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学术文化的钳制，极为严厉，士人常因表达思想而横遭诏狱、廷杖摧戕，多数人溺于利禄之学，奔走竞逐，追求纸醉金迷、夸多斗靡的生活；而少数不肯降志屈从的人，只好端坐澄心，指望于静中养出端倪。政治上与文化学术上的压抑，使士大夫寄情玩物，成为社会风尚，反而刺激民间工艺美术的繁荣，瓷器、漆器、家具、刺绣、景泰蓝、宣德炉等，千模万样，皆一时之盛。

在历史学家眼中，16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压抑的年代，就文化学术而言，已失去了唐、宋时代那种浑然的气派。心学盛行，反映了士人对现实的退缩心态。但岭南民间表现出来的蓬勃活力，却如东风吹柳，为沉甸甸的历史，抹上了一道耀眼的亮色，使之变得鲜繁缤纷、生机盎然。

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到崇祯十四年（1641）这几十年间，澳门凭借着广州的市舶贸易，从一个荒凉渔村，摇身变成世界瞩目的繁盛商港。一船一船的绣品、丝绸、金银、麝香、珍珠、象牙精制品、细工小器、漆器、瓷器，从澳门起航，经好望角和巽他海峡航线，源源运回欧洲。在欧洲人心目中，黄金、刺绣、象牙一类的艺术品，都属于奢华品，应得到特别的尊敬，因为它们的材料相当珍贵，常用来装饰祭坛、圣人遗物或贵重书籍的封套。即便到了16世纪，这种心理依然存在。广州是欧洲人寻找这些奢华品的最大市场。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被后人无数次引用：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词中的十字门指澳门，二洋指东洋与西洋。所谓“十三行”，是指十三家牙行。有人认为，屈大均这首竹枝词，是描写清初十三行的繁荣景象，因为明代是以三十六行著称。其实，明代就有十三行的叫法，法国神父裴化行（Henri Bernard）在《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中写道：“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广州、徽州、泉州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清代的十三行叫法，也是沿用明代的。无论十三行，还是三十六行，都是泛指所有行商，并非确数。十三也可能是指十个三，即三十。坊间俚俗口语，常有这种用法，如二八佳人，指十六岁的少女；广州人习惯把七十二行叫作九八行，也属此俗。

屈大均所生活的康熙时代，朝廷实行海禁，寸板片帆不准下海，人们无法出海贸易，海外商人虽然有来，亦寥寥可数。《夷难始末》一书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朝廷从广东的夷商外贸征税，全年才区区六十余万两，不值一提。屈大均这首诗约写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那时朝廷还没有开海禁，第二年才正式设粤海关，与海外通商。所以可以肯定，屈大均笔下的繁华景象，是明代末年的广州。

经过正统六年（1441）的整治，广州城面貌一新。城市整洁了，人的精神仿佛也清爽了。每天辰时一过，沿街的店铺陆续开门营业，一夜无声的城市，像河渠开闸放水般喧闹起来。城门一开，第一批涌进来的，总是那些运花入城贩卖的花农。

几百年过去，历尽朝代更替与战火摧残，河南庄田仍然繁花如海。花农半夜即起，踏着月色下田采花，至五更鸡唱过后，便运到珠江边装船，在晓色与波光相映之间，一艘艘摆渡过江。这时，五仙门码头泊满花船，芬芳飘满一江。《广东新语》记述：“广州有花渡头，在五羊门南岸。广州花贩，每日分载素馨至城，从此上舟，故名花渡头。花谓素馨也。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花农们“吱吱呀呀”挑着一担担素馨花，把馥馥香风也带进城里。大南门、归德门、小南门、正东门、正西门、大北门、小北门等大大小小的城门，都做了花市，仅素馨花每天就卖出不下数百担。屈大均说：“花客涉江买（花）以归，列于九门。”家住豪贤街的举人黎遂球则形容：“望通衢之凝雪，列七门而成市。”

