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鹅潭北岸约五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汇集着各大商馆和夷馆，计有东（小）溪馆、义和行、集文行、隆顺行、保和行、孖鹰行、丰泰行、瑞行、帝国馆、宝顺馆、章官行、中和行、黄旗行、法兰西馆、美利坚馆、荷兰馆、西班牙馆、丹麦馆等，井然有序，错落有致。夷馆外飘扬着不同国家的国旗，江面上停泊着来自五洲四海的船只。有一首竹枝词写道：“十三行外水西头，粉壁犀帘鬼子楼。风荡彩旗飘五色，辨他日本与琉球。”广州俨然有世界商贸中心和航运中心的气象。

开海贸易后，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升，开始组织各种行会，奉行“商各有行，行各有规；自为保护，自为推拓”的方针，制定同行规约，包括规范度量衡、货币和经营模式，约束同业间的竞争，处理投诉、制裁、祭祀等事务。当会员不幸破产或遇上其他天灾人祸时，行会将施以援手。只要朝廷不打压，民间社会自会蓬勃成长。

康熙二十五年（1686），官府发出文告，把广州商人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两大类，金丝行从事沿海地区的对内贸易，缴纳住税；洋货行也称公行，即大名鼎鼎的十三行，专门从事外贸，缴纳的是行税。这是官方第一次把外贸作为一个独立行业，从普通商业中划分出来。开海贸易并非放任民间自由贸易，而是实行“以官制商，以商制洋”的策略，凡外商来华做生意或办理其他事务，都须经过朝廷特许的洋货行进行。洋货行总揽对外贸易，代理外商报关缴税，并负责转达、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双重性质的半官方组织。

为了刺激贸易，从康熙三十八年（1699）起，广东海关停罢各关正额外加增盈余银两，对西洋商船也一律照减二成的比例征收，以示普天之下，德泽均沾。随着外国商船逐渐增多，为了防止互相抢客，搞乱市场，洋货行商决定订立自己的行规。

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二十六日，16家洋货行商齐集一堂，在神灵面前，杀鸡啜血，缔结十三条公行行规，要求中外商民一视同仁，“倘夷商得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且恐发生鱼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应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禁止行商自定货价或暗中购货；禁止以劣货欺瞒外商。没参与盟誓的商人，不得染指对外贸易，只能经营扇子、漆器、刺绣、图画之类的大路货。那些被排斥在公行之外的散商，愤愤不平。

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行商们先后五次组织公行。乾隆十九年（1754）、九年（1744）和十年（1745），朝廷多次上谕，厉行保商制度，由十三行总揽一切海外贸易，禁止非行商团体参与海外贸易，以确立行商对外贸的垄断地位，不容动摇。

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行，不止十三家，全盛时多达四五十家。从成立洋货公行的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十三行消亡的一百多年间，行商数目并不固定，时多时少，刚好是十三家的，只有嘉庆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两年。道光十七年的十三家行商是：

怡和行伍秉鉴，商名浩官；

广利行卢继光，商名茂官；

同孚行潘绍光，商名正炜；

东兴行谢有仁，商名鳌官；

天宝行梁丞禧，商名经官；

兴泰行严启昌，商名孙青；

中和行潘文涛，商名明官；

顺泰行马佐良，商名秀官；

仁和行潘文海，商名海官；

同顺行吴天垣，商名爽官；

孚泰行易元昌，商名昆官；

东昌行罗福泰，商名林官；

安昌行容有光，商名达官；

这份名单，并没有把十三行时代最富有的行商，全部囊括在内。坊间有一首谣谚：“潘卢伍叶，谭左徐杨，虎豹龙凤，江淮河汉。”前面八个字，代表了十三行八位著名行商，后面八个字，形容他们财雄势大。歌谣中的卢（上林）、谭（世经）、徐、杨，都不在上面这份名单之内。

若论财富，排第一的，当属怡和行商人伍秉鉴。他原籍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安海乡，父亲伍国莹在福建茶行打工，自朝廷开海贸易后，举家迁入广东，隶籍南海。伍国莹在广州谋生，最初并不顺利，做账房一度因欠债而逃匿，转做盐商又赔了本。后来他在城西（今仁济路附近）开了间从事外贸的元顺行（后改名为怡和行），慢慢爬升到二十家行商中的第六位，但又因为拖欠关饷，不得不东躲西藏了几年。嘉庆六年（1801），伍秉鉴子承父业，入主怡和行，外国人都叫他“浩官”。从表面看，伍秉鉴的性格，似乎不太适合做生意，沉默寡言，没有幽默感，洋人觉得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甚至有人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

