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屠城之后，广州城中人口凋零，居住三代以上的人家，已甚鲜见，商业更是衰败不堪。佟养甲作为清朝第一任两广总督，上任伊始，就向朝廷建议对海外实行通商，“通商固以裕国，而通番国之商，尤所以裕广省之饷，益中国之赋，合应仍复古例，每岁许濠镜澳人上省，商人出洋往来”。佟养甲的先祖就是满洲的大商贾，他深知通商的好处。但他还没未及实行，就已人头落地。

在此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欣德号”商船，曾再次抵达澳门。朝廷对这些像苍蝇一样赶不走的洋人，极为讨厌。不过，这回蓝眼高鼻的“番鬼”，来得却不是时候，因政局风雨飘摇，澳门市场人气涣散，英国人想购买生丝或熟丝，却一无所获，只买了些瓷器，便失望地扯帆回航了。

澳门的葡萄牙人十分聪明，见大清得势，马上向朝廷表示归顺。朝廷同意他们继续留在澳门经商。但澳门的繁荣一向依托广州，如今的广州，居民统统被赶走，整座城市变成一个大军营和大马厩，上万匹战马豢养于城厢，六祖惠能剃度的光孝寺、宋代大儒崔与之故居，甚至连读书人心目中的圣地——贡院，都做了八旗兵的马房。

清人梁佩兰的《养马行》诗序写道：“耿、尚两王入粤，广州城居民流离窜徙于乡，城内外三十里所有庐舍坟墓悉令官军筑厩养马。”他写诗讽刺：“王乐养马忘苦辛，供给王马王之民。马日龁水草百斤，大麦小麦十斗匀。小豆大豆驿递频，马夜龁豆仍数巡。马肥王喜王不嗔，马瘦王怒王扑人。东山教场地广阔，筑厩养马几千群。”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记载：“耿尚藩之镇粤也，广州城内外三十里，民间所有庐舍坟墓，悉令夷为平地，俾藩兵筑厩养马。其中居民窜徙流离，为之一空。”凄凉景象，令人心酸。这时广州除买卖马草外，亦无甚生意可做。

随着局势逐渐平静，民间的抗清运动，虽然余音未尽，但都是疮疥之疾，不再构成威胁了。朝廷下令官署和八旗移驻城内。布政使司署设在卖麻街，后来两广总督行台（总督行署）也从肇庆被迁到卖麻街东段，即今旧部前北侧石室的位置。东西城外的农田村舍，悉数被辟为牧马场。平南王府的军马在东山竹丝岗、马棚岗一带放牧，而靖南王府的在城西第一津附近放牧。至今西华路一带，还保留着骏马坊（原名驷马坊）、驷马通津、马王坊、马王通津、马王后街、司马坊等地名，这些便是昔日牧马场的遗痕。

顺治十五年（1658），又有两艘英国商船“国王费迪南号”和“理查德—马撒号”驶抵广州探路。这时的广州，仍未从那场大屠杀中恢复过来，举目山河，朝市已改，横流方剧。两艘英国商船在澳门停了几天，什么货也没有办到。因为没做成生意，连该交的税也不交，就偷偷溜走了。广州官府发现后，指责澳门的葡萄牙人疏忽，勒令葡萄牙人要为英国人的逃税埋单。

自从明朝实行海禁之后，不断有英国、葡萄牙、荷兰等外国商船，叩响中国的大门。这表明在中国人的视野范围之外，世界正发生着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化，而中国已经站在了全球化的门槛前，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界即将在他们面前徐徐展开，并且邀请他们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中国，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没有意识到一点。勒马海滨的游牧民族，面对浩瀚大海，还没有明白历史给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可能性，他们更关心的是胯下那些辽东战马不习惯南方水土的问题，士兵们忙着在广州四郊种植从东北带来的马草。广州人把这种草叫作马鞭草。

皇帝用战马征服南方，然后用南方的茶叶到西北换取战马，再用战马征服更南的南方。由官府垄断的茶马贸易，在黄土高原上开展得如火如荼。同一时间，英国通过了第一部保护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法案《航海法案》，意味着世界海洋贸易的竞争将更趋激烈。尚可喜攻陷广州两年之后，荷兰与英国、法国相继发生海上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荷兰落败式微，而英国人从荷兰人那儿缴获了近一千七百多条商船，一跃而为海洋第一霸主。

