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1525年），卒于万历十年（1582年）。他在十二岁时“进学”（当了秀才），十六岁中举（当了举人），二十三岁成为进士，选庶吉士，受教于徐阶。（那时候，徐阶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两年以后，散馆（毕业），张居正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他当了编修七年，感觉到“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然而“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因此之故，他毅然决然，称病辞职，回到家乡，种了半亩竹子，闭户读书。

读书又读了整整六年。他的父亲（张文明）“郁郁不乐，日见憔悴”；父亲向朋友说：“吾生平志愿未遂，望斯儿树立，用显吾祖。今顾若此，吾复何望！”

张居正只得又进京城，作官。这一次所作的，是右春坊右中允、国子监司业。高拱和他同事，是国子监祭酒。祭酒等于今日国立大学校长，司业等于是教务长。

高拱于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十二月，世宗去世，徐阶写遗诏，邀张居正参加意见。次年，隆庆元年，二月间，张居正也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

半年以后，他上给穆宗一封“陈六事疏”，穆宗一一允行。

所谓六事，是：（1）省议论。部院等衙门“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陈直。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2）振纪纲。“伏望皇上备乾纲之断，普离熙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3）重诏令。“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令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院）置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4）核名实。“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遽行黜）者，乞将诰敕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5）固邦本。“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6）饬武备。“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

张居正在隆庆元年二月入阁，两个月以后就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四年十二月，升“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加柱国”；几天以后，加“少傅”，改“建极殿大学士”。六年正月，改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六月，穆宗去世。八月，加“左柱国”，改“中极殿大学士”。

高拱于隆庆元年五月辞职，三年十二月再度入阁，六年六月被罢免。他被罢免以后，张居正成为“首辅”，直到万历十年六月病故之时。在这十个年头之中，他只有三个月（万历六年三月至六月）给假回籍葬父，不在京城，但是重要的公事仍旧有人送到江陵，请他裁决。他的加官，由少师而改为太傅，又由太傅而改为太师，均仍兼太子太师，可谓位极人臣。他不曾被封为侯伯，因为明朝的规矩不封文臣（除了外戚以外），但是他在万历四年十月被改为太傅之时，已经被特许“俸如伯爵”。

他生平颇爱权力，而且定要全部权力。神宗从十岁即位，到二十一岁张居正死，始终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而已。两宫太后，神宗的嫡母仁圣太后陈氏与慈圣太后李氏，由于有司礼太监冯保替张居正左右其间，也一直对张居正言听计从。

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对张居正的作风颇有批评，却不能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十年来海内肃清。用李成梁、戚继光，委以北边，攘地千里，荒外警服。”南方少数民族“累世负固者，次第遣将削平之。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礒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绩炳然。”

明朝自从成祖、宣宗以后，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张居正能以超人的铁腕，把政风士习扭转，做到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边境相当太平，国内家给户足，转贫为富，化弱为强，真令人心向往之。

他忠君守法，敢于负责，因此也就免不了得罪很多人。中国的社会，几千年来重人情而不重法律，重私谊而不重公义。于是，张居正一死，他的家属就遭受奇祸。

张居正的治绩，在《明史》本传中仅有寥寥数语，在《明史稿》中更少，而且贬多于褒。写《明史》与《明史稿》的人，囿于书生之见，视儒法为截然不同的二家，他们看不出张居正的难能可贵处，正如有些人之讥诸葛亮为“外儒内法”，讥王安石为“急功近利”，而茫然于孔子当年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即强调“足食足兵”与“富而后教”。孔子诚然以“道之以礼，齐之以乐”为提高社会水准的途径，但是也从来不曾主张过以姑息为政，像汉元帝以后的所谓儒臣。

张居正大权独揽，是事实。他却未包而不办。国家的大小政务，他处理得井井有条，真是所谓纲举目张。他也颇能分权给主持各部的尚书，御寇平乱的将领，通漕治河的文臣。凡是负责办事的人，他都能让他们放手干，虽谤书盈*而他决不轻易换人。

在他执政的期间，六部尚书的更迭很少：

吏部——张瀚、方逢时、王国光。

户部——王国光、殷正茂、张学颜。

礼部——万士和、马自强、潘晟。

兵部——谭纶、王崇古、方逢时。

刑部——王之诰、王崇古、刘应节、吴百朋、严清。

工部——朱衡、郭朝宾、李幼滋、曾省吾。

在这些尚书之中，只有张瀚一人是被免职的。王国光先任户部，后调吏部。马自强离任，是由于入阁。谭纶与吴百朋死在任上。殷正茂等所有的其余人，都是在告老退休之时，才去职的。

