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听上去，似乎那么令人向往——竹林七贤，刘伶醉酒，阮籍傲歌，嵇康抚琴，王衍清谈，名士风流，人物俊爽。但真正掀开厚重的史书，更多的是刀与火的杀伐，是泪与血的呻吟，是奸谋的肆行与忠义的沦丧。

西晋司马氏在太康元年（280年）俘孙皓三分归一统，结束了自董卓之乱长达九十一年的分裂。但是，天不祚晋，晋武帝没有选对继承人，他的白痴儿子晋惠帝袭位，木偶人一样，任由贾南风乱政，骨肉相残，朝局紊乱。很快，就导致了血雨腥风的“八王之乱”。

由此，人民死伤无数，兵戈相接不歇。中原板荡，重堕分裂，兵来马往，杀戮循环，生灵涂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三分一统晋业兴
晋武帝时代的大好局面

晋朝司马氏得国，同曹魏差不多。但曹操、曹丕父子，芟夷群雄，一统北方，使弱汉得以苟延残喘，如同摘下一颗自栽果树的果实，安享帝座，还能让人信服。而司马懿受魏明帝把臂相托，却装病、装傻，趁机干掉曹魏宗室曹爽。从彼时起，祖孙三代一直把持国权。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奸雄生奸雄。魏元帝咸熙二年底（265年），司马炎篡位，建立晋朝，史称西晋。

魏朝末年，三国时代的老英雄们早已凋零殆尽，大多病死、战死。蜀国在诸葛亮死后政事紊乱，扶不起的刘阿斗只能在邓艾奇兵压境下携城投降。吴主孙皓暴虐，群下离心。王濬楼船排江来，金陵王气黯然收。

晋武帝于太康元年（280年），降孙皓三分归一统，晋朝终于正式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的局面。

“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矣。”晋武帝并非胸怀大志、深谋远略的雄才之主，他平灭吴国之后，专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美女有近万人，恣意淫乐。

灭蜀平吴，天下一统，确实是不一般的宏兴伟业，天时地利人和加上亿万种偶然因素聚集到一处，才能实现。司马炎毕竟是俗人一个，缺乏帝王应有的深思熟虑和“万世帝基”的远图，统一之时，举国欢庆，但衰亡之征，已露端倪。

说句公道话，司马炎虽逼魏帝曹奂禅位，但他本人却不失厚道。对降主如刘禅、孙皓，前代主如曹奂，都是锦衣玉食外加好宫殿、好仆婢丰厚供养着，未曾加以残害。对于忤意的臣下，武帝也有容人之量。

太康三年，武帝司马炎在南郊行祭祀礼后，兴致不错，便问身边陪同的司隶校尉刘毅：“朕与汉朝诸帝相比，可与谁齐名啊？”

刘毅不假思索，回道：“汉灵帝、汉桓帝。”

司马炎吃惊大过生气，问：“怎么把朕与这两个昏君相比？”

刘毅说：“桓、灵二帝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皆入私门。以此言之，您还不如桓、灵二帝。”

司马炎闻言大笑：“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

由此，可见晋武帝的大度和厚道。

晋武帝统治中后期，国家无事，文恬武嬉，奢侈无度。大臣何曾，“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其子何劭，更是有样学样，“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父子两人，吃顿饭就过万钱，由此推断，可以想见这些人的豪奢。

《世说新语》中集有《汰侈》十二则，专讲晋武帝的大臣纸醉金迷、竞相斗富的荒唐生活，现摘取数篇，可从一个小小的侧面窥视当时诸人的荒唐和奢靡：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

武帝尝降王武子（王济）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以手擎饮食。蒸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王）恺之甥也，每助（王）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王）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王）恺以示（石）崇。（石）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王）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石）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王）恺许比甚众。（王）恺惘然自失。

王武子被责，移第北邙下。于时人多地贵，济好马射，买地作埒，编钱匝地竟埒。时人号曰“金沟”。

《世说新语·汰侈第三十》

石崇连杀自家劝酒美女，王济用来做菜的小猪用人奶喂养，王恺、石崇斗富更是千古穷奢极欲的典型，用麦芽糖水涮锅、以蜡烛当柴做饭的荒谬，恰似以美钞点香烟，是没有任何意义、只求扭曲快感的变态浪费！

“侈汰之害，甚于天灾。”当时纵欲之风盛行，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处于狂迷放纵的气氛之下。

大好江山谁承继
晋武帝的生前身后事

晋武帝在位后期，继承人问题成为关键的关键。

自魏文帝曹丕设“九品中正制”后，士族门第，积年以来不仅在政治上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也成为上层统治阶级联姻所考虑的最关键指标。门第清望，成为高级士族缔结姻亲的首选。

继司马师娶东汉名儒蔡邕的外孙女羊氏为妻，司马昭娶魏朝名儒王肃长女王氏为妻，司马炎本人，也聘弘农华阴高族杨氏女为妻。

晋武帝“长发委地，姿容甚伟”，皇后杨艳“少聪慧、善书，资质美丽”。这样一对强强联合的夫妻，共生下三子三女。其他孩子都不错，唯独太子司马衷（日后的晋惠帝）生下来就智商不高（晋武帝长子司马轨早殇）。

从遗传学角度讲，司马炎与杨艳都很健康，太子司马衷日后共有一子四女，个个都聪明伶俐。三代人中间，就司马衷一个低智商。虽然帝王父子不像寻常父子在一起吃住，但司马炎也深知太子司马衷的实情。

