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倭寇海盗，是堂而皇之的海禁理由，但事实上，不少强盗海贼，是被朝廷禁令逼出来的。朝廷这也禁，那也禁，民间没活路，焉得不反？正统十四年（1449）爆发的黄萧养之乱，就是缘起走私，几乎把广州毁于一旦。黄萧养是南海人，因走私盐被官府下狱，他率一百七十余位重囚逃狱出来，抢了军械局，聚众万余，船数百艘，以“拜佛削羊”（攻取佛山、广州之意）为号召，大举围攻广州。

官军仓促应战，在戙船澳被杀得大败，退往广州城西，在柳波涌再次大败。当时广州还没修筑南关，黄萧养的大军，如入无人之境，直逼城下，市舶司被火烧毁了，连西城状元坊张镇孙的牌坊祠宇，也被烧得片瓦不存。好在城池还算坚固，黄萧养攻不下来，但民众也出不了城。城中暴发疫症，不少死者曝尸街头，官府下令运到城北郊丛葬。那段日子，充满恐惧，度日如年。

黄萧养屯兵河南，在清水濠畔的五羊驿登帝位，自号顺民天王，给部下封了公、侯、伯、太傅、都督等官爵。广州被围长达数月，后来，官军大队援兵杀到，黄萧养亲率船队从白蚬壳进攻洲头咀。激战中，黄萧养被流矢射中，落水而死。但民间余悸未消，纷纷传说，黄萧养没死，逃到了东塱乡，土地山神召来六丁六甲，为他连夜开出一条水滘，通到江边，当地人把这条水滘叫做“大王滘”。黄萧养逃到江边，但无船可渡，忽然有两只白鹅从水中飞出，背负着他逃之夭夭。从此人们就把这地方叫作“白鹅潭”。坊间还流传着一句神秘的谶言：“九牛浮水面，萧养转回头。”

值得庆幸的是，这场大乱，没有导致朝廷撤销广州的市舶司。景泰六年（1455），市舶司在海山楼故址重建，海舶也依期而至。事实上，自永乐十七年（1419）明军在辽东望海埚歼灭入侵倭寇之后，海防趋于平静，黄萧养之乱，与倭寇无关。成化、弘治年间，海禁稍为松弛，海盗并不比明初更严重，相反，嘉靖年间罢革市舶中官，压缩海贸规模，倭寇侵扰次数反而增加。

朝廷海禁的真正目的，是想把万事万物都管起来。但朝廷一向恃以彰显上国中心的朝贡贸易，在现实之中，不过是个幻觉。从全球范围来看，贸易的网络，纵横交错，中国只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无论朝廷把篱笆筑得多么严实，都堵塞不了民间的贸易渠道。各地的货品，挟百川朝海之势，涌向广州，俗称“走广”。《东西洋考》一书记载：“成、弘之际（成化、弘治年间，即1465—1505年），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其实不是“间有”，而是络绎不绝。蔚蓝色的大海上，各种装满瓷器、绸缎、布匹、茶叶的商船，扯帆摇橹，鼓浪前行。这是一个让人提心吊胆又激动不已的历史场面。

广州聚集来自三山五岳的商人，就像一群群急切觅食的生物，在城厢徘徊，各自寻找发财机会。江西商人方敏、方祥、方洪兄弟，凑了六百两银，从景德镇买了两千八百件白花碗、碟、盆等瓷器，运到广州，正寻找买家，在街上偶然碰到相熟的广东揭阳商人陈佑、陈荣和海阳商人吴孟，带了一批青白苧、麻等布料，也正四处转悠找买家。

他们在客店里一合计，与其这样瞎转，不如出海“通番”。他们本来就抱着这样的目的来的，只碍于头寸不足，雇不起海船。现在几个人合伙，各出一份，雇得一条盐舡，把货运到海上一趟，全部脱手，换回了胡椒一百多包、黄蜡一包、乌木六条、沉香一百箱，锡二十块。再运回家乡一倒手，狠狠地发了一笔小财，大家欢天喜地。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广州上演。

成化十一年（1475），广西人韦眷以“总镇两广内官监太监”身份，到广州掌管市舶。第二年冬十月，他在城东外姚家岗营建佛寺，占地约三千平方米，历时五载，于成化十六年（1480）夏六月竣工。全寺坐东向西，前有山门，金刚像站在两旁；进山门是天王殿，塑四大天王像，左右建角门。穿过天王殿是正殿（大雄宝殿），殿中供奉三宝佛，佛祖左右立阿难、迦叶及护法诸神。殿北有藏普庵，塑十八罗汉像，左悬钟，右置鼓。正殿后是三大士殿，供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殿后还塑有达摩像、六祖像、二十诸天像。正殿东面建伽蓝堂，西面建西归堂，两侧又建有十六幢僧舍。后殿左右各有甘露亭和碑记亭。佛寺其他器物设施，一应俱备。佛寺位置在今署前路越秀区图书馆处。