戚继光在蓟州十六年，先当蓟州、保定、昌平三镇练兵的总理，不久兼为蓟镇总兵官，差不多与张居正在内阁的时间相终始。（张居正入阁在隆庆元年二月，戚继光由闽北调，在隆庆二年五月，到了张居正去世以后才又被调往广东。）倘若不是有张居正在朝中替戚继光撑腰，戚怎么样也干不到那么久，因此也就练不成守边的精兵，修不好沿边的“敌台”（小部队可以集中防守的堡垒），发展不了“车战”的战术，挡不住最足以震撼京畿的土蛮，也就无法保得住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一大段长城内外的土地。

李成梁能久于其任在辽东，也全靠张居正对他信赖不疑。

李成梁是铁岭人，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积功升至辽东镇的险山参将。他因救援永平而由参将升为副总兵，是在隆庆元年，亦即张居正入阁以后，因击斩张摆失而进秩一等，是在隆庆三年，因辛爱大举入寇，需他抵御而由副总兵升为都督佥事、辽东总兵官，是在隆庆四年。

次年（隆庆五年），他大胜土蛮，斩其部长二人，被升为都督同知，赏一子世荫千户。他在隆庆六年与万历元年，又连胜土蛮，于是又增秩二等。万历二年，他击斩建州都指挥王杲；三年，他击走土蛮于长勇堡，击走炒花、黑石炭、黄台吉、卜言台周、以儿邓、眗兔、拱兔、堵剌儿等人的联军两万多于沈阳西北，张居正给他以“太子太保”的加官，增荫一子千户。万历四年，他再破黑石炭于大清堡，袭击土蛮于辽河之东。万历五年，他捣破速把亥与土蛮于劈山。他有这几项功劳，张居正更进一步，把他的加官由“太子太保”而升为“太保”，赏一子世荫铁岭卫的指挥使。

这一年（万历五年）的十二月，速把亥、土蛮、炒花、眗兔、拱兔、黄台吉、大委正、小委正、卜儿亥、慌忽太，等等，又集合了三万人以上的联军，深入到耀州。李成梁一面留兵遏守，一面自己提兵出塞二百余里，直捣敌后的圜山，斩其部长九人，部兵八百四十，使得对方的联军不得不由耀州撤退。张居正于是也不惜爵赏，奏准神宗，封他为宁远伯。

万历七年，土蛮以四万骑来攻，屯聚在锦川营。李成梁挡住了他。恰好，戚继光奉命率兵来救，土蛮又不得不撤退。退了不久，纠合了速把亥卷土重来，宣传即将分别攻取海州、锦州、义州。李成梁不理他们的宣传，率兵正面迎敌，又出塞二百多里，到了红土城，找他们打，打了一个胜仗。他们狼狈而散。

万历八年，李成梁两御“迤东都督”王兀堂于宽甸，连败土蛮于大凌河及锦州。

万历九年正月，李成梁大破土蛮、黑石炭、大委正、小委正、卜言台周、脑毛大、黄台吉、以儿邓、眗兔、拱兔、炒户花（炒花？）等人于塞外四百余里的袄郎兔。张居正增加他的伯爵岁禄，由八百石改为九百石。四月，黑石炭等深入辽阳，李成梁派副将曹簠迎敌，小胜，追击至长安堡，遭遇埋伏，大败，损失了千总陈鹏以下三百一十七人。张居正将曹簠逮捕下狱。十月，土蛮纠合了十万人以上围攻广宁（北镇），攻不下来，转掠团山堡、盘山驿、十三山驿，攻义州，都被李成梁击退。

万历十年三月，在张居正去世三个月后，速把亥进犯义州，被李成梁的参将李平胡射中而被苍头李有名斩首。神宗大喜，让李成梁在京师有一个“甲第”，加赏一个儿子锦衣卫指挥使。

张居正去世以后，李成梁继续镇守辽东，到了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因贪利、行贿，掩败为功、杀民冒级等等恶行，被谏官一再弹劾而不得不辞职。倘若张居正尚在，他决不敢如此，自己固可以保全始终，国家也不致遭受他卵翼努尔哈赤的养痈之患。他作战的能力很高，威望亦重，其后在万历二十九年东山再起，“复镇八年，辽左少事”；所需要的只是在他上边必须有一个能够驾驭他，维持他，像张居正这样的人而已。