武帝司马炎并不缺儿子，几乎可以说是儿子成群，他共有子二十六人。“八王之乱”中的三王（楚王司马玮、长沙王司马允、成都王司马颖）以及后来的晋怀帝司马炽，个个都相貌堂堂，智商超出常人。

武帝与杨皇后夫妻关系不错，一日他回宫后，表示皇太子不堪继奉大统，想换个儿子继统。

杨后闻言大惊，劝说：“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

从封建宗法制度来说，皇后此话大有道理。但任由自己的傻儿子坐储君这个位子，实在是没有任何远虑。

晋武帝耳朵软，经皇后一劝，更不想再弄出些麻烦。

此外，皇太子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遹，特别乖巧聪慧，深得晋武帝欢喜。所谓“看孙不看子”，司马炎易换太子的想法就愈加淡薄。而太子妃贾南风入宫后，擅于心计，更在关键时刻帮了傻太子的大忙。

皇太子司马衷大婚前，晋武帝很想为儿子迎娶卫氏家族“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的卫瓘之女。但杨皇后与权臣贾充的老婆郭氏关系很好，私受了郭氏不少奇珍异宝，就在皇帝面前盛称贾南风大方贤淑，可为太子妃。

一向耳软的晋武帝又一次为皇后所误，把贾南风迎进宫内。这位“貌陋而心险”的太子妃，成为日后断送西晋王朝的最大一颗定时炸弹。

本来，做太子妃的应是贾南风之妹贾午。贾午当年十二岁，比太子司马衷小一岁，“丑而短黑，短小未胜衣”。于是，杨后和郭氏一合计，就把时年十五岁的贾南风娶进宫中当太子妃。

贾南风妒嫉多权诈，太子畏而惑之，别的嫔御罕有机会受到临幸。而且，贾南风生性酷虐，曾亲手杀掉左右侍女数人。有一次，她发现有个宫女偷偷怀上了司马衷的孩子，妒怒之下，就以锐戟剖其腹，已经成形的胎儿，应声堕地而死。

当时，晋武帝闻讯大怒，决定把她废锢金墉城（晋朝专门囚禁被废宫嫔后妃和皇族的地方）。而那时的杨皇后（杨艳堂妹杨芷。杨艳死前，在武帝怀中嘱托后事，让武帝迎娶她的堂妹，武帝流涕许之），由于贾南风是堂姐所荐，加上贾家与自己杨家关系不错，就好言相劝武帝：“贾公（贾南风之父贾充）有大功于社稷（帮司马氏篡魏），其家即使有罪也应再三宽赦，更别说他的亲生女儿了。现在贾妃年轻，正是好生嫉妒的年龄，不该以其小过掩其父大德。”

闻及此言，晋武帝才打消怒气。

作为当朝皇后，虽然年纪只大贾南风十多岁，杨皇后还是多次训诫这位“儿媳”，让她收敛行迹，好好做人。

贾妃并不知道杨皇后背后救过自己，反而认为其在武帝面前说自己坏话，于是对这位“婆婆”心中充满怨毒之情。

晋武帝后期，酒色过度，身体很不好，群臣深以为忧。尚书和峤委婉进谏，对晋武帝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

司马炎默言不答。

老臣卫瓘，也有一次趁着宴饮酒劲，抚着御座对晋武帝说：“此座可惜。”

臣下如此劝谕，晋武帝心中也不踏实。一次，他把太子东宫大小官属都招至皇宫内宴饮赐酒，然后用大信封密封文件数件，派人送给太子断决，想在没有东宫官吏作弊帮忙的情况下，考考太子处理政务的能力。为了防止造假，武帝让使臣就在外面坐等太子的文件批复。

贾妃大惧，找了个文人做枪手。她知道，如果老公被废，自己就从太子妃变成普通的王子妃，新皇登基后，肯定任人宰割。本来，她下嫁太子，就是图他日后九五至尊的龙椅旁边的皇后位子。如果眼前这份“答卷”交不好，万事皆空！

晋武帝司马炎《历代帝王图》（局部）阎立本

估计她临时抓忙，找了个冬烘腐儒当枪手，在批复里猛掉书袋，满纸的典故和成语。

偏偏宫内有个名叫张泓的闲差太监很聪明，进言说：“太子不好学习，人所共知，如果广引古文典故，必定会被皇帝看穿，最终怪罪下来，肯定还追究背后主使人。不如直接就事论事，简单写上判断意见。”

贾南风大喜，对张泓说：“就麻烦你为我好好写吧，日后保你富贵荣华。”

张泓太监素有小才，打个草稿，然后让太子照猫画虎誊抄。

最后，贾南风派一直等候的使臣把文件送交正在皇宫与东宫僚属及当朝大臣宴饮的酒席之上。

武帝仔细看罢，甚悦，就先把文件给太子少傅卫瓘展示。本来，司马炎对太子司马衷的期望值很低，忽然看见傻儿子亲笔写的判词立意清楚、处事得当，他大喜之余，把文件递给卫瓘，无形中泄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您常表示太子不具备接班条件，看看，还不错嘛！”