伍秉鉴不会说笑话，却很会做生意。怡和行在他手里，第二年便跃居行商第三位，五年后已坐二望一。嘉庆十八年（1813），官府决定从行商中挑选两个人，充任总商，一切评订货价和对外通商事宜，统由总商负责，其他商人不得过问。伍秉鉴众望所归，成为两位总商之一，口含官宪，手握议价权，处尊居显，如日中天。

伍秉鉴在生意场中，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除了凭借着官府所给予的垄断地位外，他个人的性格品行，也是重要原因。洋人都公认他“诚实、亲切、细心、慷慨”，也许这就是他做生意的另一种本钱，是他独有的成功之道。

有一位美国商人和伍秉鉴合伙做生意亏了本，欠了伍秉鉴七万二千银元，无力偿还。他也很信守合约，因债务在身，便老老实实待在广州，不敢脚底抹油。伍秉鉴知道后，心生怜悯，当着这位商人的面，把债据取出，撕成碎片，对美国人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是运气不好而已。现在我们之间的账目已结清，你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了。”七万二千银元，相当于五万多两白银，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很多知府大人一年的俸禄加养廉银收入，还不到一千两，这是他们五十年的“工资收入”，却被伍秉鉴随手一撕，化作废纸。

还有一位美国商人替伍秉鉴承销生丝，伍秉鉴要求他把赚到的钱兑换成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期票。这位商人急于赚快钱，自作主张，用这笔钱买了一批英国毛织品，以为是“皇帝女，不愁嫁”，结果却是“秋后扇，没人要”，亏了几千元。这位美国商人愧疚不已，主动向伍秉鉴认错，表示愿意赔偿。但伍秉鉴只淡淡说了一句：“以后要多加小心。”并不要他赔钱，而是自己承担了这批没销路的毛织品。《旧中国杂记》的作者亨特说：“伍浩官（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讨论的题目。”

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对行商以严厉著称。有美国水手在广州打死民妇，阮元连十三行的保商黎光远也一并收监，最后判了黎光远流放伊犁。黎光远其实很冤枉，还因此破了产，伍秉鉴和几个洋商一起筹款，送给黎光远作流放伊犁的生活费。

这些有着浓浓人情味的逸闻，显示伍秉鉴并不是一个“孤寒财主”，他做生意颇能为别人着想，过得了自己，也过得了别人，令中外商人对他都赞誉有加，虽然怡和行的收费比其他行高，但洋商仍然乐于与他做生意。到19世纪中期，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数量惊人的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千万家财，还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同时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www.daowen.com)

有人估计，伍秉鉴在其巅峰时，拥资超过二千六百万银元，相当于朝廷年收入的一半，创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金钱神话，为天下所艳羡。仅看他的别墅庭园，已让人叹为观止。伍家花园在海幢寺以西一带，又称南海伍氏别墅。园中青松成林，故又有“万松园”之名。其南面一带为山岗，称万松岗，又称万松山、万松岭，即今乌龙岗。伍秉鉴的长兄伍秉镛曾有诗《癸未秋小筑万松园》写道：“家傍青山树风重，参差垣宇绿阴浓。海天到夏多风雨，寺院长年送鼓钟。疏处阑干须补竹，闲来渔钓不扶筇。幽栖颇得衡门乐，更喜书声彻夜逢。”

伍家花园约始建于嘉庆八年（1803），规模之大，“袤延数里”，达13.3万平方米。其东与海幢寺为邻，南及庄巷，西临溪峡（今溪峡街）、龙溪（今龙溪首约、二约），园中湖水园中有一个大湖，面积达数千平方米，西通龙溪，北至漱珠涌。每年端午，都在湖中举办龙舟竞赛。湖的北面是伍家祠。花园规模可与《红楼梦》的大观园相媲美，中央大厅摆得下数十桌筵席，能容上千名和尚诵经礼佛。据上他家做过客的洋人描述，登上他家的高台，“广州全城景色及城外江河舟楫俱在眼前”。如今的伍家花园，只剩下一条“伍家祠道”以及一小段红砂墙基，供人凭吊。

