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赫武功、嗜血凶暴的北魏太武帝，虽然颐指气使间可以让百万人头落地，但宫廷之内，吃喝拉撒全部归太监们统管。呼呼大睡之间，宗爱大公公生怕太武帝会追究自己涉嫌诬蔑太子的事情，先下手为强，抢先一步用一根绳子把拓跋焘送上西天。

人们可能要问，北魏的文武大臣，在这位嗜血君王前不敢仰视，大气都不能喘，一个太监奴仆，怎么敢下手勒死这位赫赫一时的帝王？要知道，奴仆面前无伟人，任你再伟大再光荣再正确，也会放屁、打嗝，浑身上下摔一跤也会哪儿都疼，蚊子咬了也会起包，喝醉了也会撒酒疯，高兴了也会光屁股自己跳舞。

因此，拓跋焘正襟危坐时的森然气象，在奴仆眼里一钱不值。在大公公与小公公们手下抽搐挣扎的太武帝，正是个失去金钟罩的常人肉身。

太武帝盛年暴死，先前太子拓跋晃已死，按理应该扶立拓跋晃之子拓跋浚。拓跋浚时年才十三。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定以及侍中薛提三人知太武帝被弑，考虑到主少国疑，就先秘不发丧，准备拥立太武帝的第三子秦王拓跋翰，并暗中派人把他唤至宫内密室之中。

薛提中间又变卦，觉得皇孙拓跋浚乃世嫡，按理应立。如果立秦王，恐怕消息传出后会引发动乱。这三个朝臣无断，商量来商量去，消息慢慢被宗爱公公侦知。

宗爱和秦王拓跋翰关系一般，与太武帝第五子吴王拓跋余私交甚好。大太监很有魄力，一不做二不休，他假借皇后诏令，召兰延三个人入内宫。兰延、和定、薛提三人以为宗爱一个阉人，从未正眼看他，没想到有什么阴谋，皆应召而来。

三个人一入宫门，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太监都在大门后候着，一刀一个，斩于殿堂。

在密室等了两三天的秦王拓跋翰听见门外有脚步声，很高兴，以为是诸臣来扶立他为帝。一开门，闯进几个精壮太监，拥着他到永巷，二话不说，一刀也把这位爷结果掉。

拓跋余得立为帝后，为感谢大公公宗爱的“恩德”，封他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并加封冯翊王。

太监当上王爷，殿上皇帝又非皇孙拓跋浚，北魏朝廷大臣私下议论纷纷，渐渐觉察出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久，拓跋余又觉宗爱权力过大，便想慢慢削夺他的权力。坏事做多了，胆子越来越大，宗爱抢先一步，派小太监一根绳子又把拓跋余送上西天。

此次弑逆，终于走漏风声。

禁卫军官刘尼急忙向殿中尚书源贺报告情况，源贺找到南部尚书陆丽，几个人定计，逮捕宗爱，“具五刑而杀之”，迎皇孙拓跋浚为帝，是为文成帝。

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年），立冯氏为皇后，即后来赫赫大名的文明冯太后。接着，文成帝立自己年仅三岁的儿子拓跋弘为皇太子。魏朝“子贵母死”，依据制度，当夜就赐太子生母李贵人自尽。

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文明史，叱咤风云的大都是男性统治者，无论是万世流芳，或是骂名千载，帝王、国王们或强横、或英武、或暴虐、或荒淫、或懦弱、或颓靡、或文雅、或粗俗，是非易判，恩怨能名。而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统治思想的中国封建历史，女性统治者寥寥无几，从数量上讲，根本无法与男性帝君匹敌，但从名气来说，她们都是声明赫赫，最有名的当属吕后、武后、慈禧太后，无论她们的治国之术如何，母后临朝，似乎这四个字就比较暧昧地与“淫乱”“凶毒”“专恣”等贬义词相连，更有一个“牝鸡司晨”的成语专门讽刺女性统治者。

鉴于吕后临朝以后对国室、宗室的威胁，汉武帝晚年欲立小儿子刘弗陵为继承人，但忧虑其母钩弋夫人日后生事。汉武帝认为，自己死后刘弗陵为帝，钩弋夫人青春正盛，当为太后，可能对刘氏皇族极为不利。老皇上先是为儿子选定几个辅政大臣，思索数日后，忽然把钩弋夫人唤至殿前，大声谴责。年轻的美人见皇帝忽发雷霆之怒，惶怖至极，脱下头上的簪饰，跪下叩头不已。“把她押下，关进掖庭狱！”武帝大吼。祸从天降的年轻母亲浑身无力，被卫士扶持拖曳时回头以泪眼向武帝张望，梨花带雨，楚楚可怜，心中十分想让老皇帝回心转意，饶自己一命。武帝生性果决，大声喝道：“快走，你不能活！”于是赐死于狱。过了几天，汉武帝闲来无事，就问左右：“外面对赐死钩弋夫人的反应怎么样？”左右回答：“大家都说，既然要立儿子为太子，干吗要杀掉他的生母呢？”汉武帝回答：“这不是你们这些愚憨的人所能理解的。从前国家所以乱亡，正是由于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没人能阻止她。没听说吕后的故事吗？所以要先除掉这个隐患。”