见此情此景，当时在朝上的大臣们就知道卫瓘先前肯定对太子有微词。由此，贾南风一家上下也暗中记下卫瓘一笔，准备留得秋后算账。

当然，各种史书都把贾南风写得无比有心机，好像完全是靠她欺上瞒下才最终使司马衷成为晋惠帝。

但笔者认为，真正最后拿主意定大计把儿子司马衷当继承人的，仍旧是晋武帝司马炎本人。他所看重的，恰恰是儿子的儿子司马遹。

据史书记载，司马遹之母是谢玖，清惠贞正，先被选入晋武帝后庭作才人。司马衷十岁被立为太子，一入东宫，选太子妃就被列入首要大事。“武帝虑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谢玖）往东宫侍寝。”

很快，谢才人就怀孕。贾南风过门后，对太子宫内别的嫔妃可以随意杀戮，对谢才人则不敢。谢才人也知道贾妃奇妒，自求还归西宫，生下了司马遹。

几年后，太子司马衷进宫朝见父皇，见一个三四岁的白胖小子与数位皇子在一起玩耍，非常可爱。他走过去，拉着小孩的手嘿嘿傻笑。武帝远远望见，行至近前，对司马衷说：“这个孩子，是你儿子啊。”司马衷不明就里，只能跪于地上拜谢。

让晋武帝始料不及的是，太子妃贾南风太阴毒，朝中大臣太没用，司马氏子弟太不争气。因此，他撒手一死，不仅晋朝很快分崩离析，自己最喜爱的皇太孙（或皇子），也最终死于贾南风的屠刀之下。

除了儿子众多外，晋武帝其实还有个“明德至亲”的胞弟——齐王司马攸。他本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亲弟弟，两人同父同母，本属血脉最浓的至亲。当初，司马懿死后，其长子司马师仍旧把持魏朝大权，以抚军大将军“辅政”。司马师的亲弟司马昭见兄长没有儿子，便把自己的二儿子司马攸过继给兄长为子。司马师东征西伐，不断增扩司马家族的势力和功业，最终在平淮南文钦的战役中病死军中，时年四十八。晋朝受禅后，追封司马师为景帝。

司马师死后，做弟弟的司马昭也非善茬，他没有听从魏朝命其坐镇许昌的诏命，忽然间自率大军回师洛阳，得以进位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完全控制了魏朝的军政大权。

司马昭掌权时期，魏帝曹髦“造反”被杀，他又立魏宗室曹奂为傀儡皇帝，所以，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之说。

司马昭在魏朝获封晋王，多次想把二儿子司马攸立为世子。首先，司马昭和哥哥司马师感情笃深，常对左右人说：“天下，景王之天下也（当时晋未禅代，所说司马师的谥号是景王而不是景帝）！”因此，他要立自己过继给司马师的二儿子司马攸为世子，也是司马昭想对过世的兄长有个交代（司马师是司马懿嫡长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依理也应承嫡）；其次，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声名良好，才望都在司马炎之上，是块品质端良的好苗子。所以，当时司马昭每次见到这位过继给兄长的二儿子，都会拍着自己的座位，高兴而亲昵地称呼司马攸小名说：“桃符，这是你的座位呵。”

因此，司马攸几次差点被司马昭立为世子。

但是司马昭的亲信左右何曾、贾充等固谏，盛称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这打动了一直想篡魏鼎的司马昭的心，加之司马炎毕竟是自己的嫡长子，最终，他才没有下决心把二儿子司马攸扶上世子之位。

知子莫若父，察子莫若母。司马昭临死，还挣扎着向司马炎、司马攸兄弟讲解汉朝淮南王、魏朝陈思王（曹植）与当兄长的皇帝之间不相容的故事，劝诫二人友爱相扶。王太后临死，也流着泪对司马炎说：“桃符（司马攸小名）性急，而你这位当哥哥的也不慈爱，如果我死了，恐怕你们兄弟必不相容。希望你能友爱自己的弟弟，勿忘我言。”

齐王司马攸，确实不是什么矫情饰貌、潜藏野心的虚伪王爷。晋武帝践祚后，获封齐王的司马攸统领军士，抚宁内外，有匡济大功。这个王爷本性仁德，每逢水旱灾祸，对其封国的百姓，都会减免赋税，恩养有加。平时，他对人谦虚谨慎，非常和蔼，并不时劝谏哥哥晋武帝务农重本，去奢即俭。

朝内朝外，都为有这样一个持重厚道、宽仁和气的王爷而感到高兴。

武帝晚年，诸子并弱，太子不慧，内外朝臣心中皆属意齐王司马攸登上帝位。

晋武帝左右的谄臣，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等人害怕武帝死后司马攸继统，会对自己身家地位不利，便乘机进谗于晋武帝，冯紞首先发话：“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

武帝大惊，问：“为什么？”

荀勖在一边接言：“朝内朝外官员皆归心于齐王，太子怎能得立呢？陛下如果不信，可以假装下诏书让齐王之国（回到其封地），肯定会出现举朝以为不可的局面。”

冯紞马上在一旁敲边鼓：“陛下遣诸侯之国，也是国家大法，应该从亲人着手。至亲，莫若齐王，他应该首先响应命令离开京城去自己的封地。”由于早存芥蒂于心，晋武帝大以为然。他宣示诏令，假意把济南郡划入齐国封地，封司马攸儿子司马蹇为北海王，诏赠六佾之舞、黄钺朝车等等仪物，命齐王司马攸回封地就任。