明朝正北的边疆，也就是沿着今天的长城，东段从山海关到居庸关，有了戚继光，高枕无忧。中段宣府大同，西段延绥宁夏，均由于王崇古在隆庆年间，赖有高拱张居正从中主持，而安抚了俺答和俺答的侄儿吉能，不仅在万历初年汉蒙相安无事，而且一直相安到明朝结束之时。(www.daowen.com)

王崇古的功劳，不在戚继光之下，更不在享有赫赫之名的李成梁之下。他是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进士，历官刑部主事，郎中，安庆与汝宁二府知府，常（州）镇（江）兵备副使，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宁夏巡抚，陕甘宁总督（总督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军务），于隆庆四年调任宣大山西总督（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毅然决然作成了安抚俺答与吉能之事。俺答去了赵全所奉他的帝号而受封为顺义王，吉能受封为都督同知，俺答所筑的开化府改名为“归化”。王崇古奏准明廷，让汉蒙人民互市，一举而奠定了两族之间的和平与相互依存。他“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赏。……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王崇古在万历元年九月，被召入京，督理军营，三年九月，受任刑部尚书，五年四月，被调到兵部，继谭纶之缺。十月间，他告老退休。

继王崇古宣大山总督之任的，是方逢时。其后，继他的兵部尚书之任的，也是方逢时。方逢时湖北嘉鱼人，与王崇古同年中进士，历官知县、郎中、知府、辽东巡抚，在隆庆四年调任大同巡抚。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向他投降，他报告王崇古，和王崇古“定计挟把汉以索叛人赵全等”，终于完成了安抚俺答与吉能的大工作。王崇古内调以后，他在总督任上，颇能萧规曹随，功绩也不算小。其后，继王崇古作兵部尚书，作到了万历九年四月，才退休。

在张居正当国的期间，内乱不是没有，但张居正皆能选用将才，予以“平定”。

内乱之中，最厉害的是四川的“都掌蛮”、广西的“古田壮”，与广东的“罗旁瑶”。“都掌蛮”的首领叫“阿大”，据有兴文县东南的九丝山，称王。另一头目，叫做“阿苟”，据有凌霄峰，和阿大相犄角。张居正派曾养吾当巡抚，留刘显为总兵官，拔郭成为副将。那时候（万历元年），有很多朝臣攻击刘显，张居正一概不听。果然，刘显感恩图报，很愿意接受曾养吾的节制，而曾养吾又是一位驾驭武人的能手。刘显等人诱擒了阿苟，夺回凌霄峰，随即围攻九丝山，攀登绝壁，斩杀阿大，取得土地四百余里，掳获了九十二只铜鼓。

“古田壮”的首领，叫做韦银豹。他的父亲韦朝威在孝宗弘治年间造反，杀了副总兵马俊，其后降而又叛，叛而又降。韦银豹本人之叛，是在世宗嘉靖末年。他和另一头目黄朝猛两度抢劫广西省城的银库，杀了参将黎民衷，声势浩大。

张居正在隆庆三年叫殷正茂当广西巡抚，负责剿办。殷正茂到任以后，便调集了土兵汉兵十四万人，交给俞大猷。俞大猷那时候是广东总兵官，被调来广西帮忙。以俞大猷之才，对付韦银豹与黄朝猛，游刃有余。他分兵七道，连破几十个寨子，只有最后的一个潮水寨比较费力，打了几十天才打了下来。黄朝猛被自己的部下杀了，韦银豹诡计多端，用了一个与自己面貌相同的人替死，但是，在逃走不久以后，也被捉住。

不久，殷正茂被升为“提督两广军务”。于是，惠州的蓝一清与赖元爵，潮州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的李茂，等等，也都被殷正茂调兵遣将，一一“荡平”。

万历三年，殷正茂受任为南京兵部尚书，遗下的“提督两广军务”之缺，由凌云翼接任。凌云翼在万历四年秋天调遣张元勋、李锡等将领，大举进攻广东“罗旁瑶”，打了四个月，打到万历五年的春天，瑶人首领潘积善，投降了，“罗旁瑶”所住的地区，在德庆州上下江，东西两山之间，有七百多里。韩雍在宪宗成化年间把西山的一部分镇压下去，剩下的是这些东山的部落。他们深处林莽，常常出来活动，兵来则退，兵去又来。