垄断企业往往是腐败的渊薮，垄断程度越高，腐败越烈。垄断的权力是官府赐给的，官府要得到回报，于是便导致官商勾结。在嘉庆六年（1801）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期间，伍秉鉴向官府行贿、捐输、报效的钱，多达一千六百余万两，换回了一堆金光闪闪的官衔、封荫和官职。按清朝规定，商人最高只能授三品职衔，但伍秉鉴给自己捐了个从二品顶戴（相当于布政使），上至伍秉鉴的曾祖父，下至其子伍崇曜，五代俱晋一品荣禄大夫，成了广东首屈一指的红顶商人，连皇帝都知道广州有个叫伍秉鉴的富翁，钱多得不得了。

十三行因为有官府的支持，才获得外贸的垄断地位，因此行商与官府之间，多少都有金钱关系。但阮元为官清廉，他对商人的监督也格外严格。当时行商实行联名具保的制度，一家行商倒闭，其欠债要由联保的其他几家行商偿还，经常出现一家破产，便连累几家倒闭的情形。坊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阮元当两广总督时，因为有行商倒闭拖累了怡和行，伍秉鉴去见阮元。阮元问他欠饷的情况，他说：“不是我有意欠饷，实在是因为市道疲软，官府催饷又急，我吃不消了。这样下去，官商两败俱伤。”阮元挥挥衣袖说：“既然如此，我免你家数年饷，好自为之。”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阮元当两广总督时，正是伍家生意的鼎盛时期，何至于上门求官府免饷？阮元也不是一个如此不负责的官员，随便就免一个行商几年的饷。事实上，阮元铁面无私，对伍秉鉴一视同仁，道光元年（1821），因为伍秉鉴对外船夹带鸦片一事，知情不报，阮元便奏准摘去他的议叙顶戴，以示惩戒。

在早期行商之中，则有颜时瑛的名气颇大。他是南海人，父亲颜亮洲在雍正年间就是十三行商之一，经营泰和行十几年，除做买卖中介之外，亦做茶叶生意，成为巨富，被十三行商公推为领袖。他在绣衣坊南海西庙附近有一所巨宅。颜亮洲死后，泰和行由两个儿子继承。到乾隆年间，在次子颜时瑛经营下，泰和行已雄踞十三行的第三位。颜时瑛斥巨资，把父亲留下的邸宅，大肆扩建修葺为一座豪华的庭园——磊园。

据到磊园参观过的人描述，登门入前厅为“四箴堂”，堂东为“辉山草堂”，沿小径北行数十步便是“遥集楼”，与北面“静观楼”相对。在园北的池塘上，荷翻翠盖，碧波照影，簇拥着一只假画舫，名“自在航”，悬一副楹联：“不作风波于世上，别有天下非人间”。侧有“跃如亭”，曲槛水榭，雅丽幽邃，是文士酬酢唱和之所。西行至“临沂书屋”，是主人家的藏书阁，炎夏时节，卷帘推窗，满目清凉，正是品茗读书的好时光。

藏书阁前是“海棠居”，每当海棠花开，主人便邀请朋友在这里聚会，吟诗作画，观摩雅什。海棠居南有“留春亭”，往东有“静观堂”，是全园最高建筑，登高俯瞰，园内楼阁亭榭十八景，尽收眼底。时人称磊园“甲于全城”。南海人陈撷芳曾撰写《磊园》诗百韵，对园中的建筑，描述十分详细。

颜时瑛十分好客，磊园里几乎天天鸣钟列鼎，就像举办流水宴一般，省城达官显宦、富商巨贾，川流不息。据其后人颜嵩年在《越台杂记》中描述，“宴客之日，西关冠盖辉煌，导从络绎，观者塞途”。宾客步入大门后，由八人骑骏马开道，从桃花小筑一路直达大堂，庭园规模之大，可想而知。主人鞠躬款接宾客，大吏握手垂青。宴时架棚堂前，请来戏班大锣大鼓演戏娱客，有时又会请来江湖艺人，变弄戏法，呈巧献技，曼衍鱼龙，离奇诡异。“堂中琉璃缨络，锦缎纱厨，徽徽溢目，檐前管籥之音，曲拍之声，洋洋盈耳。”

