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王占据广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兴筑藩王府。靖南王耿继茂把城西的永丰仓改建为藩王府。这里紧挨着六榕寺，高耸的千佛塔近在眼前，驻守王府的旗兵见它色彩斑斓，都把它叫作“花塔”，把六榕寺叫作“花塔寺”。耿继茂在广州没待多久，顺治十七年（1660）便奉旨移镇福建。他的藩王府做了平南王尚可喜次子尚之孝的府第。广州实际上归了尚可喜一家独占，藩王府建在明代的都指挥使司署旧址上，这里曾做过绍武朝的皇宫，地势高隆，背倚越秀山，两边有六脉渠水相绕。

尚可喜打算按贝勒规格兴建他的藩府，琉璃砖瓦，台门鹿顶。但朝廷认为，皇上虽然赐给尚可喜金册、金印，但他只是由民身立爵，民爵与宗藩制异，不宜用绿色砖瓦，驳回了他的请求。但尚可喜在广东已把琉璃砖瓦烧好了，既不能用来盖藩府，只好捐给了佛寺，海幢寺、大佛寺、武帝庙和越秀山观音阁都是受惠者。

藩府建成后，范围南起今中山五路，北至后楼房，西至连新路，东至吉祥路，画栋飞甍，丹楹刻桷，高堂广厦，宏敞壮丽。尚可喜一生戎马，极嗜杀戮，除了打仗，就是喜欢狩猎，每年冬天都要躬领将卒，到萝岗围猎。王府里还建有四所备办处，一为“虫蚁房”，养蟋蟀、蝈蝈、秋蝉、蜜蜂；一称“雀鸟房”，养鹌鹑、画眉、白鸽、斗鸡；一称“鹰鹞房”，养海东青及苍鹞、麻鹰；一称“狗房”，养关东猎犬及哈巴细狗，四处皆由长史管理，各有二十余人专责豢养。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后来袭平南王爵位，更是个猫痴狗迷，养了一大群猫狗，各有名号，或称“小姐”“妞妞”，或称“相公”“小哥”。每天让宫监身穿锦衫，抱着猫狗招摇过市，民无敢触犯之者。

尚可喜是一个奇特的人，当清军在广州屠城时，很多人逃到河南。尚可喜扬言还要屠净河南三十三村。但当他来到海幢寺后，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出来见他，劝他放下屠刀。尚可喜忽然被寺院的悠悠钟声所触动，觉得自己还有“立地成佛”的机会，于是把杀心收了起来，改为诚心向佛。不久，他的女儿与妹妹都剃度香林，与古佛青灯为伴，女儿在大北门的檀度庵出家，妹妹在小北门的药师庵（又名飞来大士庵）出家。

海幢寺坐落在珠江南岸，后有千顷花田，花开如茫茫雪原；前有大江横陈，烟水浩荡，“毗庐阁绕万松风，入望鱼龙百变中。东下海涛天漠漠，北来山雨昼濛濛。”从这首诗可以想象海幢寺外的景象。南汉时在河南建有千秋寺，是二十八寺的南七寺之一，南汉覆亡时已被焚毁，后化为民居。在宋、元、明的几百年间，陆续有僧人在这里修建佛堂。尚可喜皈佛后，海幢寺用他捐出的琉璃砖瓦，兴建了天王殿和其他楼台殿阁，连香积厨和大斋灶，都用螭砖砌成，这些砖块后来成了古玩家搜罗的对象，被人偷偷用普通砖石替换殆尽。

经过大规模的扩建与修葺，海幢寺面积达十几万平方米，号称“不独甲于粤东，抑且雄视宇内”，与光孝寺、华林寺、六榕寺并称广州四大丛林。但自从用了尚可喜的砖瓦，那七十万冤魂，仿佛就依附在这里了。清人张琳的诗《游海幢寺》便写道：“缅昔增修初，屠城尚藩虐。七十万冤魂，膏血涂丹艧。忏蠥仰佛慈，低眉惨不乐。”