诏下，朝中王浑、王骏、羊琇、王济等一帮大臣，纷纷劝谏，都认为齐王是至亲王爷，应留京辅政才是。同时，大臣们抬出司马昭、皇太后等人的遗命，举典论旧，劝说晋武帝收回成命。

武帝不听，怒言道：“兄弟至亲，定无他想。今派齐王之国，是朕家事！”然后，他下诏把王浑、王济等人贬放外任。

忧惧怨恨之间，深知荀勖、冯紞等人在背后构陷自己，齐王司马攸上书乞求留在京城，为死去的生母王太后守陵。武帝不许。

眼见催促之国的诏书一道比一道急，司马攸又气又急，病势加剧。

为了查明这位老弟是否装病以推延离京，晋武帝不停派宫中御医到齐王府邸诊视。

御医们终日宫中行走，揣知武帝心思，回宫后报称齐王身体好好的。

齐王司马攸生性刚强，虽然已经病得几乎不能走路，仍旧挣扎着换上一身新朝服，梳洗冠带停当，入宫面辞武帝。

见此，武帝心中更疑。

兄弟两人各怀心事，握手道别。

辞出数日，半路颠簸辛苦的齐王终于支持不住，吐血而亡，年仅三十六岁。

晋武帝接知皇弟死讯，才明悟司马攸不是装病，而是真死。武帝悲从中来，恸哭不已。

侍中冯紞倒也会开导，说：“齐王名过其实，而天下归之。现在，他自己得病身亡，是社稷之福啊，陛下您何必如此哀痛呢！”

闻言，晋武帝收泪而止。

临丧之时，司马攸之子司马冏伏地号啕，哭诉御医诬称其父无病，耽延了诊治。

晋武帝愧疚之下，顺坡而下，下诏处死了数位为齐王诊病的御医，趁机掩饰自己的过失。

持平而论，晋武帝有如此呆痴之太子，还不如把君位留给同父同母的亲弟司马攸。依据常理推断，本性至孝、宽和谦虚的司马攸，如果真正继承了帝位，应该不会对傻侄子下毒手。而且，国赖长君，他具有丰富的领兵和统治经验，晋朝的国祚，很可能在他手中有另外一番鼎盛景象。

但历史没有任何“如果”和“假设”，存在就是事实，父子家天下的嫡长袭位制，亦非能轻易动摇。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独特的、固有的命运。

“牝鸡司晨”朝纲紊
晋惠帝登基后的西晋时局

晋武帝病危弥留之际，未及提名顾命大臣。加上勋旧重臣病死的病死、退休的退休，在禁宫内侍疾的，只有杨皇后的父亲侍中杨骏。

趁此机会，杨骏在委任状上随便填上自己亲信的名字，加印后即为法令行之。同时，内宫侍卫，也都换成他所信任亲近之人，亲王大臣皆不能进宫问候探视皇帝病情。

其间，晋武帝回光返照，乍一清醒，见左右侍卫个个都很陌生，不由得正色怒斥杨骏：“怎么现在就搞成这个样子！”他忙唤中书作诏书，召还已被任命为镇南大将军但还未外出就职的叔父汝南王司马亮回来，与杨骏共辅朝政。

杨骏闻言，深恐这位经验老到的皇族与自己争权，借口要查看诏书内容有无纰漏，让人从中书省拿回诏令，随即销毁。

不久，晋武帝大渐。杨皇后召来中书监华霬和中书令何邵，口头宣布武帝诏令，任命自己的父亲杨骏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同时，还下诏急催汝南王司马亮马上外出许昌就任。

武帝临崩前，有片刻的清醒，挣扎着问：“汝南王来了吗？”左右侍从说无，晋武帝闻言又惊又急，一下子昏了过去，从此就再也没有醒来。

太子司马衷即皇帝位，改元永熙，尊杨皇后为皇太后，立贾妃为皇后。

杨骏好谋无断，外刚内怯。他在宫内太极殿居住、办事，周遭遍布百余名全副武装的卫士，天天如临大敌一般。

汝南王司马亮还未出京城，听闻晋武帝驾崩消息，也不敢入宫临丧，只能在大司马门外大哭以尽臣礼。哭毕，司马亮上表，要求留侍武帝入葬后再外出就镇。

其间，有人趁机进言，谎称这位司马王爷想举兵讨伐杨骏。

杨骏大惧，忙和皇太后女儿商议此事。他们把新帝司马衷叫来，让他亲手写诏书给大臣石鉴和张劭，命二人马上率兵擒拿司马亮。

张劭是杨骏外甥，闻诏马上披甲上马，急赴石鉴处要他一起受诏出兵。石鉴认为司马亮是帝室尊亲，就持兵不发。

司马亮这边，手下人劝他起兵讨伐杨骏。思虑再三，老王爷终于下不了决心。于是，大奸雄司马懿的这位亲生儿子，连夜驰赴许昌，避逃而去。

大丧期间，宫殿暂时粗安，避过一次萧墙之乱。

杨骏知道自己因女儿为皇后而骤贵，没有民望，更无高门士族的真心拥戴，便大行封赏，滥加爵级，以博求美誉令名。这种荒唐做法，连他的亲弟杨济、外甥李斌以及同党石崇等人也多相劝谏，但杨骏仍旧我行我素，听不进去。