广州到底有多少人，一天可以消费几百担素馨花？根据嘉靖朝《广东通志初稿》、嘉靖朝《广东通志》及万历朝《广东通志》等书的数据，明代的广州府的人口，一直保持在六十万上下，但这是总括下辖16个县的总人口。至于作为省会的广州府城，从来没有人单独统计过，只能用“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来形容。

广州人口，可以从猪肉的销售量，推测一二。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广州生活过的传教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在《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中写道：“（广州）城里的统治官员命令调查每日的食品消耗量，结论是光是猪就要五六千头，要不是有很多人吃黄牛肉、水牛肉、鸡及大量的鱼，猪的消耗量将达一万或一万头以上。”这个消耗量与数百担素馨花同样惊人。

可以想象，广州城厢，人山人海，川流不息的场景。

广州最热闹的地方不在城里，而在南关。

嘉靖四十四年（1565）修筑新南城以后，高第街被纳入城墙范围之内，称作南关。濠畔街在高第街以西，以玉带濠为界。吴桂芳总督形容这里“生民之凑集如云，财货之积聚满市，真一省丰阜之最，两广通利之源也”。霍韬的儿子、进士出身的霍与瑕也写道：“城南门外，东西亘六七里，人烟辐辏，货贿山积，盖会城繁华之所都也。”沿濠两岸，千庑万室，人烟凑集。各种各样的店铺，一望无尽。

广州虽然是千年商都，但民风依然淳朴。外地顾客在店铺里买了货品，几天后发现有瑕疵，拿来更换，店主一般都会准允，并不刁难。钱塘人叶权万历年间游览广州后，在《游岭南记》中大发感慨：“广城货物市与外江人，有弊恶者，五七日持来皆易与之，非若苏杭间转身即不认矣。”他还发现，广州人待人态度柔和，彬彬有礼，做生意很讲信用，追求薄利多销，只要有赚就行，不在乎赚多赚少。叶权写道：“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地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商贾聚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一带也。”

高第街就是一条“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的街道。人们喜欢到高第街选购布料和缝制衣服。那里的店铺，陈列着广州的白细棉布和斜纹棉布，顺德的蕉布、葛布，东莞的苎布、丝编经布、麻编经布、家机布、黄丝布，还有舶来的西洋机织布，各色各样，应有尽有。屈大均写道：“广州有麻经、丝经、兼丝布，或棉纬丝，有双丕布甚厚实，有榜被，絮絁所织。”他又说：“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

裁缝不仅要手艺好，还要熟悉朝廷的各种清规戒律。明朝皇帝的心理，有时偏执到荒诞程度，一切都规定得死死的，连一亩地要种多少棵桑树，谁的房子能盖三开间，谁的房子可以盖五开间，谁的房子不准用斗栱，谁的房子不准画龙凤，甚至连什么人家的酒壶、酒杯用什么材料，都逐一规定好；不同阶层的男女衣服，颜色、款式，更是不容马虎，尺码严格到寸的范围，亟疾苛察，违者治罪。

按照朝廷的规定，耆民的衣服，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庶人的衣长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广一尺，袖口五寸，分毫不能改动；什么人穿靴子，什么人穿靸鞋，什么人戴什么帽子，都得按章执行。农民入城可以戴斗笠，其他人都不准戴；公差出外可以戴帽子，入城不许戴；妇女不准用销金衣服、帐幔，宝石首饰；农民衣服可以用、纱、绢、布，商贾只能用绢、布，而且规定颜色只准黑青，不准过于鲜艳。有一年，仁宗朱高炽看见有人穿蓝色衣服，问左右是什么人，回答说是监生，朱高炽说：“穿青衣较好。”于是，监生统统改为青衣。光是为了这些，裁缝就有干不完的活。