张居正能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曾养吾、殷正茂、凌云翼，等等，确有知人之明。

外患与内患之外，另一种患是水患。

明朝初年，黄河在洪武二十四年决口。决口的地点在河南原武县境。洪流泛滥到安山湖，把会通河淤塞了三分之一。所谓会通河，便是元朝所修筑的山东省一段的运河。明成祖有意迁都北京，对运河十分重视，派了宋礼去浚。宋礼用了二百天的工夫，完成任务。

此后，河患虽则常有，皆不甚大。到了嘉靖年间，它便严重起来。嘉靖六年，黄河溢出堤外，流入沛县之北的庙道口，淤了运河几十里长。明世宗派盛应期去办，盛应期开了一条新河，从昭阳湖东北到留城口，约长一百四十余里，用六万五千个伕子，二十万两银子，作了六个月，未能如限完工。谏官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世宗便命令盛应期停止工作。盛应期要求再作一个月，世宗不许，于是功败垂成。

嘉靖四十四年，黄河又发脾气，在沛县飞云桥决口，流进了昭阳湖，又把运河淤了一百多里。世宗派朱衡去办理。朱衡也开一条新河，长一百九十四里，总算是筑成了。然而，这只是治标而已。

隆庆四年，黄河在邳州与睢宁决了口。穆宗派潘季驯去治。潘季驯把所决的口子堵住。

万历五年，黄河在崔镇决口，向北流，淤塞了清河口，逼得整个的淮河向南搬家，冲坏了高堰（高家坝），弄得高邮宝应等县成为一片汪洋。负责治河的“河漕尚书”吴桂芳与“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意见不合，吴主张疏浚老黄河故道，傅主张堵住决口，“束水归漕”。迁延到了次年的夏天，张居正派潘季驯去负专责。潘季驯在过去也只是一个懂得治标的人，但是他有了经验，又肯实地研究，把他的心得报告张居正作为建议，说黄河“故道久湮，虽浚复，其深度必不能如今河”，应该“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为一），则海口自浚。”张居正接受他的建议，让他放手去做。果然，做到了万历七年冬天，潘季驯把黄河与淮河同时治好。

在潘季驯尚未完工以前，也有不少的人攻击他，正如当年戚继光等人之被攻击一样。但是，张居正给予潘季驯以大力支持，对一切闲言闲语置之不理。

治水成功，水患变成水利。张居正特地把水退了以后的荒地，按户分给江北各县灾民，三年以后才征赋。明朝自从中叶以来，政府不做该做的事，而收不该收的钱。农民在种种高压之下，也就无精打采，把该垦的地不去垦，该种的田不去种了。再加上，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相勾结，有田而不报，即使报也以多报少。在洪武二十六年的时候，全国已垦已种的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三十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就只剩下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经过张居正一番整顿与鼓励，万历九年的数字竟然一跃而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起洪武年间的情形，虽仍有不及，但是比起弘治年间的情形，真是进步得太多。

万历九年的数字，是经过三个年头的严格丈量而来。有人怀疑这数字的确实性，说张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苛征暴敛现有的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说这种话的人，不知是何居心？依他们的意思，最好田地不必丈量，办事不必综核，因为一丈量综核就难免没有少数的坏官“争改小弓以求田多”，倒不如因噎废食，大家省事，大家静候亡国，饿死！至于说，因为有了“溢额”就免不了“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似乎田亩尽管溢额，而所溢出的田亩绝对不可以征赋。这是一种什么想法？

《明史·食货志》却也保存了几句公道话：“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

明朝初年，各府州县本有记载田地的“鱼鳞册”，与记载户口的“黄册”。这两种册子，由于中叶以后上下官吏的偷懒与舞弊，久已与事实不符。张居正大刀阔斧，不怕得罪人，才把事实重新弄个清楚。（他有没有采用当时福建所已用的经册、纬册与“归户册”，待考。）

田亩的数字，或可用大田化小的办法变多；户的数字，即没有办法化一人为两人来变多。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是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弘治四年，降为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张居正在万历六年所查出来的，是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人，不仅比弘治四年多，也比洪武二十六年稍稍多了一些。这倒未必是因为有他当政，而人民立刻乐观，于短期内纷纷增加生育（或减少杀婴与打胎）。主要的原因是：在他综核之下，经手调查的人不敢马虎从事。

张居正生平自称别无他长，只是耐得了烦。耐烦二字真能做到，并不容易。古今乐于做官的多，而舍得下工夫去办事的少，张居正倘若没有忠君（爱国）的心，没有视匹夫匹妇之疾苦为自己的疾苦之同情心，没有恒心与毅力，就一定耐不了总揽全国行政工作的烦。