同时，杨骏在政事处理方面，严碎专愎，对内深怀猜忌，对外私昵亲党，把司马皇室宗亲更是一概排除于中央决断枢要之外，故而树敌广众，招致无数怨愤。

太原人王彰因清名被杨骏辟为司马，王彰竟逃避不受。有人问其究竟，王彰回答说：“自古一姓出两个皇后的家族，一时贵盛，日后未有不败者。杨骏太傅本人，昵近小人，疏远君子，专权自恣，能支撑多久呢？武帝不计身后社稷大事，嗣帝没有继业才能，顾命大臣又所任非人，天下之乱，可立待也！”

杨骏不仅在朝内滥行赏爵，对那些从关中内迁的匈奴等少数民族头领也都加官晋爵。日后攻灭西晋，俘杀怀、愍二帝的匈奴人刘渊，当时也被加封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可以说，当朝杨太傅，为这位汉化的匈奴人日后顺利起事，送上了一顶权高位重的大官帽。

皇后贾南风阴险猜妒，又多权略，杨骏对此倒早就留意。为了防止贾南风坐大，杨骏以自己的外甥段广为散骑常侍，主管军国机密；亲信张劭为中护军，主持禁卫军。至于一般的重大诏命，都由皇帝司马衷走个形式画个押，入呈杨太后和杨骏后，才下诏施行。

贾南风虽然丈夫为帝，自己贵为皇后，仍觉内外都很不爽。因为，朝中大权皆为太后杨氏及其父杨骏把持，自己只是以小辈的身份仰人鼻息。

皇宫内的殿中中郎孟观和李肇二人，一直为杨骏所轻，常有怨言。贾后察知此事后，就派身边亲信太监联络孟、李二人，密谋除掉杨骏。有了里应，还缺外合。李肇和孟观两人，分别暗中联系汝南王司马亮和坐镇荆州的楚王司马玮。对此，汝南王司马亮拒绝，而楚王司马玮二十来岁，少年果锐，一口应承，并且上书请求入朝面君。

杨骏一直惮忌楚王司马玮的英武勇锐，此前就欲招之入朝并趁机除掉，但一直犹豫不决。现在，看见他“自投罗网”，高兴得马上以惠帝名义下诏，召他和坐镇扬州的淮南王司马允一起入朝。

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四月的一天，晋惠帝正呼呼大睡，忽然被殿中中郎李肇、孟观叫醒，让他签署诏书，报称杨骏谋反，诏书上面，命令楚王司马玮屯兵司马门，东安公司马繇率禁兵四百人去逮捕杨骏。

仓促之下，惠帝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傀儡一样就在诏令上签了字。被杨骏派在内殿掌管机要的段广，跪在惠帝前叩头为舅舅辩解：“杨骏孤公无子，岂有谋反篡位之心，希望圣上仔细考虑。”

惠帝本来就傻，大半夜被人从被窝里拉出来，糊里糊涂，傻愣愣地不发一言。

太傅杨骏当时住在曹爽旧宅，临近西晋的国家武库，听闻宫内有变，他忙召集朝中大臣集中在自己家里商议对策。

杨骏本性怯懦，坐在那里惊惶无限，向众人问策。

太傅主簿（杨骏的幕僚长）朱振建议：“现在宫廷内变，定是贾后设谋要害您，应该马上派人点火烧掉云龙门来大造声势，然后，带人入宫逮捕造反者，再派兵攻开万春门，引东宫兵及外营兵来保护皇太子入宫。如此，宫内的人因为恐惧，肯定会斩送首谋之人大开宫门迎降。否则的话，杨公您无法免难！”

如此万分紧急关头，杨骏思虑半天，只冒出一句话：“云龙门是魏明帝时候建造的，费工费钱无数，奈何烧之！”

本人及族党性命攸关之际，杨太傅突然变成个文物保护者，众大臣大失所望之余，各个托称自己要进宫观看皇帝安危，一哄而散。

杨骏的党羽左军将军刘豫一直没有接到太傅的信儿，率大队军马刚到杨骏门口，迎面遇见右军将军裴頠（贾南风皇后表兄），忙问太傅何在。裴頠骗他说：“太傅已经乘辆小车，带着两个从人逃去西城。”

刘豫武人粗疏，不问究竟，忙问自己该怎么办，裴頠说：“您应该去向廷尉自首。”刘豫闻言，果然听话，委弃自己统领的重甲劲卒，真的向廷尉自首去了。

皇太后杨氏知道消息最晚，禁宫各门都被贾后及同党关闭，无奈之余，她自己在丝帛上写字“救太傅者有赏”，派太监射出宫城外。

恰巧，贾后党羽拾得帛书，贾后就趁机诬称杨太后与父亲一同谋反，封门囚禁了这位当朝太后。

本来，乱起之初，相关诸人皆在观望。假使朱振烧龙云门计成，或者刘豫率大军拥杨骏围皇宫，殿中诸人可能会马上翻脸，杀掉贾后等人以求功。

杨骏惶怯无计，宫外局势渐渐明朗，皇宫外面又无兵马来围逼，不久，殿中禁卫军冲出，放火焚烧杨骏府邸，弩手们居高临下，于阁上往下发射弩箭。

杨骏的卫兵都为箭雨所阻，被困于宅内。兵溃如山倒，禁卫军很快冲入杨骏家，最后搜出躲在马厩里的杨俊，就地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孟观等人一鼓作气，连夜逮捕了杨骏的弟弟杨珧和杨济以及段广、刘豫等多名同党，诛夷三族，一口气杀掉数千人，老幼不免。