诸如此类的规定，烦琐无比，无非为了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不得随意僭越。有些颜色是为了羞辱人的，比如规定乐工与娼妓穿绿色衣服，裹绿色头巾。能够记得齐这些规定的人，绝无仅有。离京师越远，执行得越宽松。到了成化年间，人们几乎忘掉还有这些规定了。万历朝的吏部尚书张瀚感叹：“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www.daowen.com)

广州街头，身穿各色纻丝绫罗纱衣的妇人，穿梭往来，香雾成阵，春色满城。朝廷不准民妇穿的大红衣裙，一样有人穿，还有人穿沉香色、元色、酱色、玉色等五彩斑斓的衣服；不准戴镯钏，一样有人戴，有的妇女还用金链子把耳挖子、牙签、镊子、小刀串起来挂在胸前，作为装饰。2004年，番禺南村发掘出一座嘉靖年间的坟墓，女墓主头戴金质如意形牡丹、凤鸟束发冠，耳朵上有葫芦形耳坠，饰品做工精致绝伦。

1956年底，象栏岗的一个工地上发现一座明代的夫妇合葬墓。象栏岗是一座高不过五米的小山岗，墓在距离今中山一路西向东方向路面约三十米处。墓主戴缙，字子容，号云巢居士，南海人，进士出身，成化十九年（1483）官至南京工部尚书，也是个正二品的大员，成化十九年（1483）因故革职为民，逐回家乡，居家训诲子孙，读书业儒，死后与夫人周氏合葬于簸箕村象栏岗。

戴缙死时，已恢复平民身二十八年了。虽然皇帝有恩诏许复冠带，但毕竟无官一身轻。夫妻两人的尸身都用各种被服重重包裹。戴缙裹了十五重，成圆柱状。头戴绸帽兜一件，覆盖至肩部；缎制软帽一件；上身外穿绢袍，内穿绸袍、织花缎衫、织花缎面夹袍、织花缎袍、白布袍、织花缎面绢底夹袍，在第二层的胸、背各有一方金线绣麒麟补子，以显示他曾经拥有的官位；下身穿绸裙、白布裙各一条，白布夹裤一条，布鞋、布袜一双。随葬品有木簪一件，木梳两件，金、银耳挖各一支（可见耳挖确实是有闲人家的重要饰物），口内含有如半边黄豆大小的黄金一粒。

周氏则包裹六重，面部用缎面夹棉巾覆盖，头戴黑色小布帽，身穿金线织花锦袍一件，袍长至足；内穿绸衫两件，白布夹衫、布织雷纹夹衫各一件，贴身白布底衫一件；下身穿金线绣花裙、白布裙各一条，白布裤一条，白布弓鞋一对，白布袜一双。随葬物有鎏金银簪两件、木簪两件、银耳挖一支、玉坠金银耳环一对、木梳两只。衣服的质料有棉、麻、丝三种，棉质的布、巾、被、衫、袍、裤、袜、鞋等，虽然埋藏了四百余年，仍然完好，用水和碱漂洗后，大部分还像新的一样。

女人们喜欢逛南关，这里不仅有鳞次栉比的布店、裁衣店、首饰店，还有各种鲜花档、糖果档，初一、十五拜神，都要来这里采购一番。珠江三角洲盛产甘蔗，制糖业十分发达，糖果品种繁多，有用麦芽糖制成窠丝糖；有做成玲珑条状的糖通；吹制成空心的吹糖；实心糖，小的叫糖粒，大的叫糖瓜；还有制成番塔、人物、鸟兽形状的饷糖。红白喜事和招待客人都少不了糖果，而祭灶拜神则用糖砖。屈大均说，广州人以“芝麻糖、牛皮糖、秀糖、葱糖、乌糖等以为杂食”。嘉靖年间（1522—1566年），市面上开始有白糖出售了，这种晶莹如雪、速溶味甜的调味品，很快进入千家万户和酒楼食肆，并成为抢手的外销商品。崇祯十年（1637）从广州开出的英国“凯瑟琳”号商船上，便运载着一万二千多担广州白糖和五百担冰糖。