康熙五年（1666），海幢寺大殿修建竣工。广东提刑按察使司关中令撰写《鼎建海幢寺碑记》记述：“适阿公承心印受衣钵，主海幢院事，遂于丙午之夏首建大殿，广七楹，高三寻有咫。右角则地藏之阁，耸峙巍峨输；八角钟台，声彻云表。逾年丁未，就大殿前二百余武建四大天王殿，左右肃立为韦驮、伽蓝两殿，稍近里者为丛现堂，栋宇相连，上下各五楹，上则香积厨，其下则斋堂。由斋堂而右，则大悲阁与药师佛母堂参差并盖，鼎足而三焉。”

海幢寺有几个奇特之处。第一是寺院没有钟楼，却以钟声闻名。相传尚可喜铸了两口幽冥大钟，一在大佛寺，一在海幢寺。每天清晨，寺院敲钟，隔江和应，锽锽悠扬。顺德儒士潘凤升，明亡后弃儒冠，与僧侣游。他在海幢寺的墙壁上题诗：“珠海钟声日夜流，红棉绿瓦几经秋。钱王已去山僧在，更与谁吟十四州。”百年来因海幢寺钟声留下的诗篇，多不胜数，比如“地从虞苑坼，门对白云遥。蜃气迷花雨，钟声接海潮。”（岑徵《海幢寺》），“野寺正当逢上巳，疏钟频得共登台。”（僧古易《春日集海幢丈室呈乐和尚》），“上方忽报晓钟声，屋角林梢月正明。”（程可则《寄海幢阿字首座》），“门落江潮大，钟飞海气澄。南宗一勺水，谁此证三乘。”（陈寿祺《海幢寺》）。禅院钟声，有一种让人远离尘俗的感觉。

尚可喜铸造的铁钟，不止这一对，还有小北下塘的太平庵（又名白云庵）的一口五百公斤的大铁钟。铁钟通高1.24米，口径0.92米，双蒲牢兽形钮，钮高约0.31米。钟体上有铭文，记载了尚可喜攻陷广州的事迹：

今上龙飞之七年，平南王奉命恢粤。二月初六，师抵五羊城北白云山，结营山阿。凡九阅月，将士奋腾，兵马无恙。其间铸炮制药，随手而应，阴有神助。是年十一月初二日恢省。追溯不忘，乃捐赀建造太平庵，内塑佛像，爰勒之钟鼎，以志佛力于不朽，仍镌以铭。铭曰：鸣錞肃旅，以事南征。缘岩列帐，依岫分营。百举汇应，乃克坚城。爰溯佛力，铸钟鼎铭，用以永播其芳声。顺治壬辰岁三月吉日平南王建，广州府督捕通判周宪章监造。

这口钟于1982年在太平庵遗址被发现，移交到广州博物馆收藏。

海幢寺的第二个奇特之处，是寺中只有十六尊罗汉像，而不是像一般佛寺有十八尊或五百尊。民间传说，海幢寺原来是有十八罗汉的，某年济公和尚化身为一个乞丐到海幢寺，受到住持的轻侮。济公把两个又脏又烂的布袋放在大殿上，请住持派人帮他挑到韶关的南华寺去。住持故意戏弄他说：“有本事你让寺里的罗汉帮你挑吧。”济公跑到大殿，冲着十八罗汉喊了声：“听见没有，老和尚叫你们帮我挑行李。”竟然真有两位罗汉从堂上跳了下来，挑起烂布袋，随着济公飘然北去，把海幢寺的和尚们都吓呆了。从此海幢寺便只剩下十六罗汉，而南华寺却有五百零二尊罗汉像。

海幢寺第三个奇特之处，寺里有一株种植于明万历年间的鹰爪兰。广州人说：“未有海幢，先有鹰爪。”清人王士祯的《广州游览小志》中写道：“海幢寺有鹰爪兰一株，藤本，大两围，千枝相纠，花五出，初作绿色，久之渐黄，香与鱼子兰酷似。寺故郭氏园，兰，园中故物也。”关于这株植物，民间也有很多流传的故事。