当时及后世史臣，言及汉武帝，往往指摘其内侈宫室，外攻四夷，信惑神怪，劳民伤财，但对他立子杀妃之举往往持有正面的议论，以为能防微杜渐，且顾托得人。

即便如此，后世汉族帝君，罕有临崩而杀储君之母者。真正把汉武帝这一信条当成规矩的，恰恰是北魏王朝的拓跋氏。

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末年，决定立儿子拓跋嗣为帝，就先杀其生母，然后把拓跋嗣召至座前训话：“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参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

其实，拓跋部开化较晚，在早期的代国时代，也仅仅是脱离母系氏族社会没有多久的父系宗长制时期，兄终弟及和母权为尊的遗俗，在北魏一直很顽固。

受汉族封建制影响，拓跋氏逐渐以“父子家天下”的制度使帝国长治久安。道武帝为了防患于未然，就使“子贵母死”成为魏朝的定制。手段虽然残忍，但他的出发点还是以王朝的万世基业为主要考虑内容。

拓跋嗣继位后，虽然感念生母，但立子杀母作为魏朝的“祖宗家法”并未废止，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除了肃宗孝明帝亲母胡太后外，储君生母无一例外，全被赐死。

当然，那些妃子们究竟是自杀还是宫人代劳，史无明载，总之，这些倾国倾城的美人真是命苦，数岁儿一经被立为太子，做母亲的虽然正值青春芳华之年，马上就要命归黄壤，再也看不到儿子身登九五、黄袍加身的那一日。日后她们再受尊谥，也是枉然。死人无知，只能怪怨天命如此了。

智略猜忍威福兼作
文明冯太后

冯太后出身很不平凡。她的祖父冯宏，乃北燕最后一位皇帝。北燕被魏太武帝拓跋焘灭掉，冯宏跑到高丽后被高丽国王落井下石杀掉。她的父亲冯朗归附魏国后，曾被封为西域郡公，当过秦州和雍州刺史，后因牵连案件被杀。

冯太后小姑娘时，就被送入宫中。她姑姑当时是太武帝的左昭仪，亲自抚育冯氏。十四岁时，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冯氏凭相貌和才华被选为贵人，后来被立为皇后。

文成帝二十六岁就驾崩。根据魏国旧制，皇帝驾崩，三天后就要把他生前的御服器物一并烧焚。仪式期间，朝廷百官和宫中嫔妃哭临。冯后年轻丧夫，痛不欲生，悲叫着跳入火堆，左右急忙救治，好长时间才苏醒过来。由此可见，冯太后这出戏演得确实逼真，如果真想死，宫内金子、绳子、剪子无数，大可吞金上吊自刺，无论选哪件只要拣个无人处都没法活，非要大庭广众之下上演“火蝴蝶”这出大戏，也不知那一身雪肌花肤留下烫伤烧伤没有。

无论如何，这千古一跳，已昭显出冯后无比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

魏显祖献文帝拓跋弘继位，时年十二岁，尊冯后为太后。拓跋弘的生母李氏，资质美丽。当年初进宫，文成帝从楼上远远望见就心旌摇荡，对左右言道：“这真是个佳妇！”马上下楼，来不及找个有床有铺盖的好地方，便在仓库里拥之临幸，怀上了后来的献文帝。献文帝出生后，李氏被拜为贵人。太武帝太安二年，其子被立为皇太子。太武帝的保姆，当时被封为保太后的常氏勒令她按魏朝规矩受死。临死时，李氏给自己兄弟写信，嘱托后事。死前，一讲到兄弟二字，李氏就抚膺恸泣，号哭不已。献文帝继位后，追谥生母为“元皇后”。

福兮祸兮。冯后自己没生太子，反而平安逃过死劫，又坦然安坐太后之位。当时，车骑大将军乙浑趁乱专权，矫诏杀害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等于禁中，还把自投罗网前来奔丧的平原王陆丽杀掉，自称丞相，位居诸王之上，事无大小，都由乙浑一个人说了算。

主少国疑之际、奸臣擅权之时，冯太后显现出其过人的机智和胆识，经过短时间周旋后，她杀掉乙浑，临朝听政。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刚毅有断，又喜好研习黄、老之学以及佛经，是那种天资特别聪明的人。他十二岁即位，几年后皇子拓跋宏（父子名字同音，在汉族帝王中很少见）出生，冯太后归政给他，使他更能自行其是，决断朝事。

渐渐的，权力之争，使这对名义上的母子之间的关系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隔膜顿生。