与宋时相比，广州人对茶的热衷，渐渐超过酒。街上的茶坊、茶行、茶寮，骈门连室，成行成市，四乡茶农也挑着担子进城贩卖茶叶。本地的西樵山茶、白云山茶和苦艼，因为价钱比较便宜，受普通茶客欢迎。河南地除了出产素馨花，也出产茶叶，屈大均记述：“春深时，大妇提簏，少妇持筐，于阳崖阴林之间，凌露细摘，绿芽紫笋，熏以珠兰，其芳馨绝胜松萝之荚。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

本地茶虽然不及岭北的蒙顶石花、白露鹤岭、鸠坑、兽目、雀舌等茶名贵，但更适合广州的水土气候，因此购买者不乏其人，屈大均甚至声称，西樵山茶“甲天下”。而“香色殊绝，气味深远”的鼎湖山茶饼和“芳香勃发”的罗浮茶，都是佳妙之品。文人儒士到刻书坊搜罗《茶经》《茶谱》《茶疏》《泉品》《茗笈》一类书籍，作为附庸风雅的谈资。

从高第街沿着玉带濠往西走，真个是花团锦簇、步步繁华。水面泊着无数的花艇，船头坐着头戴绿巾，腰缠红褡膊的男人，这是倡家的标志；艇女向岸上男子娇声召唤，有些则在舱里弹唱侑酒。两岸的酒楼排列成阵，宴席齐开，处处杯斝笙歌。濠畔街在宋时便是花街柳巷之地，公子哥儿吃风月酒的地方，如今仍是豪门巨族、官宦子弟、富商大贾酒食征逐之所。

太平时世，在红尘中打滚的士大夫，无所用心，又学不了陈献章、湛若水这些大儒，终日端坐“养端倪”，于是流连于酒楼食肆之间，今日张三设宴，明日李四请酒。大家往桌前一坐，先上一壶靓茶。饮过茶以后，再上餐前小食。参加过这类宴席的克罗兹传教士描述，小食有“炒过去皮的栗子、敲碎和剥好的核桃、清洁和切成片的甘蔗，以及荔枝干脯”。新鲜果品是餐前上的，堆成塔状，插上牙签，方便客人享用。吃完果脯再上小菜，最后是正菜。这些习惯，大部分到21世纪仍然保留着。克罗兹形容：“各种菜肴都盛在精美的瓷盘内，烹调精细，剁切整齐，样样都摆得整整齐齐。”他看到有“很多烧煮的鹅、鸡、鸭，以及大量做好的肉和鱼”，蒸咸煮淡，滋味各有千秋。

一些饭馆门口挂着一整只烧猪，任客人挑选切哪部分。克罗兹像写《天方夜谭》一样写道：广州人是用“涂金的棍子”（筷子）吃饭，用“涂金的瓷杯”喝酒的。不管洋酒、土酒、茅柴酒，就像玉带濠的流水，有去无回。克罗兹还观察到，广州人见面互相致意，都是问“吃了没有”，如果对方没吃，马上拉着上饭馆。

广州市场上出售的肉类，以猪肉和鱼为主。广州人的购买习惯很独特，猪要整只买，鱼却切开买。万历年间的两广总督张瀚见了，大呼奇怪：“市肆惟列豚鱼，豚仅十斤，既全体售；鱼盈数十斤，乃剖析而售，惟广州为然。”他说的十斤豚，可能是乳猪；而鱼切开出售，不同部位可以卖不同价钱。屈大均品评：“鲩之美在头，鲤在尾，鲢在腹。”这是美食家的经验之谈。