对长年在原野上“乘骐骥以驰骋兮”的八旗子弟来说，万里沸海，罡风猝起，巨浪横飞，马不能前，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何况国姓爷郑成功仍踞台湾，随时有反攻可能，清廷又暂时无力渡海攻台，为防止沿海民众资助台湾，乃沿袭明朝的禁海政策，于顺治十二年（1655）、十三年（1656）、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七年（1678），先后五次颁布禁海令，勒令寸板片帆不准下海，并于顺治十七年（1660）、康熙元年（1662）和康熙十七年（1678），三次迫令沿海人民内迁，界外所有村庄房屋，一律放火烧光，树木也砍伐一空，在沿海地区制造“无人区”。

迁界范围，以广东最大，内迁五十里——山东沿海倭盗最多，仅内迁四十里；福建离台湾最近，亦只内迁三十里。后来清廷以“迁民窃出鱼盐，恐惧仍通海舶”为由，再令内迁三十里，似乎防民通商，更重于防海盗与郑成功。广州城西北外第一津，成了安置上万名疍民的“移民市”（后改称“宜民市”），由荒草萋萋的牧马场，变成了贫民窟。

贫民窟南面不远处，就是明代的怀远驿，由于海禁，怀远驿已经废置，不再有洋商和葡萄牙人出入，变成了民居坊里。但谁也不会想到，再过百年，在距离拥挤、混乱、肮脏的“移民市”不过两千多米的这个地方，竟然崛起了一个全世界瞩目的财富中心——十三行。

康熙初年，别说出洋往来，通商互市，哪怕驾条小舢板出海捕鱼，也是死罪。当时“划界”非常严厉，时人蔡华衮的《蔡皇勷手记》记述：“定界之后，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开界沟，别内外。又起民伕一二百人，将界外民屋垣墙夷为平地……虽深山高远之人，亦无计得避征徭，此亘古未有之事，挞民作台苦况，可媲美长城矣。”敢越界咫尺者，即捕即杀。老百姓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界外由于无人居住，渐成野兽出没横行之地，不少人偷偷越界捕鱼，结果不是被官兵杀死，就是成了虎狼的晚餐。即使有人侥幸捕了几篓鱼虾，活着回来，也不敢公开出售，只能藏在腰间，偷偷入屋卖给熟客。人人生活在恐惧之中。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对比：正当欧洲各国商人拼命争夺海洋，不断向外扩张的时候，清朝却废除了主管外贸的市舶司，并规定凡未经批准，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或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外国买卖，即等同谋叛，除当事者要枭首示众外，全家还要发边卫充军；私自与外国通商，亦等同私卖军火、泄露军情，同样要处斩、充军，货物入官。朝廷还规定查获者可获没收货物的一半，作为奖励。

清朝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让人费解。如此抗拒通商，它究竟怕什么？是儒家重农轻商的思想作怪吗？是对洋人的恐惧心理吗？还是清朝的夜郎自大？似乎都不完全是。若论开放程度，唐、宋比后来各个朝代都大得多。唐、宋没有儒家思想吗？唐、宋没有“天朝”心态吗？为什么唐、宋可以大大方方与众多国家通商，后来的朝代，对世界应有更多认识，反而却裹足不前呢？

就表面来看，满人是一个扩张型、进取型的族群，区区十几万人就敢挥戈入关，攻城略地，横扫大江南北，但到了海边却戛然而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们的野心以海边为界，似乎从无兴趣去了解，在大海的另一边，是否还有一个更精彩的世界。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登基时，大清入关已八十年，他对两广总督说过一段话，表示他仍无法理解海洋。胤禛说：“朕实不达海洋情形，所以总无主见，有人条奏，朕观之皆似有理，所以摇惑不定。全在你代朕博访广询，详慎斟酌。”这种对海洋的恐惧，是清朝历代皇帝的通病，有清一代，始终未能痊愈。

禁海与迁界的理由，名曰防海盗，但盗寇岂止海上有，九州大地何处不是萑苻遍地？如果有盗寇就不准贸易、不准种田，甚至不准居住，那么十八行省的中国人都无处容身了。对沿海地区来说，禁海与迁界，不啻一场世纪浩劫。广东巡抚王来任向朝廷抱怨：“粤负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广，今概于滨海之地，一迁再迁，流离数十万之民，每年抛弃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地迁矣，又在设重兵以守其界内，立界之所筑墩台、树桩栅，每年每月又用人工土木修整，动用之资不赀。”

朝廷每年的海防维护费达到两百五十万两，羊毛出在羊身上，唯有加重广东民间负担。王来任巡抚奏言，迁界与禁海，原是为了防范海盗，但据他在广东两年的观察，并无什么海盗，有海盗也是因迁界逃入海中为盗的“迁民”。防海盗之举，恰恰是制造海盗的温床。