但颜时瑛最后的收场，却很凄凉。当时外商把货物运到广州，因为不能久留，所以经常会把货物赊给十三行的行商，加算利息，第二年才回来收钱。行商把货销出后，往往不会压着一大笔现金，而是把货款先作别的投资。但万一周转不灵，等到洋船到时，交不出钱，便会惹上官司。颜时瑛生活挥霍无度，欠下外商一百多万两银，被控诓骗罪，革去职衔，充军伊犁，泰和行的房产被没收拍卖。

同文行的潘振承，是十三行的行商领袖之一，几乎垄断与英国的生丝贸易，乾隆二十五年（1760），潘振承联合了九家行商，呈请设立外洋行，专门经营中西贸易。当伦敦汇票刚出现在广州时，惯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商人，满腹狐疑，不敢使用。但潘振承在认真了解它的运作原理后，立即明白其优越之处，大胆采用，成为第一个接受以欧洲汇票支付生丝合同货款的中国商人。

乾隆五十三年（1788）潘振承去世，其子潘有度接管同文行，成为总商，与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号称“广州四大富豪”。嘉庆十二年（1807），发生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海王星号”水手在广州与人冲突，把一名广州人打死的事件。官府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偿命，遭到英方拒绝。于是，当局禁止“海王星号”商船卸货交易，并将这艘船的担保商、广利行商卢观恒以及“海王星号”的翻译逮捕入狱。该案由前后两任广州知府、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和番禺知县会审。被告人是52名“海王星”号船员，因为还没有找出凶手，所以全体船员要一齐受审。《广东十三行考》一书说，十三行派出四大行商出席陪审，其中就有一度被捕的卢观恒，还有潘有度、伍秉鉴、潘长耀，而潘有度“位占四商之首席，其当时地位之重要可知”。

潘有度面对官府没完没了的婪索聚敛，深感厌倦，曾以十万银两贿赂海关，获准退商。他有一句名言：“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但嘉庆十九年（1814），在外商与官府的压力下，潘有度不得不重作冯妇，再次出任十三行总商，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所有到广州的外商，都会去拜访他。外商对他赞不绝口：“这位商人，在过去数年中与公司从事非常庞大的交易，而其做法也最具信用，最令人满意。”两广总督蒋攸铦对他的评价也很高：“潘有度其身家素称殷实，洋务最为熟练，为夷人及内地商民所信服。”但潘有度却始终郁郁不乐，几年后便去世了。

潘有度似乎更愿意做一个文人。诗人张维屏说：“容谷（有度）丈理洋务数十年，暇日喜观史，尤喜哦诗。”他曾写过二十首《西洋杂诗》，内容涉及海外种种生活习惯、商业习惯、婚丧礼俗、科技与战争等风土人情，妙趣横生。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在音乐的伴奏下，用抑扬顿挫的粤语朗诵诗篇。张维屏说：“容谷善哦诗，土音哦诗，善吹笛者倚笛和之。”这种雍容逸雅的场面，令人心驰神往。

潘有度的哥哥潘有为，没有走家族经商的道路，而是走科考仕进之途。乾隆三十五年（1770）考中举人，越两年考取进士，授职内阁中书，参与编纂《四库全书》。他在芳村花埭有一座东园。芳村以种植鲜花闻名，花埭有三十多座园林，主人都是广州的富绅名流，除了潘有为的东园，还有张维屏的听松园、邓大林的杏林庄、康有为的康园等；还有号称“八大名园”的留芳园、纫香园、醉观园、群芳园、新长春园、翠林园、余香圃和合记园。这些园林遍种奇花异草，是岭南盆栽的一个重要基地。

十三行时代，许多商馆、洋行，都向芳村的花农订购鲜花。《旧中国杂记》上提到有一个叫“阿清”的著名种花人兼园林匠人。作者用诗的形式写道：“阿清，‘卖鲜花和种子’的人（他的招牌，悬挂在一根柱子上，将他的情况告知，是必要的）。”十三行的商馆和商人，每天向他采购大量鲜花，一船船运过江来，用来装饰走廊、房间和餐桌。行商们花在鲜花上的费用，不知凡几。

在广州也有一些财大气粗的商人，横跨金丝、洋货两行，内外通吃。潘仕成就是一位身兼盐茶商与洋商的巨富。关于他到底是不是十三行行商，争议颇多。《广东十三行考》的作者梁嘉彬曾向潘氏后人打听，“知潘仕成为盐茶商，与同文、同孚行无关”，但“粤人多有谓潘仕成亦十三行行商者”。