海幢寺的原址，是一个叫郭龙岳的富人园林，家中婢女因主人丢失翡翠玉扣被怀疑，愤而投井自尽，以证清白。郭家事后填埋了水井，但废井里却长出了一株鹰爪兰，相传是这个婢女的魂魄。从此这个园子怪事连连，经常听见女子悲泣之声。后来郭氏家道中落，僧人把地买下来改建佛堂。明末清初人程可则，有一首吟海幢寺鹰爪兰的诗：“鹿苑多灵异，凡花总不同。兰开鹰爪绿，丹结马缨红。”坊间哄传有鹰爪兰花神，人若冒犯，必受祸殃，于是纷纷到鹰爪兰前焚香跪拜，以求神佑，民国时的报纸说：“香火之盛，几与大雄殿之三宝等，只羡煞头门守卫山门之四金刚。”直到21世纪，这棵鹰爪兰犹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海幢寺还有一个奇特之处，就是寺里的僧侣个个满腹珠玑，吟诗赋词，出口成章，下笔锦绣，竟然博得了“诗窝”的雅称，其诗甚至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海幢派”风格，留下了《海云禅藻集》《虚堂诗话》《慧海小草》《片云行草》等一大批诗集。晚清时，两广总督张之洞、学政汪鸣銮曾慕海幢寺僧宝筏的诗名，登门拜访，但宝筏却淡淡回了一句：“二公是爱和尚诗，不是爱和尚”，拒不见面。

获得尚可喜捐献砖瓦的还有大佛寺。大佛寺在拱北楼西侧，今惠福东路惠新中街，明代叫龙藏寺，身世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南汉国。关于大佛寺是否属于南汉二十八寺之一，长期有争议。有人说它在南汉时叫地藏寺，也有人说叫新藏寺，这两种说法，都认为它属南汉二十八之一。但也有人说它不在二十八寺之内，理由是在二十八寺有记载的寺名中并无新藏寺，而且二十八寺都建在城外，此寺在城内，紧挨着属于皇家御苑范围的西湖，可能是皇家专用的佛寺。

无论如何，到宋代时，随着南汉宫苑建筑大部分被荡平，这座身世不明的佛寺，也告荒废。直到元代重新建造，四方檀施，共襄其事，名为福田庵。至明代再大兴土木，进行扩建，改名为龙藏寺。杰构庄严，香灯煌荧。但经过百年风雨蠧蚀，到明代末年，寺庙再次衰落，竟至被官府没收，改为巡按御史公署。顺治六年（1649），寺庙毁于一场大火。

康熙二年（1663），尚可喜为了迎接自己的儿媳妇——世祖的女儿和硕公主，自捐王俸，依照京师官庙的形制，重修大殿，再塑金身，于翌年建成大佛寺。三尊三世佛坐像，以黄铜精铸，每尊高六米，重十吨。中间为释迦牟尼佛，左手掌心向上，平放在盘膝之间，右手结说法手印，代表现在；左为阿弥陀佛，左掌心向上，平放盘膝中间，右手放在右膝盖上，结垂手接引印，代表过去；右为弥勒佛，双手平放腿上，一掌置于另一掌之上，掌心仰放盘膝中间结禅定印，代表未来。另外还有一尊四米高、五吨重的观音像。竣工后，尚可喜撰《鼎建大佛寺记》，勒碑以纪其事：

迩者丰亨有象，念欲祝禧佑国，考访旧迹，因从军旅之暇，庀材鸠工，董修其事。是役也，始于癸卯之春，于甲辰仲冬告竣。中置梵释诸相，范金为身，东西两翼为方丈，庄严宏壮，观者耸焉。