冯太后当时也还三十岁不到，守寡难熬，就与风流倜傥的臣下李奕有了那么一腿。

献文帝年轻人好面子，听到外面议论纷纷，心中生气，觉得这个李奕给自己死去的父皇大戴绿帽，不可忍耐。恰巧李奕的弟弟魏国南部尚书李敷在相州刺史任上时受纳贿赂，为人所告。于是，献文帝趁机穷究此事，以法连坐，诛杀了李奕李敷兄弟两家。

冯太后年轻的情夫被杀，内心毒怨可想而知。但她仍旧不动声色，暗中注视朝臣的动向和这个翅膀已长硬的小皇帝的举措。

估计是母子失和，又鄙弃富贵，心烦的小皇帝一年后就要把帝位让给叔叔京兆王拓跋子推。大臣们纷纷反对，劝谏说禅位给皇叔之举是紊乱宗祀的事情，要禅位也要让皇太子继位。

思虑久之，献文帝把帝位禅让给六岁的儿子拓跋宏。这个小孩子，在禅位大典上哭得泪人儿一样。年轻的父亲奇怪地问这孩子为什么这么伤心，拓跋宏回答：“代亲之感，内切于心！”这位小皇帝，就是日后名震寰宇的孝文帝。

帝位虽内禅给太子，献文帝仍然大权在握，他勤于政事，赏罚严明，慎择官员，进廉退贪。尤其在事关人命的大案判决方面慎之又慎，一改魏王朝刑虐过度的旧例，救了不少人命。

经过几年观察，冯太后觉得拓跋弘越来越英明，日子一天天过去，母子两人一天比一天疏远，相互猜忌之中，激起了冯太后的杀心。

476年夏天的某个夜晚，冯太后派人在继子的酒中下毒，鸩杀了这位年轻的皇帝，时年才二十三岁。

冯太后又升一格，以“太皇太后”的身份重新主持国家大政。

孝文帝拓跋宏，此时仅仅是十二岁的小孩子，但他天性至孝，对祖母能够承颜顺志，躬亲服侍，事无大小，都听祖母冯太后的决断。

正值虎狼之年的冯太后政事缠身之余，私生活也很丰富，其中王睿、李冲最受爱宠。

王睿，字洛诚，其父是以卜筮为生的江湖中人。王睿继承父业，以术自给，其人资貌伟丽，因事得为冯太后接见。他伟岸的身躯和英俊的容貌，令太后情不能已，床幄侍奉之后，马上被破格提拔为给事中。

不久，王睿步步登高，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为太原公，官越做越大。王睿内参机密，外预政事，受宠日隆。

太和二年，文明冯太后与孝文帝率百官、宫人等去虎圈赏虎，有只偷跑出来的吊睛大老虎从阁道上跑下来，差点冲到御座之前。左右的卫士和宫人全都吓得四散，唯独王睿一人挥舞画戟，站在冯太后和小皇帝面前阻挡老虎。

王睿如此英武，老虎也吓得退走。此后，一切都不用说，信任更重。转年，他得升为尚书令，封爵中山王，置王官二十二人。

由于王睿与冯太后两情相洽，冯太后密赐其珍玩无数，都在夜里两人欢娱后让宦官们用大篷车装载，一车又一车地把宫中之物往王睿家里送；太后还明加褒赏，赐以田园、牛马、奴婢、杂畜。

为了掩人耳目，以示公平，太后赏赐王睿时，还对与他同等官职的人们一道封赏，所费又以万计。

估计费心用力过度，王睿四十八岁就得了重病，冯太后和孝文帝亲临探病，侍官御医，相望于路，但最终不免步入黄泉。

王睿虽身在《魏书》的《恩幸传》，但遍观其一生作为，除了把国库内宫的东西搬回家外（不是贪污，是因为卖色而受的赏赐），并无大的过恶。他还在和尚法秀谋逆案中进谏忠言，得免死者千余人。临死，他亲自上书，提出施政五要略：一慎刑罚；二任贤能；三亲忠信；四远谗佞；五行黜陟。其文多善言良谏，很是尽了淳诚的臣子之义。

冯太后与孝文帝亲自临丧，哀恸不已。其后王睿女儿出嫁，魏朝以公主之仪嫁之。当时的人看见那么大的排场，都以为是太后、天子出嫁自家女儿。

李冲，字思顺，陇西人，其父李宝曾获封敦煌公。李冲自少就沉雅有大量，清简皎然，又善交游，不妄杂戏，当时的声誉很好。他官至内秘书令后，上书首创三长制以防止平民的隐冒问题，文明太后览阅他的表章后很是赞赏，把他引见给公卿大臣一同朝会。

两人相见后，文明太后顿起爱念，召至宫内，就把公事和私事一起办了。很快，李冲就升任中尚令，赐爵顺阳侯，接着进爵陇西公，同宠爱王睿一样，冯太后从此“密致珍宝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