康熙时期给后人的印象，经过鼓词演义的渲染，成了前无古人的“太平盛世”。其实，在圣祖玄烨登极后二十几年间，不仅毫无盛世气象，而且整个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令朝野都感觉焦头烂额。(www.daowen.com)

首先是气候连续多年反常，尤其是顺治七年（1650）至康熙八年（1769）这段时间，出现冬天严寒，夏天大旱的恶劣自然灾害。康熙九年（1670）以后略见好转，康熙十九年（1680）以后，又再度恶化，达到顶点。据统计，1650年至1664年，有十三个潮湿年份，两个干旱年份；但1665年至1699年，只有十一个潮湿年份，而干旱年份则达到二十四个。后来的科学家把这称为“小冰期”，也有人归咎于“厄尔尼诺现象”。

不管它叫什么，都不会减少人们的痛苦。史书所载顺治年间的广州，是一幅悲惨图画：顺治五年（1648）广东大饥荒，人相食，许多乡村整村的人都饿死了；顺治七年（1650）广州城陷，清兵屠城七日，死伤数十万人，城邑衰败，无复旧观；顺治八年（1651）广州受到罕见的台风和洪水猛烈袭击，损失惨重，遍地哀鸿；顺治九年（1652）珠江三角洲又遭遇到严重的干旱，鱼塘水干，禾苗枯萎。民间残破已极，持续不断的天灾人祸，层层加码，把人们折磨得死去活来。

天气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固然很大，但更可怕的是，由于战争、迁界、海禁等原因，商业流通几乎全面死火，以致人们歉收时买不到粮食，丰收时又卖不出去粮食。顺治十八年（1661）前后，气候恶劣，粮食减产，米价高企，谷贵伤民。到康熙初年，天公作美，连续七年粮食大获丰收，人们以为可以松口气，不必易子而食，讵料沿海无船通商，人人望洋兴叹，粮食无法流出产区，导致价格一泻千里。农民种田，连本都赚不回来，只好卖牛卖犁，任由田里长草。人们还没从“谷贵伤民”中回过神来，一下子又被“谷贱伤农”弄得七痨八伤。

作为改朝换代的代价，广东人口下降了17%～22%；三成以上的耕地丢荒了。一项针对广州府的数据表明，两王入粤前，广州府的人口有38.56万人，而康熙十一年（1672），仅有22.42万人，降幅达41.9%之巨。这中间既有迁界与禁海的原因，也有谷价大跌的原因。总之百货皆滞，丰年如凶，人也死了、逃了，田也荒了、芜了。

时人魏际瑞在《四此堂稿》中描述惨淡的市场：“天下货物之多而美，莫不共推苏杭江宁广东福建等处，昔年贩卖者多，故地方富盛亦甲天下。今则昔值一两之货，只要五钱三钱亦无人买。江浙闽广之人，无论大家小户，个个诉穷，则他处可知矣。”更有人形容当时是“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四大皆空。不过，当时清朝的国势气运，正处于兴盛阶段，无论什么天灾人祸，暂时都不足以阻挡其上升的趋势。

吴三桂作乱，朝廷兴兵征讨，需要大量钱粮，遂在广东开设捐纳监生之例，即用谷、豆、草，就可以换取监生功名。消息传开，连湖南、浙江人也纷纷骑驴骑马，日夜赶路，跑来广州捐纳。有一人刚捐了个监生，拜见县官，县官问他：“你是谷是豆是草？”监生回答：“晚生是草。”县官喷饭，一时传为笑话。

朝廷不准广州人出洋经商，但广州“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不让经商，就要“砂煲吊起”。商业停顿，城市立即生机灭绝。因此，虽然禁令像利剑悬于头顶，但“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广州商人还是钻穴逾隙，甚至甘触刑辟，亦想方设法，与海外保持通商。

生活在广州的官员，其实心里也都有本账，不许做海外贸易，等于端着金饭碗讨饭，不仅影响国库，更影响他们的私库。这世上无人会嫌钱腥，在这一点上，官府与商人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于是，凡有外商船只入港，往往不说是专程来通商的，而说是遇风“漂”来，但求补充淡水粮食，把货卖掉换些路费而已。地方官纵容商人出海贸易，从中收贿，私下向商人征税。既然朝廷实行禁海，这笔钱就不必上缴，缴了反而成为违旨的罪证。据官方统计，禁海之后，每年损失税银数万两，其实相当一部分，肥了私囊。