皇太后杨氏，也因“图危社稷”的罪名被废为庶人。其母裴氏依罪该斩，杨氏本人截发跪拜，上表儿媳贾后，自称臣妾，哀求饶母亲性命。贾后当然不许，当着这位“婆婆”的面杀掉杨骏的妻子后，又把杨太后幽禁，断绝饮食，活活饿死了这位风华绝代的美人。

一直为杨骏所排斥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以及东安王（因功升级为王）司马繇都入朝掌握大权，太保卫瓘也被任命为录尚书事。

贾南风皇后的族兄贾模、堂舅郭彰以及外甥贾谧也都鸡犬升天，入朝辅政。

汝南王司马亮为取悦众心，大论诛伐杨骏之功，竟滥封一千零八十一人为侯爵，开滥赏之最。

御史中丞傅咸劝说司马亮：“今封赏熏赫，震动天地，自古未有。无功而获赏，则人莫不乐国之有祸，是祸原无穷也！”傅咸又称，杨骏本人正是因有震主之威、委任亲戚才招致灭族大祸，而司马亮加倍而行之，是开非常危险之端。

忠言逆耳，司马亮均不纳。

大乱过后没过半个月，汝南王司马亮就以东安王司马繇“欲擅朝政”的罪名把他远贬至带方郡安置。

楚王司马玮由于自己在诛伐杨骏一事中居功至伟，非常自负，加之年轻气盛，一身好武艺，任谁都不放在眼里。于是，当朝辅政的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对他产生厌恶，想夺其兵权，并商议散遣在京城的司马玮及各位王爷归国就藩。

司马玮当然愤怨，其长史公孙宏、舍人（侍从官）歧盛便劝主公向贾后靠拢，并遣积弩将军李肇（就是首倡诛杨骏的那位）到贾南风处告发汝南王和卫瓘想废掉惠帝，拥立别人。

贾后本来一直就因卫瓘在晋武帝面前说过司马衷不能继统而心怀怨恨，加上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德高名重，自己不得专擅朝政，早就想除掉二人。

天假其便，楚王司马玮这一状告准，贾后便让惠帝做手诏给司马玮：“汝南王及太保卫瓘欲行废立，楚王可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三王屯兵诸宫门，免（司马）亮及（卫）瓘官。”

深夜时分，宫内黄门小太监秘密入楚王府，以诏书授司马玮。

司马玮起初也犹豫，不知诏书真伪，想入宫复奏，黄门小太监催促说：“事恐泄漏，非密诏本意也。”

楚王司马玮觉得其言有理，又想趁机报复，便立马调动本军披甲提枪，包围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府第。

一不做二不休，司马玮自己矫诏，征洛阳内外三十六军皆由自己节制。

忽闻大兵围府，汝南王司马亮大惊。其侍卫长李龙请命，要率卫兵拒战，司马亮不听。

很快，司马玮兵士登墙高呼，喧嚣一片。司马亮立于中庭，惊骇之余，大声发问：“吾无二心，何至于是！若有诏书，其可见乎？”

公孙宏等人当然不会给他看诏书，促兵进攻。

司马亮的长史刘淮劝道：“他们拿不出诏令，可见必是奸谋，王府内精兵强将众多，可尽力拒战。”

司马亮处事犹豫，不听。

楚王兵马一拥而入，擒住了这位汝南王，并把他围坐在兵车下严密监押。

汝南王叹息道：“我对皇上忠心，可昭示天下！”

夏天天亮得早，日头毒，看守卫兵也知道这位老王爷无辜，有人为他用仪扇遮阳。直至正午时分，也无人敢上来加害他。

楚王司马玮闻知此讯，忙下令：“能斩司马亮者，赏布千匹！”

乱兵贪利，马上蜂拥而起，千枪百刃，直朝这位老实巴交的王爷肉身捅刺劈砍，“鬓发耳鼻皆悉毁焉”，其世子司马延明也同时被害。

太保卫瓘府邸的侍卫兵少，但也可聚众一战，其左右力劝关门拒战，卫瓘不听。跟随清河王司马遐逮捕卫瓘的将军荣晦，曾为卫瓘任司空时的帐下都督，因罪遭卫瓘斥遣。至此，他正好报怨，立时斩杀卫瓘及其子卫恒、卫岳等祖孙九人，只有卫恒二子卫璪、卫玠因就医在外得免。

讲个题外话，卫瓘于晋朝不失为忠臣，但也是一老谋深算之徒。想当初邓艾、钟会二人夺西川后，二人争功，邓艾专权，钟会就与当时的监军卫瓘合谋陷害邓艾。钟会派卫瓘逮捕邓艾，并想卫瓘兵少，肯定会被邓艾杀掉，自己再因之攻杀邓艾。卫瓘夜至成都，遍告诸将，称受密诏逮捕邓艾，其余一无所问。黎明时分，邓艾父子还在睡梦之中，卫瓘已乘车至成都殿前，把这位攻取成都有首功的邓艾父子擒获。邓艾亲将纷纷要劫囚车，卫瓘假称自己正草表替邓艾鸣冤，诸将信之而止。不久，钟会与姜维合谋在四川自立，卫瓘诈病，乘机跑出钟会营中，作檄文令众将共讨钟会。钟会与姜维被杀后，邓艾诸将追及槛车打破锁具，拥邓艾父子还成都。卫瓘自以为当初与钟会合谋构陷邓艾，恐怕反被邓艾杀掉，又想独占诛杀钟会、姜维的奇功，便派遣与邓艾有私怨的护军田续连夜至绵竹，袭斩邓艾父子。但其孙卫玠，乃中国历史上与潘岳齐名的美男子，并且待人宽恕，有君子之风，平生不见喜愠之色。由于名声太大，人长得太美，就有了如下遭遇：“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这就是“看杀卫玠”典故的由来。）