李冲家一向很清贫，“于是始为富室”。反正大魏王朝彼时国力雄盛，四方进贡不绝，冯太后以充国之富宠爱一两个小伙，于国无损丝毫。

而且，李冲是个器量不凡、学而广博的年轻人，他能在贵宠至极时谦逊自抑，广散家财，虚己接物，照顾寒士，所以，他当时的声誉，并未因和冯太后的关系就受到污损，反而得到很多的赞誉。这个人胸怀业大，不避前嫌，对仇人之子深加呵护，对远亲的孤儿也照顾有加。

魏朝按照旧制，皇帝对王公重臣都直呼其名，孝文帝尊重李冲，唯独见他不呼姓名，而叫他“李中书”。现在看来这是小事一桩，但在封建王朝这可就是非常规的大事。

冯太后死后，李冲议定礼仪律令，润饰辞旨，竭忠奉上，当时的旧臣宗亲都很敬服他的明断慎密，他与孝文帝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是亲密莫二。

孝文帝真正掌权后，几次南伐，包括迁都洛阳，李冲都善言劝谏，多方考虑，对魏王朝可以说是殚精竭虑。

魏朝北都平城的明堂、太庙、圆丘以及洛阳新都的殿阁堂寝，都出自李冲的构思。史载，李冲“勤志强力，孜孜无怠，旦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剞劂在手，终不劳厌也”。四十九岁时，李冲病死。孝文帝亲自为他举哀，放声大哭，悲不自胜。

身为太后之尊，即使在找“男宠”方面，冯太后也有过人之处。比起吕后身边的审食其，武后的张易之兄弟、和尚面首，冯太后的“相好”都对皇室忠心不二，并是治国能臣。

除了封建史家略有微词外，史书中对冯太后的男女之事也没有过多渲染，更无刻意指摘。

自孝文帝承平元年起，冯太后以太皇太后之尊临朝听政，虽为妇人，但她天性聪达，刚入宫掖时就粗学书计，临朝时英明立断，省决万机，国家大事全部由她一人说了算。天性孝谨的孝文帝，什么事都不敢违背祖母意愿，事无巨细都一一禀明冯太后。

因为孝文帝年轻，冯太后自己作《劝诫歌》三百多篇，又作《皇诰》十八篇，以教授孝文帝如何修养德操，做好皇帝。她还尊重儒学，在长安为孔子立文宣王庙。平时，冯太后自己生性俭素，不好奢华的装饰，御膳十分简单，穿着打扮非常随意。当然，由于冯太后一家好佛，魏国因敬佛而花费的钱财巨亿，黄金上百斤上百斤地使用，金玉珍宝成斗成斗地装嵌于佛堂佛像上，形制恢宏，至今可见。

同时，冯太后又是个性情严明、不徇私情的女主子。左右侍奉之人，有小小过错，她动不动就大加捶楚鞭扑，多至数百下，少也有几十，然而她“性不宿憾”，事情过了之后心中不存芥蒂，仍然待之如初，许多人日后还会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以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冯太后虽性情暴躁，对孙子孝文帝也算是慈明仁爱，自拓跋宏一出生就自己亲自抚育。中间有段时间，她看到少年孝文帝日益聪明英达，怕自己死后青年皇帝会对自己母家不利而要加害于他，但最终在李冲等人劝谏下，回心转意，对孝文帝仍然善始善终，成就了孝文帝日后迁都改制的千秋万岁名。

当然，作为封建统治者，冯太后“多智略，情猜忍，能行大事，生杀刑罚，决之俄倾”。毕竟妇道有亏，冯太后害怕别人背后议论自己，对群臣左右小有猜忌，马上就行诛戮。一直到冯太后死前，孝文帝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何人，可见冯太后的威酷到达何种程度。

承明十四年，四十九岁的冯太后崩于太和殿。孝文帝五天五夜浆水不入口，哀痛至极，上谥曰：“文明太皇太后”，史称“文明冯太后”。

文明太后有两个亲侄女，都是她哥哥太师冯熙的女儿。姐俩儿都是由姑姑安排到孝文帝身边的。先为皇后的是妹妹。太和十七年，冯太后终丧礼后，她被册封为皇后。后来，她的异母姐姐进宫，被册封为昭仪，与其争宠。这位皇后本性虽不善妒，但也时有愧恨之色。冯昭仪在孝文帝面前百般诟毁她，枕边风最硬，冯皇后被废为庶人，罚去寺庙为尼姑，后又被赐死，史称“废皇后冯氏”。

那位冯昭仪的母亲出身微贱，因而入宫要略晚于其妹。史载：“后有姿媚，偏见宠幸。”孝文帝南征频频，冯后不甘寂寞，与中官高菩萨通奸。后来，她闻知孝文帝在汝南病重，更加公然不讳地与高菩萨宣淫。

不久，通奸的事情被人告发，孝文帝听说后骇愕至极。

孝文帝回洛阳后，把相关当事人押在一起鞠审，具得通奸情状。冯后自己陈说淫乱本末时，孝文帝只留一个卫士在旁，又让人用棉絮塞住卫士耳朵，所以，冯后说的话，自古至今天下只有她和孝文帝两个人知道。