广州人特别喜欢吃鱼生，有句俗话：“冬至鱼生夏至狗”。鱼生用草鱼、鲩鱼或是鲈鱼的肉制作，把鱼在山泉水中养数天，不给饲料，让鱼耗掉体内脂肪，吐净肠中污物，然后将鱼开刀放净血，鱼肉切成薄片，以呈现雪白质感为佳，不能有一丝血迹，拌以腌姜丝、葱丝、酸萝卜丝、香芝麻、柠檬叶丝、椒丝、蒜丝等调料，食之爽口美味。在戴缙墓中发现的尸体，肠中都有鞭虫、姜片虫、华支睾（中华分支睾吸虫）等多种虫卵，显示戴缙夫妇生前，也是鱼生的爱好者。

濠畔街入夜张灯结彩，更是热闹十倍，一条玉带濠从东到西，红光闪闪，把半个天空都照亮了。各家酒楼都有自己的镇店之酒。本地烧酒，以龙江烧最为出名，又有细饼烧、大饼烧之类。广州盛产鲜花，免不了用花酿制各种美酒，龙眼花、蒲桃壳、桂花、荔枝花，都可以酿成美酒。有酿酒师把鲜花放到龙江烧里，加入少许沉香，封缸两月，一打开异香扑鼻，名为“百花酒”；用角香、沉香、黄香、熟香等香料酿制的七香酒，芬芳馥郁，从街头香到街尾；又有用荼蘼露制成的秋露酒，隆冬之夜，一盏御寒，也是人生的快乐时光。屈大均说：“大抵粤中花木，多禀阳明之德，色多大红，气多香。红以补血，香以和中，故无不以为酒者。”平民百姓大多在新出甑的“酒头”中兑水来饮。

还有许多从海外来的洋酒，其中一种叫“蒲菊酒”，酒力非常之劲，呷一口，从喉咙烧到心肺胃肠；呷两口，酒意直涌上头脑。嘉靖朝的《广东通志》说，“蒲菊酒则自番舶来者，盛以大瓿，其色稍黄，云中国烧酒是其遗法，多饮则能杀人”，但越能杀人越想饮。在内地人眼中，广州街头洋酒泛滥，是一大奇观。有些酒商“以灰和杂”土酒，仿制洋酒，却令酒客腹泻不止。叶权的《游岭南记》告诉人们，真正的洋酒，应该是“味淳浓，注玻璃杯中，色若琥珀”。

酒过数巡，半醉的客人就要摆开马吊，大杀三方了。无酒不能尽欢，无马吊不能尽兴。马吊一出，酒楼上立即像鹅鸭出栏一般，嘈闹起来。马吊是明代兴起的一种四人纸牌赌博游戏，取代了以前的打双陆。从文人雅士到胥吏隶役、屠侩脚夫，无不沉溺其中。黎遂球甚至不惜自贬举子身份，写了一本专门教人玩马吊的《运掌经》。连不便抛头露面的宦家女子，深居香闺绣阁之内，也把马吊、斗虎，作为度过炎炎夏日的消遣。斗虎游戏与马吊相类似，后来又演变出扯张，有扯三张的，有扯五张的，玩法比马吊还简单，也不限于四人玩，更是风靡一时。

经历了黄萧养之祸和柘林兵变等几次变乱，广州一次次浴火重生，每次都比原来更加繁盛。万历末年，因海禁逐渐松弛，濠畔街的兴旺，造极登峰。屈大均描写：“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女旦美者，鳞次而家，其地名西角楼。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宴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江苏人王临亨在街上转了几圈，便被广州人的饮食奢费吓着了，惊叹：“穗城人富而俗侈，设席宴客，日费二三十金。”

这种繁华景象，还能维持多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多少人去想。在遥远的北方，后金胡马长驱，连陷沈阳、辽阳，明军在广宁之战中大败。北方难民，杖履相从，开始向南逃亡。这一场景，让天性敏感的读书人，蓦然想起残唐五代、南宋末年那些兵荒马乱的岁月，内心充满不祥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