尚可喜在广州开府后，把自己六个儿子送入京师，名为“宿卫”，实做人质。其后他的第七子尚之隆与和硕公主成婚，成为驸马。康熙六年（1667）八月，尚之隆夫妇来到广州省亲，尚府在大佛寺设为天子祝禧的净坛。尚之隆在京都聘请班禅大喇嘛四十人同至广州，在寺内修四十九日无遮胜会，斋醮之盛，世上难得一见。

大雄宝殿供奉三世佛像，建筑面积达955平方米，居岭南众刹首位，坐北朝南，高约30米，面阔七间（36.32米），进深五间（25.36米）。抬梁式梁架，上施檩枋承托檩子，驼峰、斗栱造型简朴古拙，有明代遗风。十九檩前后用六柱、两山墙承重。回廊周匝。重檐歇山顶，檐下施七踩三翘斗栱，上施彩绘，色泽鲜明，纹式简练。上盖素胎陶瓦，瓦当滴水。正脊饰以云龙、西番莲灰塑，龙身围绕着正脊两侧穿插，栩栩如生。正中有一鎏金葫芦形宝珠，垂脊、戗脊塑狮兽，两侧山墙饰以缠枝西番莲纹。复盆式雕花花岗岩柱础，古拙朴实，至今尚存。殿中的巨型楠木柱子，都是安南王上北京朝贡，路经广州时送给平南王的，柱粗两米，高十余米，重十吨，为岭南大寺殿柱之冠。

雍正十三年（1735），广州知府刘庶重修大佛寺，把面积扩大至3万平方米。殿前增建了宣谕亭，作为宣讲皇帝谕旨的地方；又在殿侧建造了韦驮殿、伽蓝殿，辟“佛境”“禅林”东西二门。晨钟带雨，暮鼓和风，疏磬添静，梵音清凉，虽然身在闹市，却俨然超出凡尘。乾隆年间（1736—1795），大佛寺再次扩建，踵事增华。又有人把大佛寺、光孝寺、长寿寺、海幢寺、华林寺并称为广州“五大丛林”。

大佛寺在近百年经历了兴衰相寻的命运。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在大佛寺设“收缴烟土烟枪总局”，负责收缴广东各乡烟膏和烟具，并配制戒烟药物。20世纪20年代，广东政府为筹措军费，频频拍卖公产，大佛寺亦在拍卖之列，价值60万元的寺产以30万元贱卖。大佛寺的面积因而不断缩小，四面被民居所占。

康熙十四年（1675），尚可喜又要求六榕寺住持慈忍和尚兼任西禅寺住持，大规模修葺两座寺庙。尚可喜虽然杀人如麻，但对释道二教，却乐此不疲，不仅大修佛寺，广结善缘，而且认为自己平定广东，全凭道教中的摩利支天尊庇佑。他还于顺治十二年（1655），重修和扩建了三元宫。《南海百咏续编》便记载了这一工程：“三元宫，在越井岗，即唐之悟性寺故址。寺久废。顺治十二年，平南王建为道院。”四年后，又在今应元宫道一带，建造道观，奉祀天尊，取名“应元宫”。今应元路、应元宫道均因此得名。

康熙十五年（1676），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就是尚可喜在广州病殁了。他是三藩（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之中，对朝廷最忠诚的一个。他在，玄烨对他还礼让三分；他一死，形势便急转直下了。玄烨对第二代亲王尚之信既不信任，也无好感。尚可喜死后四年，朝廷派刑部侍郎宜昌阿赴粤勘问。尚之信率领大军还在广西征战，闻诏即解印还广州候拘，被重兵羁押于五仙门提督行台。

尚之信出事，藩府顿时乱作一团。尚家昆季之节、之璜、之杰与亲信李天植等人，都认定是旧属都统王国栋心怀怨望，卖主求荣，于是以尚之信母亲舒氏名义，召王国栋入藩府议事。藩府内埋伏好刀斧手，及王国栋至，以掷杯为号，一拥而出，将其缚下。尚之信的儿子亲手把王国栋两眼剜去，再由之节、之璜、之杰及李天植等人把王国栋寸磔割肉喂狗。