审讯后，孝文帝唤兄弟彭城王、北海王入座，指着冯氏对他们说：“昔是汝嫂，今为路人，但入勿避！”

天性极孝的孝文帝思念祖母恩德，没有忍心马上明令废掉冯皇后的封号。待他临终之时，才嘱托两个兄弟赐死冯后。

冯后不肯服毒，两个王爷揪住她强把毒药灌进嘴里。其谥号为“幽皇后”。

鲜卑血汉族魂的伟大君王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文明冯太后于490年逝世后，孝文帝才真正做了皇帝。他亲政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九年，却完成了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汉化、改革等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巨的历史任务。

可以这样说，日后隋、唐光荣赫赫的大一统国家，孝文帝拓跋宏是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

虽然文明冯太后生前“威福兼作，严明猜忍”，有过棒罚孝文帝的举动，甚至一度曾想废黜这位孙皇帝，但孝文帝天性至孝，冯太后崩后，他“酌饮不入口五日”，毁慕过礼。而且，断绝酒肉，三年无房事，以尽孝心。汉族大儒们往往假装在父母墓前作庐守墓，常常出现偷偷与妾侍生子的丑闻。孝文帝鲜卑君主，自小受着无比正统的儒家教育，孝行严谨，真正做到了德行如一。

在他短短的九年执政期间，多次到冯太后的永固陵拜谒，思念祖母的抚养慈恩，着实令人感动。

反观前后汉族政权，母后临朝后，一俟幼君长成，坐稳帝座，总是逐渐显示出对“牝鸡司晨”的愤慨、怨毒之念。他们在太后死后，一般都把怨毒宣泄无遗，很少念及嫡母护育之恩。

长图远略迁都洛阳

493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经过深思熟虑，孝文帝准备迁都洛阳。

孝文帝迁都，史书上所讲的原因太过简单：“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寥寥数语，给人以孝文帝迁都好像只是因平城气候所致。其实大谬！

从道武帝拓跋珪以平城为都城，就不断四处迁移人民聚集在平城周围，计口授田，采取汉人制度，从事农业生产。六镇兵民之粮，率多取于平城供应。后来，京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队伍逐渐庞大，粮食供给问题慢慢凸显出来。明元帝时期，每逢歉收荒年，北魏大臣们最重要的朝议内容就是商量是否迁都。因为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用牲畜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沿途消耗多，成本也极其高昂。

洛阳呢，相对处于北魏王朝的中心地带，可以“通运四方”，加之平原地区交通便捷，民以食为天，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最根本的问题。

迁都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平城的地理位置，太接近北方蛮族柔然。道武帝、太武帝时代，热血勃勃，战士凶悍勇武，自然可以把柔然打得嗷嗷狂逃，不敢轻易窥视。随着北魏日益南扩，王朝的军事实力和将士素质却不升反降，打南朝没问题，对付凶悍又多良马的北方柔然却有吃力之感。

平城邻塞，稍不留神，柔然铁骑就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平城包围起来。国都如果有了闪失，北魏王朝就有可能会轰然中坍。思及日后历史，明朝之亡，其实就是亡于定都北京，使得满洲铁骑入关后可以飞速而至。明成祖朱棣雄豪，当时的明朝军将都是和蒙古人打过仗并取胜过的爷们，无论体力和心理都有优越感，因此在北京定都可以安然无恙。明朝末期，即使用克隆技术制造一个百分百保真的明成祖重为皇帝，军非昔日军，将非昔日将，战士们更是体格孱弱、安于享乐，清兵打来照样“玩儿完”。

因此，孝文帝迁都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不仅可以避开北来柔然的危险，又可以借机南扩，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混一南北，成为中华正统帝王。

当然，当时迁都的选择，有洛阳和邺城两处地点。洛阳位于黄河南岸，邺城处于黄河北岸。文成帝时代，大臣们的迁都之址多倾向于邺城。因为冀、定二州的粮食、布帛是北魏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是，一直受正统儒学熏陶的孝文帝以华夏正朔自居，自然要定都传统的京都洛阳。邺城之地，曹操曾据之遥控汉朝，羯族石勒和前燕慕容氏也曾经营过，总让人感觉定位不正。因此，孝文帝的洛阳之选，实可谓是费尽心思。

孝文帝决计迁洛，又恐群臣不从，便以讨伐南朝齐国为由，派人当朝卜卦。太常卿呈上卦象——“遇革”。(www.daowen.com)

孝文帝作欣然状，“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当时，群臣不敢发言，大家不知这位锐气正盛的帝王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没人敢接他话茬儿。

孝文帝的叔父、任城王拓跋澄，谨慎而又坚决地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南伐不合时宜。

退朝后，孝文帝把拓跋澄唤入内宫，对叔父讲出实言，“当时就卦论卦，朕怕众议纷纷，阻我大计，因此声色俱厉，以威吓文武群臣。我大魏兴自北方，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为文治之都。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以南伐为名，迁都中原，卿以为何如？”