寺的四周丘峦起伏，清澈的溪水，从寺前流过，向南流入珠江。寺里寺外树木葱茏，溪流清澈，远离尘嚣，一派园林风光。在建寺的同时，韦眷陆续置买田园、房屋、地塘若干亩，全部归属本寺。因为担心寺地日后被人侵占，韦眷请朱见深皇帝以“玺书护持之”。皇帝于是赐额“永泰寺”，严禁侵占寺之田土池塘，否则论以重法，同时还赐玺书一道，置田五顷九十亩。

史书把韦眷描画为一个贪贿无艺，专横跋扈的人物。但他亲临广州，通过近距离的观察，比较了解现实情况，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欲，对民间的市舶贸易，恒抱网开一面、甚至鼓励的态度。在他管理市舶期间，豪商巨贾、华宗望族组织船队，成群结队出海，与番商贸易的情况，近乎肆无忌惮，而韦眷自己，也从中获取巨利。《明宣宗实录》称，韦眷“与海外诸番相贸易，金缯宝玉犀象珍玩之积，郿坞如也”。民间有一首风谣，讽刺内官太监坐镇广州，只知搜刮：“压倒生民，入于贝戎，民死不顾，虚镇广东。”所谓“贝戎”，就是一个“贼”字。

韦眷后来死在北京，尸体运回广州，安葬在姚家岗的永泰寺后，可见他还是比较喜欢广州这块地方。1964年，韦眷的墓被发掘出来了。在此之前，他的墓被人盗挖过多次，早已空空荡荡，但考古人员还是找到几枚盗墓者遗漏的钱币，包括一枚威尼斯银币、两枚孟加拉银币，以及宋代的祥符通宝、天圣通宝、元符通宝和南汉国的乾亨重宝铅钱各一枚。这位太监果然有收藏钱币的癖好，连前朝旧钱也不放过。

要维持朝贡体系，朝廷面临许多现实的困难。明朝从一开始就受金融的困扰，朱元璋想学宋朝，发行大明宝钞，用来补充银子的不足。但这种纸币的命运，更加不堪。因为明朝比宋朝穷多了，大明宝钞实际上是一种无锚纸币，一味滥发，结果不断贬值，赔上了朝廷的信用。为了推行纸币，永乐二十年（1422）朝廷规定不用钞一贯者罚钞千贯；破坏宝钞流通要法办，犯人处死，全家罚款并充军。但严刑峻法，也阻止不了宝钞的贬值，从最初一贯宝钞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可以买到一石米，到宣德七年（1432）时，一贯宝钞跌到只值铜钱五文；再后来，正统九年（1444）的米价，涨至一百贯宝钞才买一石。最后宝钞沦为废纸，丢在大街上都没人捡。

嘉靖朝适逢小冰河期，气候恶劣，农业连年失收，朝廷本来已是收入锐减，还要实行海禁，贸易停滞，国库空虚，连很多官员的俸禄也发不出，海瑞有一句批评嘉靖朝名言：“嘉者，家也；靖者，尽也。”嘉靖就是家家净尽，大家都成了穷光蛋。明军对后金作战，屡屡功败垂成，都是因为军队缺饷。

嘉靖四十三年（1564），驻潮州饶平县柘林澳的军队，也因缺粮而哗变，从水路直扑广州城，在归德门外珠江面乱放枪，吓得居民争相逃入城里，在小市街（今解放南路）上挤成一团，互相践踏，造成死伤无数的惨剧。清人赖振寰在《朱子碑楼辑存》中描述这场兵祸：“（乱兵）会合海贼，共船三千余艘，于是年三月二十日进省，至洲前海，铳声如雷。居民尽走入城，壅塞小市街，践死无算。廿一日，洲前海兵船尽被毁。数日后叛兵登岸，抢掠河南、沙角尾（柳波涌北段）等处。”暴乱最终被总督吴桂芳平定，并促使他第二年在南城外再修筑一个外城，以防海贼从水路入侵。建筑费全是广州各家各户凑集的。