儒家的理想宰相，是一个雍容大度，提纲挈领，对天子坐而论道，调理阴阳的人。下面各部门的麻烦的事，让下面的人去管。这样的宰相只适合于天下已定的太平时代。乱世或衰世，像明朝正德以后，迄于嘉靖年间的情形，就必须有张居正那样的一个火辣辣的角色，事必躬亲，才能拨乱反治。

他注重行政的系统，可见他不是不懂得分层负责的道理。他所不同于以前的若干大学士的，只在把“负责”二字做到名副其实。他自己负责，也要求下面的人负责。他不许六部的尚书分他的大权，老实不客气地让他们知道：在他们之上有一个内阁，而内阁的负责人是他自己。王夫之说得好，明朝政治的最大缺陷，是太祖在洪武十三年废掉丞相。太祖与成祖二人雄才大略，直接指挥六部，确有“皇帝而兼宰相”的资格。仁宗宣宗，能力虽差，幸有三杨在阁，仍旧办到了小康。此后皇帝不如太祖成祖，阁臣不如三杨，国事安得不坏！张居正断然确定内阁的地位，把太祖废相的失着补救了过来。可惜，他一去世，人亡政息，明朝又走回下坡的老路。

他并未把六部的权力剥夺净尽。事实上，他给了它们以应有的充分权力：命令各省的抚按（巡抚与巡按御史），必须秉承六部。对于抚按，他也让他们有权督责各府州县。这样，全国上下各级衙门，才形成了一个整体。他自己之所以能够在极短期间，完成极大改革，指挥灵活，运用自如，也全靠有了这个整体。

在内阁及其以次一层一层的各级衙门之间，公文的来往必须迅速。因此，他特别注意驿递（谷应泰所谓“邮传”）。去掉驿站方面的小腐败，在他，可谓牛刀小试，很快地便办到了。还有，公事经办人的故意拖延，改革起来就比较费事。所好，他有严刑重罚作为后盾。拖延以外，如诬报、虚报、瞒报、夸大其辞的妄报，等等，他都有办法查出来，弄得没有人敢欺骗他，蒙蔽他。谁能比得上他精明呢？

张居正办事严格，但对人并不苛酷。人有小过，他写一封私函加以规劝或申斥。有了大过，他才依法办理。他把赏罚看得很重要。没有赏罚，的确也办不了事。然而他一向是赏得重，罚得薄。

不讲道理的人，也未尝没有他们的所谓赏罚。张居正的赏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秉至公。他尊重明朝已有的考绩制度，而加以认真执行。京内之官六年一考，京外之官三年一考。过去，常常只是例行公事。他呢，毫不客气：特别好的升，好的留，不好的降，太不好的去。可是，他不像某些大官之以给人痛苦为乐。他在原则上，是让胜任的人久于其任。

胜任的人，却不易找。风气好，好人多；风气坏，好人少。在少数的好人之中，能办事的人更少。张居正懂得“不求全”。用人，只是用其所长。此人的短处，倘与所任之事无关，不必计较。

他勇于自任，而律己未尝不严。反对他的人，说他接受贿赂，说辽王朱宪㸅被废之时，王府的金宝都被他吞了。神宗因此而在他去世以后的第二年，抄他的家，却只抄得了十万两左右的银子而已（他家里原本是盐商，有钱）。

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在明朝，是一个只讲私情，不讲国法的社会。谁要执法严明，谁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机会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丢官的丢了官，说人情的说不到人情，借钱的借不到钱——如何不恨？恨张居正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在世，大权在握，没有人奈何得了他。他一死，仇家对于他的家属，对于他的身后令名，就可以为所欲为，弄得他在死后的第一年官爵被“追夺”，在死后的第二年家产被充公，家属被充军，在家属之中，有若干人死在牢狱，长子张敬修被逼得自杀。

在他未死以前，便已有很多人想藉他丁忧而“夺情”（不去职）的一件事，造成轩然大波。其实，“夺情”是两位太后与神宗叫他如此，不许他因丁忧而沿例去职，要他留在任上办事。他自己未尝没有一再恳请去职“守制”。那时候，万历五年，他的改革的大事业刚刚作了一半；如果两位太后与神宗真让他走了，这大事业一定半途而废，明朝也决不会能够再撑上六十二年。反过来说，倘若在他死后，继起有人，像他一样地综核名实，替国家办事，明朝也不至于在六十二年以后便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