皇帝讲出实话，任城王拓跋澄也只能附和：“陛下欲依凭中原以经略四海，正是周、汉兴隆的气象啊！”

孝文帝不放心，又问：“我们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犹疑，怎么办呢？”

拓跋澄此时回答果断，“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圣机独断，那些人又能怎样？”

孝文帝大悦，连说：“任城王，你真是我的张良啊！”

虽然有数位大臣上书谏阻，孝文帝心意已决。他拜辞文明太后的永固陵后，率三十万大军，遍从文武，以南伐为名，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

十月，大军到洛阳后，正遇霖雨不止。孝文帝下诏命令诸军先发。然后，他自己戎服乘马，做出御驾亲征的模样。

文武大臣见状，呼啦啦跪倒一片，纷纷拦阻。事先安排好的主要“演员”李冲作反对状，高言道：“陛下南伐，天下人所不愿，只有陛下您一人想这样做。为臣等以死谏阻，请陛下勿行！”

孝文帝作大怒状：“朕正欲经营天下，一统南北，卿辈儒生，屡屡阻我大计，再欲拦阻，刀斧无情！”

说着话，孝文帝策马，挥鞭欲去。

安定王拓跋休等人没经过“排演”，见状大惊，他们一拥而上，抓马笼头的抓马笼头，拖后腿的拖后腿，声泪俱下，阻止孝文帝接着往南方亲征。

看着火候差不多，孝文帝故作沉吟状，似乎被群臣打动，便说：“这次兴军动静甚大，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原。如果你们不让朕南伐，我们就迁都洛阳，诸位以为如何？”

预先安排好的“群众演员”、南安王拓跋桢见机发言：“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陛下停止南伐，迁都洛邑，此乃臣等之愿，万民之幸也！”

群臣皆呼“万岁”。随众之心，万口一词。

其实，大臣中诸多的鲜卑人都不想迁都洛阳，但又害怕冒生命危险南伐，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就都退而求其次，不再竭力反对迁都。

如此大事，一举而定，孝文帝自然欢喜。十一月，他留尚书李冲和将作大匠董尔等人留据洛阳营造新都城，自己途经邺城，暂还旧都平城。

迁都洛阳，是北魏孝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功业之一。众所周知，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非常艰难的，而国家的迁都，更是事关国体，是关键中的关键。

北魏歌谣中，虽然有这样的歌词：“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但不少中老年鲜卑贵族，仍旧留恋“老家”的生活风俗和习惯。洛阳一带的气候，于他们而言还是太湿热了些。

孝文帝迁都，最根本的考虑是文化、政治意义层面的。只有迁都于传统汉地，才能真正彻底汉化，填平鲜卑人和汉人之间的心理鸿沟，从根本上消除种族之间的矛盾。最终，孝文帝在实际意义上取得了成功，尤其他稍后施行的门阀政策，不仅维护了鲜卑高门，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汉族高门的地位，使二者处于平等地位，完全消除了西晋末、东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立国后那种不可调和、不可避免的民族矛盾（当然，北魏最终还是灭亡于六镇起义的阶级矛盾）。

太和十八年（494年）春，孝文帝回到旧都平城，在任城王拓跋澄等人的协助下，逐渐说服了不愿迁都的鲜卑旧臣。

年末，由于得知齐明帝弑少帝自立，以维持正统自封的北魏孝文帝准备亲自统兵伐齐。

出发前，他下诏严禁国内士民穿着胡服，诏下，鲜卑族臣民对此诏都很反感。

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亲自率兵渡淮河，率三十万铁骑，屯兵寿阳。

此次出兵仓促，加上天气湿热，士卒疲劳，北魏军队基本没有什么战果可言，久攻数城不下。

而且，洛阳处于草创之际，本来就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加上军中后勤供应短缺，又有不少鲜卑贵族反对，孝文帝不得不撤军。

统一语言变姓改制

495年，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七月，拓跋宏亲下诏令：“今欲断诸北语，一统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可以允许延缓；三十以下，久在朝廷之人，禁止讲鲜卑语。如果触犯，当作降黜。”

不久，他下诏切令：“不得语北俗之语（鲜卑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很快，北魏依据《汉志》，改革度量衡。年底，孝文帝废除了北魏长久以来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并诏令公私使用。

建成金墉宫后，孝文帝在洛阳立国子监、太学、四门小学。

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更做出令人吃惊的举动，他颁布诏书，以为“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拓跋氏改姓元氏。”

不仅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对于鲜卑贵臣大姓，北魏孝文帝也下诏改姓：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记”。

为了使汉化改革更加彻底，孝文帝又“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并下诏断定诸州士族门阀，对官品进行广泛的升降，还品定鲜卑族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贵姓，成为与汉族四大姓相仿的鲜卑大姓。