广州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名叫沈上达，野史说他是“江西优童”（即娈童）出身，得到尚可喜世子尚之信的宠信，当了平南王府中的参将，亦官亦商。参将是个三四品的官，或管河工，或管漕运，或管巡捕治安。沈上达大约是主管漕运的参将，颇有呼风唤雨的能量，但《清史稿》只称他为“商人沈上达”，而在《康熙起居注》中，更称他为“交通海贼商人”，似乎有意不提他的官职身份。不过他确实是个有官职的商人，准确称呼应为“官商”。

早在顺治十年（1653），一艘暹罗国的商船开到广州，就是这个“交通海贼商人”，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尚可喜，派广州巡海道以全体地方官员名义，大张旗鼓，对暹罗商人表示欢迎和热情接待。其后又有荷兰商舶来粤，恰好朝廷颁布禁海令，正是风头火势时，沈上达却再次说服尚可喜上奏朝廷，称外海入贡，“实兴朝之盛事”。朝廷忘忌惮于尚可喜在岭南的势力，亦莫可如何，乃网开一面，允许荷兰八年一贡，在广州进行朝贡贸易。

顺治十八年（1661），世祖福临驾崩，圣祖玄烨入承大宝，年号康熙。这时，大清已经坐稳了江山。但玄烨不仅没有开放海禁，反而禁得更加严厉，所有海船都须毁坏焚烧，斩草除根。康熙十七年（1678）秋，尚之信以剿海贼需要船只为名，向皇上建议，“请暂开海禁，许商民造船，由广州至琼州贸易自便”，被玄烨驳回。

但是，要彻底实行禁海与迁界，也不容易。澳门就是一个难题。因为澳门居住着数万葡萄牙人，已令朝廷有痈患之忧，若将葡萄牙人迁到内地，岂非引狼入室？但放他们在澳门，不让贸易也不行，他们的衣食无从解决，难免铤而走险，激起暴乱。

最后朝廷不得不留下澳门作为唯一的“化外教门”，居民不必内迁。后世学者称赞这是玄烨高瞻远瞩，具有世界眼光，其实此则暴露了朝廷左右为难的困窘。朝廷开放广州经香山到澳门的陆路运输，允许广州的商品用肩挑步行的方式，运往澳门，再转卖到东南亚和欧洲。允许澳门的葡萄牙人和本地人保留25艘商船，从事远洋贸易。

不封澳门，说明玄烨的内心，还缺乏完全闭关锁国的自信。如果这个“前迎镜海，后枕莲峰”的地方，不是居住着这么多葡萄牙人，他早就一封了之了。禁海之后，从省城到澳门这条羊肠小道，似断似续，但却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黄金路”，商人们蜂趋蚁附，攘攘熙熙，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人们嫌步行太慢，效率太低，纷纷打破肩挑步行的规定，雇用无数小船，把货运往十字门一带，那里港湾复杂，正是走私者的天堂。

所谓“走私”，大部分是官商勾结的，商人组织货物，运送出海，官府则设立关卡，私抽税银，甚至武装护航。而走私的进口货物，则由虎门偷运入广州，或由上横头、秋风口、朗头，偷运回栅下、佛山等地。但实际上出口的货多，进口的货少。

官府对这种情形，了如指掌，不过视其为雁过拔毛的机会。广东巡抚李士桢奏报，广州府有三百八十多处官渡，平南王府以助饷为名，勒令船家凭官府发给的硃牌经营，商人摆渡货物，每担货物收银数钱，藩府一年可以私抽银二三万两。后来玄烨在查抄藩府的上谕中说：“闻藩下所属私市私税，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虽然为了抄没更多银两，难免夸大数额，但藩府从“私市私税”的得益，无疑相当惊人，从侧面反映了广东的走私贸易，十分活跃，并未因海禁而消失。

沈上达俨然成了王府的“商业总管”，一方面承包广东盐税，获利较朝廷核定的盐课高出数倍，并且蚕食盐田，在各津口设立“总店”，垄断盐业产销；另一方面又公开造船，出海贸易，一次就能获得四五万两白银。一年之中，千舡往回，坐收利银四五十万两，江湖称之为“藩商”“王商”。

沈上达恃着藩府的撑腰，成为垄断“朝贡贸易”的豪门大族，珠江三角洲一带，衣食仰给于沈氏者，不知凡几，门下食客，甚至有精通葡语、善与洋商打交道的专才，内外通吃，黑白通杀，其势日益繁滋。用李士桢的话说，广州“藩商遍地，虐焰弥天”，形成了一个大金字塔，上者为少数水大舟高、屙金溺银的豪商巨贾，下者为营营逐逐的民间小商人，争求荫附，以谋一点残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