杀掉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后，楚王司马玮的舍人歧盛劝言道：“应因此兵势，进宫诛除贾后等人，以安天下。”

楚王司马玮为人年轻轻率，经验不足，刚刚做出诛杀一亲王一大臣的大事，一时间还下不了第二次动手的决心。

闻乱而起的太子少傅张华老成持重，收集各方信息后，派人劝说贾南风：“楚王既诛二公，则天下威权尽归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其专杀之罪诛之。”本来贾后就想乘乱除掉异己，闻此欣然同意，立刻让皇帝草诏除掉司马玮。

张华乘机入朝，派殿中将军王宫高举驺虞幡出殿解兵，大声高呼：“楚王矫诏擅命，大家不要听从他的命令。”

众人一听，“皆释仗而走”，楚王司马玮顿成光杆司令，周围一人不剩，武艺再强，也只能束手就擒。

驺虞幡与白虎幡是晋朝皇宫内非常之物。白虎威猛主杀，是督战之旗，驺虞是仁兽，以之解兵息战。纵观晋书，在关键时刻以驺虞幡扭转局势的共有七次之多，众兵见驺虞幡就会惊走溃散，可见这面旗子的威力有多大。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朝代都无“驺虞幡”之名，只有晋朝才有。

被押至闹市问斩时，司马玮还拿出藏在怀中的惠帝青纸诏书，流泪声称自己无辜。监刑官知道他冤枉，但上命严切，只能陪他流泪片刻，然后下令施刑。司马玮死年二十一岁。其谋士公孙宏、岐盛皆三族被杀。

身为武帝第五子的司马玮，开济好施，能得众心。身死之日，百姓为之立祠，昔日将士也多为其下泪。至此，“八王之乱”第一幕闭幕，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谢幕”。

皇后贾南风大权在握，开始委任亲党。为了调和矛盾，在其外甥贾谧的建议下，以为张华、裴頠等人名望贵重，又非皇族，对帝室没有直接威胁，便任命张华为侍中、中书令等高官，掌管机要。

张华尽忠帝室，弥缝遗缺。贾后虽凶险，犹知敬重张华，贾模与张华、裴頠并心辅政，所以，数年之间，虽暗主在上，而朝野安静。

将近十年之间，西晋政局粗安，京城政治中也没有太大事件发生。

树欲静而风不止
元康年间巨变之前“歌舞升平”的西晋政局

皇后贾南风擅权，贾家人当然吃香。

贾谧是贾南风皇后的亲外甥，自然大受宠幸。加之他承袭其外祖贾充之爵，又有皇后椒房之亲，权过人主，威福无比，“器物珍丽，歌僮美女，选极一时”，仍然不满足于奢侈。有人谀称贾谧文章华美，可与汉代大才子贾谊比肩，贾谧立刻开门延宾，一时间海内辐凑，那些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纷纷登门。当时声名赫赫的这个文学小圈子，共有二十四人，号为“文章二十四友”，其中不仅有刚刚幸免于杨骏之难的美男子潘岳，还有中国文学史上数位名人——陆机、陆云、左思、刘琨，以及那位因富而流名后世的石崇等人。

言及贾谧，不得不交代一下他的外祖父、当朝皇后贾南风之父贾充。“杀人放火富贵终，修桥补路贫贱死”，贾充正是这样一个一生坏事做尽，却安享荣华富贵的典型人物。

贾充，本来是曹魏朝大臣。司马氏掌权后，他马上见风使舵，倾心附和司马氏。魏帝曹髦在喊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后，持剑登车，亲自从宫中杀出，讨伐权臣司马昭。贾充率军士与曹髦拒战。由于皇帝亲自出马，司马氏私军于情于理皆处于下风，将有奔溃散逃之险。关键时刻，贾充对太子舍人成济说：“司马公豢养汝辈，正为今日之急，你还等什么！”经过此番“激励”，成济纵马而出，一戈就把二十岁的俊美善丹青的皇帝曹髦捅死于马下。

不久，司马昭虽然假惺惺诛杀成济三族以表示自己与“谋弑”无关，心中却对贾充这位保全了司马家族、杀掉魏帝曹髦的“幕后黑手”非常感激，对他封侯增邑，列为亲密心腹。

司马昭临死，本想传位给司马攸，又是贾充盛赞司马炎宽仁嫡长，力保立司马炎为世子。司马炎篡魏后，感念贾充推荐力保的“建明”大恩，封其为鲁国公，转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