当然，孝文帝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咸阳王元禧娶隶户女为妻，孝文帝“下诏切责”，并命令他的六个弟弟重新纳娶正室夫人，而先前所纳的正室，反而成为妾媵。好好的鲜卑贵族女孩，一下子因为此道“命令”而成了小老婆。至此，六王分别娶汉族大姓的女儿为正妻。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孝文帝与大臣廷议间，有人诏议薛氏为河东茂族，孝文帝表示不同意，“薛氏，蜀姓，岂可入郡姓！”

正巧，当时担任宫廷执勤任务的羽林监薛宗起正在殿门，听孝文帝如此说，便气呼呼地从殿门处直入中堂，入禀道：“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之后，复归河东，至今已有六世，非蜀人也！现在我侍奉陛下于北土，难道以后我们薛家就是虏姓了吗？”言毕，年少气盛的将军把手中的铁戟摔在当庭，不顾而出。

孝文帝也笑了。他忙派人召薛宗起回殿，说：“爱卿你说你薛家不是蜀姓就罢了，奈何又挤对朕为胡虏呢？”于是他宣布薛姓为河东郡姓，还鼓励说：“爱卿你名‘宗起’，实为‘起宗’啊。”

可见，孝文帝非常大度、幽默和宽容，绝少汉族皇帝的忌刻和阴毒。

太武帝时，崔浩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得罪了不少鲜卑权贵，并最终导致他数族被诛。如今，鲜卑帝王自上而下进行汉化，竟然能一举成功。

当然，孝文帝的“门阀主义”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汉族重臣李冲等人都坚决反对，他们纷纷以“贤才主义”为宗旨，站在士人立场上抵制门阀主义矫枉过正的形式化。

但是，中华之事，有时要达至成功，往往需要“矫枉过正”才能行得通。凡事皆有利有弊，孝文帝大兴门阀，胡汉高门倒是一泯界限，北朝的“寒人”阶层除凭恃武功外，再无寸进之阶。因此，武人阶层乐于见天下“有事”。原先的六镇鲜卑将士，逐渐丧失了“国人”崇高的地位，摒于“清流”之外，他们最终揭竿而起，给北魏皇权造成了致命的重击。

孝文帝迁都、改姓等举措，一直以来并没有遇到根本性的抵制和反抗，但他的太子元恂却“以身作则”，首先有惊人之举。

太子元恂“体素肥大，苦河南地热，常思北归”。孝文帝赏赐他汉制朝服，太子元恂只在上朝时穿穿装样子，一回东宫就又换上“胡服”。中庶子高道悦为东宫官属，常常苦谏，劝他别惹父亲不高兴。这位十四岁的大胖孩子不仅不领情，内心还十分仇恨跟前这位唠唠叨叨的大儒。其实，他的所有这些表现，不过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放在常人身上也罢，但身为太子，一举一动就是天大的事情。

496年10月的一个晚上，孝文帝外出，太子元恂与左右密谋，召牧马轻骑，率众想逃离洛阳，夜奔平城。临行，他竟手刃高道悦，亲自刺死了苦口婆心的属官。

察见宫内乱起，同为宗室的禁军首领元俨立刻守住皇宫及洛阳各个城门。元恂毕竟羽翼未丰，东窜西窜，跑到半夜也没能跑出去。

尚书陆琇得知消息，连夜疾驰，奔告孝文帝。

孝文帝大骇失色，又不敢声张，仍旧继续按既定行程，到达目的地后，他才不紧不慢地还宫。

回洛阳后，孝文帝立刻把元恂逮至御前，亲手用大棒教训他。气急之下，他又令其弟咸阳王元禧代自己猛揍这个忤逆之子，打得这个大胖孩子基本不能站立，伤势养了一个多月才能起身。

喘定后，孝文帝马上于清徽堂召见群臣，议废太子。

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都是太子名义上的保傅，都当廷免冠稽首表示有罪，陈说自己有训导无方之过。

孝文帝并未迁怒于人，他表示：“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元恂违反背尊，欲跨据恒朔谋逆。天下未有无君之国，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大祸。”

于是，他下诏废元恂为庶人，拘于洛阳，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基本是一般囚犯的待遇。

这位太子爷身陷囹圄后，颇知咎悔，常常一卷佛经在手，很是归心向善。

但是，生于天家，有些过错绝对犯不得。一年后，孝文帝巡视代地，中尉李彪上奏说太子又想与左右谋逆。已经对元恂大感寒心的孝文帝不问真伪，派兄弟元禧携诏书毒酒，于河阳监所赐死元恂，时年十五。杀掉太子后，葬以粗棺常服，随便找个地方在当地埋掉。更可惜的是，元恂的母亲白死了，她儿子并没有当成皇帝。