朝贡贸易自正德三年（1508）改为抽分制以后，其实就是一个虚名。官府规定，朝贡的物品，不用运上京城的，都在广州本地抽分，交由葡萄牙商行招商发卖。明初是禁止葡萄牙人经营的，认为葡萄牙人做的是无本生意，缺乏职业操守与道德底线。在官方文件中，时常可见“商棍”“奸商揽棍”“市舶豪棍”一类称呼，就是指这些从事交易中介的葡萄牙人。

后来朝廷出于要把一切管起来的心理，干脆设官牙，又称为客纲、客纪，前者是葡萄牙商行的头头，后者是普通葡萄牙人，由有抵业的富商充当，官府发给葡萄牙商行印信文簿，代理市舶司管理贡舶贸易。官府和葡萄牙的职责包括：番舶抵岸后，验货并代为报官；市舶司对番货征税后，评价货物，介绍买卖；管理番货市场的各种事务。

万历二十七年（1599），朝廷派内官太监李凤为广东税使，掌管广东的市舶、珠池、税务、盐法等一切经济大权。他要求广东每年向朝廷征解二十万税银。据万历朝的《广东通志》说，李凤在广州五年，仅以其个人名义进贡的市舶税、舡税、福舡番税等，就超过三十七万两。钱来得太容易了。由于私人外贸越来越兴旺，各类庞杂，走私挟带的花式，层出不穷，市舶司十个罂，九个盖，实在管不过来，只好收缩功能，只管征税，不管交易。交易全由葡萄牙商行经纪，形成了垄断外贸的“三十六行”。(www.daowen.com)

崇祯四年（1631）广东巡按御史的一份题报，经兵部尚书上奏朝廷，便有如此描写：

省会（指广州）密迩澳地（指澳门），夷之实逼，此处非粤之利也。其初，不过以互市来我镜濠，中国利其岁输涓滴，可以充饷，暂许栖息，彼亦无能祸福于我。乃奸商揽棍，饵其重利，代其交易，凭托有年，交结日固，甚且争相奔走，唯恐不得其当。渐至从中挑拨，藐视官司，而此幺麽丑类，隐然为粤腹心之疾矣。

文中所说“饵其重利，代其交易，凭托有年，交结日固”，正是明代三十六行，亦即清代十三行前身的一个真实写照。

葡萄牙人在澳门站住脚跟后，不断往广州进发。万历八年（1580），官府不得不同意每年在广州举办两次进出口商品集市，通常是在一月与六月，每次集市为期两三个月。一月的“春季交易会”，主要是从南洋、印度洋、欧洲来的客商，六月的“夏季交易会”，则主要是从日本来的客商。曾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工作，晚年生活在澳门的瑞典商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记录：“开始时市场每年开放一次，但从1580年起，根据两次不同的季候风，每年开放两次。贸易的经理人，从一月份起采购运往印度和其他地方的货物；从六月份起采购运往日本的货物。每年两个月，三个月，有时是四个月。”

每年这两届集市，成了广州的狂欢节，行商坐贾，个个都像急脚大神，赶来抢货，从洋商那里购买胡椒、薰衣香、沉香、檀香、肉豆蔻、印度琥珀、乌木、玳瑁、玛瑙、番纱、红印花布、欧洲毛织物、银块等，而洋商则从广州人那里采购丝绸、瓷器、麝香、珍珠、砂糖等物。一些上不了档次的大路货，如椒木、铜鼓、戒指、宝石之类，在仓库堆积成山。手头有几枚小平钱的街市仔，也有了承令博买的机会，在集市上钻来钻去，探头探脑，指望淘到什么便宜的舶来货，一转手赚它一笔。街道上大大小小的茶坊酒楼，坐着的尽是这些要价还钱、催讨货物的买卖人。

白银源源不绝地流入中国。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也趁着这股通商的浪潮，开始向中国内地传播。与当年佛教和伊斯兰教首先从岭南向北方传播一样，天主教也走着相同的路径。来到中国的著名教士有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写道：“记述这种每半年一次的市集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为福音的信使们深入中国内地提供了最早的、唯一的通道。”

这些传教士的活动范围，比一般外国商人大得多，上至皇宫禁地，下至市井坊间，都有他们的身影。传教士们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和通信，成为欧洲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他们认为，即使在非基督教地区的民族，同样会有客观普遍的福德存在；那里的人们，也必定会同样追求美好的道德修养，必定会有大量奉行神旨的美德懿行，流播于世。这种信念，驱使耶稣会教士们在中国只挖掘美好的事物，按自己的信念，诠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观念。他们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让中国认识天主教，毋宁说是让欧洲认识中国，更为恰当。