王国栋家人闻讯，慌忙向将军赍塔求救。赍塔早有收拾尚府的打算，立即借题发挥，调兵遣将，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全城戒严，包围藩府，把李天植及自副都统参领以下共一百零八人，悉数拘捕。当年八月，圣旨马递广州，尚之信依谋反律，母、母弟凡同谋者，俱弃市，家产籍没。那年的中秋，广州气氛如临大敌，城头只有巡逻士兵的灯笼，映照着森严的刀戟，没有一个敢出来赏月的民众。

八月十六日夜，凉风有信，秋月无边。赍塔骑着高头大马，领兵巡城，巡抚金儁严兵以待。次日清晨，尚之信被押到府学名宦祠前，由宜昌阿读圣旨赐死。李天植、尚之璜、之杰等一百零八人，环跪拱北楼前，刽子手手起刀落，一路排砍过去，一百零八颗脑袋相继滚落尘埃，血汩汩而成渠。名宦祠故址，即今日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西侧消防队一带。(www.daowen.com)

在一片刀光血影之下，更有令人悚然的天象出现。“八月彗星出东方，直扫天中紫微垣，大约有小丈，其色紫红，闪烁有光，望之令人可畏，至十二月乃灭。”每逢国家遭遇大事，这类天呈异象的记录，便在史书上出现，引起民间的惶恐不安。

凭借着藩府势力发财的沈上达，对自己的结局是否有预感，已无人知晓，但在这次政变中，他的命运也很悲惨。他和藩府是一根绳上的蚱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今藩府已成覆巢，沈氏安有完卵？金儁查抄藩府时，顺手把这个富商的家也抄了。抄没的家产，有近百万两之巨，在广州堪称仅次于藩府的第二大富豪。负责查抄“逆产”的侍郎宜昌阿和金儁，都发了一笔横财。

康熙二十年（1681）朝廷下旨撤藩，选派精锐的汉军禁旅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官兵1210人进驻广州。康熙二十二年（1683），再派正红旗、镶红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等官兵1875人进驻广州。朝廷下令原迁到南城的广州官署衙门迁回老城。自归德门至大北门（今解放中路、解放北路），东面建院、司、道、府、厅、县各署，西面建驻镇将军、都统等武职衙门，平南王的藩府改作广东巡抚署，但总督行署没有搬回老城里，仍在卖麻街，尚之孝利用靖王府建的府第，则改为广东将军署，至今仍留下将军东、将军西等街名。咸丰十一年（1861），将军署的北边一部分被割出来，做了英国的领事馆。

巡抚署的后花园，在乾隆二年（1737）辟建成民居街巷，称后楼房上街、后楼房下街。原来的鹰犬房改为军器局。巡抚王轼认为原藩府后花园至越秀山脚这片地方太过寥廓，易藏狐鼠，便把后楼房至越秀山脚的六十余亩地，划归官府，建为抚标较场，供抚标两营作为练习射箭的地方。

玄烨对顺利解决了平南王，松了口气：三藩次第削平，南方从此可以安枕矣。他下令革除藩府设立的各种渡税、盐埠，“广东所有大市小市之利，经藩下诸人霸占者无算，可会同巡抚详察，应归百姓者，题明仍归百姓，则广东人民得沾无穷之惠矣。”而对于那些大大小小的藩商、王商，则毫不留情：“各省商贩人等，欲藉藩下行势，投入者甚多，皆须查明，应断出者即行断出，其不应断出者应尽行遣发来京，勿致逃亡隐漏。”

沈上达是王商之首，与广东官场的关系，盘根错节、牵丝挂藤，玄烨希望从他口中，挖出更多官场蛀虫，趁机把南方的“割据势力”连根拔起。但也正因为沈上达掌握了太多官员贪赃枉法的罪证，他一天不死，许多人就如坐针毡，夜不安寝。