鸦片战争时期，潘仕成出资仿造了四艘铜底战船，又从国外买回大炮，并且资助朝廷造炮，准备在“船坚炮利”上，与英国人一较高下。道光二十二年（1842）朝廷降旨，潘仕成受命督办七省海防战船、火炮和自制水雷等军工生产。翌年又因为他成功研制攻船水雷，被破格赏加布政使衔，从二品顶戴，一时备极荣宠。

潘仕成虽然富可敌国，但难得的是，他也热心文化事业，做生意之余，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搜集坊间的故书杂记、孤本善本、前贤遗编，刊刻成书，计有《海山仙馆丛书》（一百一十八卷），《佩文韵府》（一百四十卷），又《佩文韵府拾遗》（二十卷），《石刻海山仙馆集古帖》（十卷），《兰亭集帖》（四卷），《尺牍遗芬》（二卷），《选刻经验良方》（十卷），收藏在私人园林“海山仙馆”内。馆内还筑有回廊三百间，以嵌石刻，称“海山仙馆丛帖刻石”，总数一千余方。

海山仙馆在荔湾涌畔，它的宏伟华丽，是市井小民想象不到的。光是在园里走一圈，就足以把人累得半死，亨特参观过后惊叹：“这一处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他在《旧中国杂记》一书中形容，海山仙馆“可以容得下一个军的人”。

园内有山有水，山岗上松林苍苍郁郁，树影带云；山岗下是一个大湖，霞气逼水，万点波光。从小码头登船，可直放珠江。湖面有一座大舞台，可表演戏曲歌舞。又有一宽敞明亮的大堂，临水而立，左右廊庑围绕，碧瓦朱甍，丹楹刻桷，恍如皇家宫苑。堂西以小桥通往一凉榭，轩窗四开，一望碧空。园中有一副楹联：“荷花世界，荔子光阴”，自名家手笔；另外还有两副意境清妙的楹联：“海上有三山，风景依然，玉箫何处？岭南第一景，黄梅时节，红荔湾头；荷花深处，扁舟抵绿水楼台；荔子阴中，曲径走红尘车马”。

时人孙橒在《余墨偶谈》中记述：“粤东荔枝湾，有盐商潘氏别墅。落成之日，以‘海上神山，仙人旧馆’八字成联，因额其园曰‘海山仙馆’。一草一木，备尽华夷所有，主人享清福者数十年。”“海山仙馆”四个字是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耆英题写的。

潘仕成不仅长袖善舞，而且乐善好施，广州小北门外至白云山的崎岖山路，就是由他出钱铺成平坦大道；他还捐银万余两，把破烂不堪的贡院修葺一新，浚井疏渠，种植花木，新建室舍五百六十余间。

十三行是一个制造神话的地方。在这里混迹的人，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鸡贩子出身的香山人吴天恒，就是这类匪夷所思的故事主角之一。他早年靠卖鸡维生，绰号“卖鸡爽”，后来进了洋行打工，从仆役做起，慢慢爬到负责货物入仓的职位。为了躲避官府苛索，吴天恒让货船在入港前，先把货物卸下，藏到某个地方，然后用蚂蚁搬家的办法，悄悄运入仓库。

有一回，一批贵重的货物抵岸，吴天恒照例先把货卸到码头附近的空屋里，不料这时洋行仓库失火，大班以为货已入仓，追着吴天恒询问损失情况，碰上他正在小解，手扶墙壁，表情痛苦。大班一看，顿时面若死灰，以为货物全烧光了，返回洋行后服药自杀。其实，吴天恒只是患了尿道结石，小便不畅而已。大班死后，洋行结业，那批价值两百多万两白银的货物，便入了吴天恒囊中。这种似乎只会出现在《拍案惊奇》中的情节，现实中竟真有其事。吴天恒凭着这笔横财，开了同顺行，跻身十三行商之列，甚至当上了苏松太兵备道兼江海关（上海海关）监督。这就是坊间哄传“一尿之功，立成巨富”的神话故事。

十三行不少行商是从福建移居来的。在自己的家乡，他们不过是些平庸无奇之辈，但一到广州，便如飞龙在天，鱼跃大海，成就了轰轰烈烈的事业。十三行形成了一个以外贸商人为主的利益集团。这不仅仅是一群身份相同、价值标准相似、利益相关的人聚合在一起，进行经济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向朝廷和官府提出利益要求，向社会宣示自身的价值观，从而对朝廷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