早在16世纪前期，欧洲就出版了不少介绍中国的书籍，诸如葡萄牙人写的《东方诸国记》《中国之路》《远游记》等等。航海家和地理学家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ds）的《东方地理志》约写于1513年，书中收集了不少中国沿海的航海资料和地图。在这些书籍中，中国被描绘成一个富饶、美丽、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1519年前后，罗德里格斯在撰写《中国之路》时，首次使用了China一词。1587年前后，第一部中国、西方语言词典——葡中词典问世。

这时英国商人在皇室全力支持下，探险的罗盘，也瞄准了亚洲，英国人与葡萄牙人、荷兰、西班牙人争夺香料市场的大战，一触即发。1600年的最后一天，“伦敦商人东印度贸易公司”成立，这是一个里程碑。在西方的历史观中，这是世界现代史的第一年。英国商人的胃口很大，印度、孟加拉国湾、马六甲、爪哇、暹罗以及一些生产香料的岛屿，统统被纳入“东印度”的范围。

两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加入了对东方贸易的竞争之列。它进军亚洲的势头，非常凶猛，把葡萄牙的商业据点，逐一拔除，取而代之。万历三十二年（1604），荷兰首次派船到广州，试图与中国直接贸易。它是继葡萄牙之后，中国艺术品进入欧洲的主要“批发商”。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纷纷通过荷兰进口中国的奢侈品与艺术品。荷兰商人在这股中国热潮中，赚得盆满钵满，出现了大批暴发户。

荷兰人的暴富，招致英国人的涎睨。伦敦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直在广州门外徘徊，直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的“伦敦号”商船，才实现首航澳门，真正踏上中国土地，与中国人直接交易。但他们运气不好，英国人遭到最激烈的阻挠——不是来自中国人，而是葡萄牙人，他们害怕英国人一旦染指澳门，最终会吞掉这块蛋糕。因此不用中国官府出面，葡萄牙人已千方百计破坏“伦敦号”的好事了。

“伦敦号”虽然没做成什么生意，但更庞大的英国船队，携带着大炮，衔尾而来。葡萄牙人情急之下，恫吓中国官员说，这些英国人都是“流氓、小偷、乞丐”，让他们进入广州，后患无穷。这引起了中国官府的警觉。崇祯十年（1637），明军在虎门与企图硬闯广州的英国船队首度发生冲突，英国人用火炮向沿岸村庄轰击，派遣一百多名水兵登陆，强占炮台，升起英国米字旗，一面掳走几条民船，一面声称“非寻衅，惟欲通商”。广州的官府则扣押了对方的货物和几个偷偷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广州商人。此亦非寻衅，惟不欲通商而已。经过中、葡联手交涉，英国人被迫答应和平离开，不伤害任何人，并永不再来。大明释放了被扣的商人，允许英国人带着他们购买的蔗糖、生姜和药材离去。

但朝廷未意识到，在茫茫海洋上，称雄一时的葡萄牙船队，已被西班牙人、荷兰人取代，而西班牙人、荷兰人又开始受到英国人的挑战。中国就是从明代开始，由一个居世界前列的航海大国，逐渐被欧洲国家迎头赶上。这些变化，对中国未来的命运，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而广州不得不在严厉的禁海令下，艰难地寻找着自己在这些历史变化中的位置。

由于海上丝路一枝独秀，带动广东全省的丝织业、陶瓷业、冶铁业，以及蚕桑、甘蔗、茶叶、莞香、果木等农业生产，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人口急剧增加，新城镇不断崛起。刑部尚书郑晓到广东巡视，对“人逐山海矿冶番舶之利，不务农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州人拍着胸脯说：“广州之货，天下未必有之；天下之货，广州尽有之。”商人的势力之大，从昔日“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反超前居于四民之首，甚至有人提出商人是“四民之纲”。各种商业团体，亦水到渠成，纷纷涌现。具有银行公会性质的“忠信堂”，三百年前即已存在；嘉靖年间，会馆形式的商人团体，已成为时髦的组织。

隆庆元年（1567）至隆庆六年（1572）间，海禁大弛，广州几乎垄断了南海的所有航线，西洋海舶云聚广州。屈大均描写当时的广州：“番舶衔尾而至，其大笼江，望之如蜃楼屃赑，殊蛮穷岛之珍异，浪运风督，以凑郁江之步者，岁不下十余舶。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赀，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最后这八个字，让广州人自豪了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