沈上达在狱中面壁思过，自然很清楚，狱墙之外，多少人天天烧香拜佛，咒他快死，其中包括吞没了他大笔家产的金儁。因此他从不指望能够活着走出狱门。有一天，他发现狱官莫名其妙解开他身上的锁链，又一声不吭地走了。开始还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很快明白这是给他一个自行了断的机会。正所谓“食得咸鱼抵得渴”，与人无尤，多少人间富贵奢华都享受过了，还有何遗憾？于是沈上达在狱中投缳自尽，一了百了。

玄烨大为震怒，对前来面奏请旨的大学士、学士说：“沈上达系尚之信所属富商，朕闻广东大小官员，无不用伊银两，因此杀死以灭其口，亦未可定，其死显有情弊。”他决心一追到底，调江西巡抚李士桢任广东巡抚，并派刑部侍郎禅塔海等人南下调查，他警告负责调查的官员：“务须从公核审。此事颠末，朕皆洞悉，勿以干涉大臣势要，妄徇情面，株累无辜。”

在严刑峻法之下，大批贪官污吏，纷纷落网，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当初查抄藩府、沈府“逆产”的官员，后来大部分成了阶下囚，抄回来的“逆产”，揣在怀里还没捂暖，又被别人当“逆产”抄走了。

玄烨没有忘记沈上达一案，一再追问，但禅塔海坚称，沈上达在狱中自缢是实，绝无其他内情，他愿以人头担保。这更令玄烨怀疑了，堂堂刑部侍郎，犯得着为一个商人赌脑袋吗？所以禅塔海愈是信誓旦旦说没内情，玄烨愈是觉得大有内情。

李士桢到广东后，口含天宪，奉旨行事，施展雷霆手段，把“抄没尚府家产案”的重重黑幕，一路揭将下去，同时积极着手废除藩府当政时的种种苛政，包括把持行市、私抽货税、重敛渔课等。各渡口立起禁约牌，严禁汛防营弁纵容兵丁向渡夫勒抽渡钱，并要求官员不时明察暗访，务必彻底扫除积弊，保证商路畅通。

这宗大案的余波，历时四年，还未平息。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月，玄烨下令拘押禅塔海，与宜昌阿、金儁并案处理。吏部、兵部、刑部联合会审判决：“广东查看尚之信家产侍郎宜昌阿，同巡抚金儁侵蚀兵饷及入官财物，又乾没尚之信商人沈上达财贿，恐后告发，将沈上达谋害灭口，应立斩。道员王永祚等，分取财物，又同金儁谋死沈上达，应立斩。郎中宋俄托、员外郎卓尔图等应拟斩，秋后处决。伊等共侵银八十九万两，并财帛等物，应追入官。差审金儁、刑部侍郎禅塔海，将沈上达事不行审出，及皇上问时，又奏称沈上达缢死是实，应拟绞，秋后处决。”最后皇上裁决，宜昌阿、金儁、宋俄托、卓尔图、尚之璋等一干人俱应斩首，秋后处决。其余有关官员，或革职，或降级，或罚俸，各领处分。

关于沈上达的生平行状，官史甚少记载，大都出现在尚之信倒台后，李士桢清算“藩党异棍”的奏折中。那时藩府已倒，天下之恶皆归焉，沈上达难免有替罪羊的味道。无论怎么说，他毕竟保住了广州海外贸易的最后一条渠道，就此而言，似亦不应一笔抹杀。

一个商人的死，竟牵扯出这么一大批高级官员，整个广东官场几乎倒了一大半，实属骇人听闻。真实的历史，永远比演义更加精彩。至此，三藩荡平，标志着改朝换代的动乱，告一段落了。

