初，是广东人手把手教会上海人怎么做海外贸易的，则大抵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