除此以外，鲜卑勋贵穆秦、陆睿等人也不喜南伐迁都汉化之举，想拥立宗室阳平王元颐，最终都为孝文帝镇压，并未在北魏造成太大的事端和动荡。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还有不少细微之处，诸如改定官制，一洗昔日杂乱无章的鲜卑旧制，非常系统地统一了内外文武官员的职号。改定律令，废除残忍的环首、腰斩等酷刑，除去了从前北魏族诛连坐甚众的酷法，显示出孝文帝的仁德大度。

北魏孝文帝初期（其实是在文明冯太后掌权时期），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即均田制。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3年）前后Gisling摄

太和九年（485年），北魏颁布均田法。法律规定：十五岁以上，国家授给男子露田（不栽树木的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此外，还授男子桑田二十亩，需对每家课种桑五十株，枣树五株，榆树三棵。不适合种桑树的地方，男子授麻田四十亩，女子五亩。

均田法规定，桑田可留给农民作“世业”，死后可以不归还国家，其余土地，身死时要还给国家。这些举措虽然限制了农民的自由迁徙，但保障了北魏的租调来源。

均田制制定得严密，充分照顾到田地的肥瘦、远近、宽窄等诸多因素，同时，又辅以“三长制”，强化了地方组织，搜括荫户，最终使北魏均田制的实施顺利而到位，“课有常准，赋而恒分”，不仅对当时中国北方的农业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鲜卑国家的经济结构，使得农业逐渐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加速了鲜卑王朝脱离奴隶制的过程。

一生事业万古流芳

回溯中华历史，仔细推敲，可以发现，北魏孝文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过程中最最关键的人物之一。正是从他开始，汉人渐渐消除了对“胡”族统治者的恶感，消除了以往中原地区最难泯灭的民族界限，使北人南化，南人北化，文治武功，源远流长。

孝文帝，如此雄才大略之主，把鲜卑种族的勃勃生机，注入至汉文明衣冠礼仪之中。由此，精粹相糅，惠及海内。大隋盛唐，皆由此肇源而出。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夏，孝文帝改革顺利进行，便又想彰显武功。他发兵二十万，直向南朝杀来。但天下事无完满，孝文帝南伐没获得多大成功，在宛城还差点被南朝南阳太守房伯玉埋伏的虎纹衣士兵暗杀掉，受惊匪浅。

左兜右转，魏军也没有占得什么大便宜。

太和二十二年（498年）秋末，南朝齐明帝崩殂，笃信儒教的孝文帝下诏称“礼不伐丧”，引兵而还。

回军途中，孝文帝因为四处征伐的劳累，忽患重疾，便赴邺城养病。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春，孝文帝还洛阳。

他不顾自己病躯未愈，一入城，就召任城王元澄入见，问：“朕离京以来，风俗有改变吗？”

元澄谨答：“圣化日新。”

孝文帝说：“朕入城的时候，见车上妇人犹戴帽，穿小袄，依旧北鲜卑的装束，如此，又怎能谓‘日新’？”

元澄回言：“穿鲜卑旧服的人少，不穿的很多。”

孝文帝语重心长：“任城王，此话怎讲！如果放任自流，满城妇人肯定都会穿回鲜卑旧服！”

元澄及留守诸官，闻言皆伏地叩首，免冠谢罪。

不久，孝文帝处理了冯皇后与太监高菩萨通奸案，幽闭冯后。

四月间，感觉自己身体有所恢复，孝文帝重新开始御驾亲征，想完成他统一中华的梦想。

行至梁城，他病势加重。不久，孝文帝疾笃，只能北还。

行至谷塘原，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孝文帝安排身后大事，他先赐冯后自尽，以防她日后垂帘称尊，淫乱国家；接着，他亲写手诏给太子元恪，嘱咐他继位后要亲任叔父元勰等人，并遗诏元澄等六人为辅政大臣。

499年丙午，元宏崩逝于谷塘原，年仅三十三岁，谥孝文皇帝，庙号高祖。

其子元恪即位，是为世宗宣武帝。

孝文帝一生，除了他迁都、改制的宏伟大业之外，个人品德方面也良善多多，史不胜书：

……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济益……尚书奏案，多自寻省。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每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也亲为兄弟……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

史官美言，绝非虚誉！

当然，后世少数学者，尤其以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为代表，从中华“正统”出发，认为孝文帝拓跋宏一切行为皆归于“伪”，其立国学、定族姓、禁胡服、载考绩、改胡姓，种种所为，“皆汉儒依托附会、逐末舍本、杂谶纬巫觋之言，涂饰耳目，是为拓跋宏所行之王道而已。”

王氏所说，全盘否定孝文帝改革，并诬之为“沐猴之冠、优俳之戏而已矣”。如此，汉人大儒一直以“索虏”视拓跋氏，真是太过偏激。

但是，只要想一想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亡清朝兴之时，大儒托史讽喻，不承认“索虏”正统，当是别有一番深意。

无论如何，任凭汉族学者生前身后如何“诋毁”孝文帝，他的丰功伟业绝不会泯灭无闻，且会日益为后人重视。

就史论事，元宏确为我中华大家庭中的一位赫赫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