乾隆二十一年（1756）朝廷把驻粤汉军八旗人数裁减一半，另派满洲八旗官兵1500人替补。从此满汉八旗和绿营合驻广州城。原定驻粤八旗三年换防一次，可以返回北方，但后来变成了世代长期驻扎。满旗八旗官兵与眷属居住在广州城西，以今光塔路为中心，东至解放中路，西至人民中路（西城墙），南至大德路（南城墙），北至盘福路（北城墙）为“旗界”。光塔路以北属汉军八旗居地，以南属满洲八旗居地，不得混居。具体划分如下：

满州镶黄旗的地界，由大德街起，沿尚果里、拐角楼、铁炉巷至诗书街（今诗书路）南段止。满洲正白旗由象牙街起，沿梳篦街、麻行街南段、西濠街（今海珠中路）南段至诗书街南段止。满洲正黄旗由绒线街起，沿白薇街至毕公巷止。满洲正红旗由大市街（今惠福西路）以南起，沿绒线北、走木街、竹篙巷、扁担巷、温良里、南濠街北段、七株榕至晚红园（今观绿路）止。满洲镶白旗由大市街（今惠福西路）以北起，沿玉华坊、米市街（今米市路）南端、甜水巷南段、仙邻巷南段至大市街左都统署（今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地）东边止。满洲正蓝旗由大市街左都统署以西起，沿进士里南段、仙羊街（今海珠中路）南段、牛头巷、诗书街北段、安义街（今惠福西路）至大利巷止。满洲镶红旗由云台里起，沿学宫街、米市街北段、光塔街以南一带至仙羊街口止，再由甜水巷北段起，沿仙邻巷北段、进士里（今进步里）北段至杏花巷止。满洲镶蓝旗由光塔街以南仙羊街北段、纸行街（今纸行路）南段、莲花巷、红沙巷至白沙巷止。

汉军镶黄旗的地界，由光塔街东头路北一带，绕玛瑙巷路东，至朝天街北头止，又自西门直街（今中山六路）至花塔街（今六榕路）南头止，界内有朝天街、崔府街、陶街、忠襄里、回龙里。汉军正白旗由玛瑙巷路西起，绕西门直街路南一带，转蓬莱巷北折，出蓬莱巷，穿过光塔街，直至玛瑙巷尾止，界内有擢甲里、福地巷、纸行街北半段。汉军正黄旗由西门大街路北自光孝街口起，至花塔街口止，界内有窦富巷、书同巷、净慧街、云路街、福泉街、花塔街。汉军正红旗由光孝街南口起，西至城墙脚，向北至光孝街北止，界内有祝寿巷、陶家巷、西营巷。汉军镶白旗由蛋花巷起，向东至净慧街路北转至官塘街（今海珠北路），又西至盘福里双社止。汉军正蓝旗由仓前街起，至花塔街北大、小茶树巷，复北至百灵街、石马槽、牛巷、大坑，至添濠街尾止。汉军镶红旗由添濠街东头至大北门直街路（今解放北路）西一带，周家巷、西华一巷、二巷，至北水关止。汉军镶蓝旗由莲花井起，至机巷、德宣街、榕树巷、徐家巷、清泉街、大北门直街路东一带止。

人们习惯把汉军八旗称为“旗下人”，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旗下街”，住宅则称为“旗下大屋”，他们所讲的北方话也被称为“旗下话”。八旗子弟给人的印象，一向是游手好闲，托着个鸟笼，在茶楼里一边饮茶，一边比试谁的鸟叫得好听，便能消磨一个上午。广州人饮茶有个习俗，要续水时，茶客需自己把茶壶盖揭开，据说是因为当初有个八旗二世祖，斗雀赌博输了，心中有气，到茶楼后把一只麻雀放到茶壶内，然后叫唤要续水，当侍应揭开壶盖时，壶中的小鸟飞走了，这位恶少就要挟说那是金丝雀，要茶楼赔偿巨额损失。此事给了茶楼一个教训，规定以后凡是续茶水里，壶盖得由茶客自己揭开，渐渐地也就形成了只要是续水，茶客不必叫唤，只要揭开壶盖即可的规矩。

无赖恶少，就是八旗子弟的标签，想洗白也不容易了。其实，旗人并不都是二世祖式的酒囊饭袋，藏龙卧虎，不乏其人。

崔君培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他是汉军镶白旗人，生卒年月不详。父亲崔东岭是乾隆年间（1736—1795）的名医。有一次两广总督患怔忡症，百医束手，请崔东岭去诊治。崔东岭凭脉问诊后称：这个病须缓治，非一季不能好，如果要快好，用药三剂可立见效，但两年后将不复可救。总督说：时方多事，哪里能等缓治，朝愈夕死可也。于是，崔东岭给他开了三服药，再让他躺在火炕上，盖上厚厚的棉被，直至大汗淋漓。如此，总智沉疴涣若冰消，精神奕奕，但两年后果然病发身亡。乾隆五十一年（1786）广东暴发瘟疫，崔东岭不仅四处奔走救人，还公开药方，助人自救，无数人因此得活。

崔君培在家中排行第七，人以“崔七”相称。他从小有继承父亲衣钵，悬壶济世之志，曾到北京从名医侍诊，博览古今医书，研习名家医案，钻研经方时方，为之废寝忘餐，甚至十天八天不洗脸、不梳头。

由于他天性聪颖，既得父亲真传，又博采众家之长，临床诊症，好研精究微，作深湛之思，加以融会贯通，因此内科、外科、针灸皆精，尤擅长治疗伤寒，以善辨生死著称。有的人已病入膏肓，不可救疗，但表面上看还是行动、饮食如常，崔君培也不会给他开方；有的人表面上看已奄奄一息，命在旦夕，别的医生都不敢收治，崔君培却果断施药，往往霍然而愈。对症下药，不拘常品，却能巧发奇中，其效如神。

崔君培设医馆于崔府街，出诊习惯步行而不乘轿。相传某次出诊途经小北门，见有人家抬棺出殡，而棺底有血水滴出。崔君培当即拦住出殡队伍，询问丧家死者是什么人。丧家答称是产妇难产不治。崔君培认为孕妇可能还活着，力劝家属开棺。人们听从了他的劝说，把棺材抬到下塘，开棺检视。崔君培在产妇肚脐之下一寸穴位针灸，妇人果然苏醒过来。大家非常惊奇，问崔君培何以知道棺中人没死？崔君培回答：人死血凝，而棺下有滴血，说明人还活着，才有鲜血流出，其理甚明，该产妇只因横生逆产，气力不继，一时休克，仍可救也。崔七开棺救人，起死回生的故事，在省城传开，轰动街坊，成为美谈。从此往崔府街求医者，朝夕如市，户限为穿。

广州著名的致美斋酱园，也是由八旗子弟刘守庵创办的。乾隆（1736—1795）年间是广州饮食业的黄金时期，许多著名食府问世，也带动了酱料业运旺时盛。八旗子弟凭借着满族身份，在购买粮、豆、盐等时较为便利，于是纷纷创办酱园，如余氏的森森斋酱园、张氏的安盛隆酱园、黄氏的六和栈酱园和刘守庵的致美斋酱园。致美斋这个名号，源自其“用水致纯，选粮致精，工艺致正，酱品致香，待客致诚，味道致美”的经营宗旨。

负责筹办广州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广州同文馆的，是蒙古正黄旗人库克吉泰。学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外语、外交专业人才。在首届毕业生中，那三是广州镶蓝旗人，后担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左秉隆是广州正黄旗人，毕业后任驻新加坡总领事。满洲正黄旗人博勒洪武、汉军正白旗人韩常泰、满洲镶红旗人坤扬，都以优异成绩，送入京师同文馆深造。

满汉八旗的进驻，改变了广州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北方文化，在语言、饮食、服饰、建筑、音乐、工艺各方面，都对岭南的本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