贾充家门贵幸，其前妻李氏之女为齐王司马攸的王妃，其后妻郭槐之女贾南风为太子妃。贾充自以为对司马父子有推立深恩大功，常常肆无忌惮，恃功倨傲。当然，他也有遭受尴尬下不了台的时候。吴主孙皓被俘，晋武帝大会群臣引见孙皓及吴国诸降官，对孙皓说：“朕设此座已待卿久矣！”孙皓虽然是淫暴之君，但有南蛮的锐气英武，回答说：“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晋武帝大度一笑（现又有说法认为孙皓是谄媚晋武帝，指自己在南方设帝座待晋武帝，完全是误读史书）。

贾充想当众斥责孙皓给自己长威风，就咄咄逼人地问：“听说你在南方凿人眼睛，剥人面皮，这是什么名目的刑罚啊？”孙皓一点面子也不给他，直视贾充说：“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贾充闻言，知道孙皓话里有话，默然有愧色。

一次，朝士宴饮，河南尹庾纯醉酒，与贾充争吵，贾充大怒，斥责说：“父亲老病，你却贪官位不归家奉养，真是无天无地，不忠不孝啊！”庾纯也反口相讥：“高贵乡公何在！”（曹髦遇弑后，被贬封为高贵乡公。）贾充惭怒，也无可奈何。

古人以忠孝治天下，宋、明、清历朝历代更是如此，堂堂赫赫如明朝权臣张居正，父死不守丧，虽然是以皇帝名义让其“夺情”理政，仍导致天下汹汹之议。晋朝篡魏，写《陈情表》的李密开宗明义便讲“圣朝以孝治天下”，其实是委婉地表达晋朝不能以忠为首，因为司马氏本身就是以下篡上。封建社会对忠孝之义极其看重，有时甚至是孝在忠上，因为不为孝子，肯定枉做忠臣。

贾充后妻郭槐奇妒。贾、郭二人原有两个儿子，皆因郭槐奇妒而死。长子贾黎民三岁时，乳母抱于怀中，贾充从外面进来，小孩子见到爸爸乐得手舞足蹈，贾充走近前逗孩子玩耍。郭槐望见，以为贾充与乳母有一腿，当庭就抢下孩子，把乳母鞭打而死。小孩子整日和乳母吃住在一起，感情极深。眼见乳母被打死，又惊恐又想念，很快便死掉了。后来，郭槐又生一男孩，已有一岁多时，贾充爱儿子，用手抚摸乳母怀抱中的小孩子的光脑袋。郭槐疑妒乳母，又杀之，小孩子又惊吓思慕而死。好好两个儿子，因郭槐奇妒，皆幼小时就暴死，贾充因之没有了继承人。

贾充与侍中任恺不睦。任恺便在一次朝会时，借口关中氐羌反叛，劝说武帝派“德高望重”的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拟外派做官。京官做久，外派虽然又增加了几个虚衔，其实和被贬差不多。只要远离了政治核心和皇帝，疏于走动，很快就会被人遗忘。

贾充愤懑之际，私交甚好的朋友荀毷给他出主意，劝他嫁女与太子。皇储结婚，丈人肯定得留居京师，这样，既无推辞之名，又可因故不行。于是郭槐四处活动，杨皇后又使劲吹枕边风，贾充亲信等人也不断向武帝讲贾家女儿“才质令淑”，果然最终事成，贾南风成为傻太子的正妃。

贾谧是贾充小女儿贾午（当时差点嫁给惠帝）的儿子，其父亲是南阳人韩寿。“窃玉偷香”一典，正是来自贾谧的这位美男子爸爸。

韩寿“美姿容，善容止”，也是贵族子弟，其曾祖父韩暨曾为魏国司徒。韩寿二十岁左右，即被贾充辟为司空掾，成日与贾充一帮僚属在府中宴饮论事。贾午少女思春，曾于窗户间窥见美貌郎君韩寿，就遣一婢女往韩寿处，充当红娘。这婢女伶牙俐齿，说贾午“光丽艳逸，端美绝伦”。韩寿心动，逾垣而至闺房。

之后，贾午把晋武帝御赐给贾充的西域异香也偷出来赠送给韩寿。贾充的僚属报称，韩寿身上奇香扑鼻，经月不歇。贾充大惊，深知这种异香武帝只赐给自己和大司马陈骞。又联想小女儿近来“悦畅异于常人”，便也顺坡下驴，把贾午嫁予韩寿为妻。韩寿于惠帝即位后不久的元康初年就病死，但他的四个兄弟和老婆贾午，后来均被族诛，贾午更是被大棍乱捶而死。

因此，贾谧原姓韩，应为韩谧才对。正是因其外祖贾充无子绝后，他才以外孙入继贾家，改姓为贾。贾充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病死，博士秦秀还认为他“悖礼溺情，以乱大伦”（指其以外孙为后嗣之事），请上谥曰“荒公”。武帝感激贾充拥立之功，不从，更谥为“武”。

风波过后，西晋上层歌舞升平，高官士族聚敛无度，不理政事，多以清谈为乐。

王戎为司徒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政事皆委任僚属，自己做撒手大掌柜，天天出外猎饮宴乐。而且，他本性贪吝，园田遍天下，天天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其家有品种优良的李树，出卖赢利，又怕别人取李树种种植，便用细针在售出前把李子核钻透，简直财迷到了神经病的地步。

尚书令王衍、河南尹乐广以及王衍弟弟王澄等人，皆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个个都是大名士派头，朝野之人，争相效仿。这帮人，成天手执麈尾，宽衣大袖，剃面熏香，望之如神仙中人。他们以政事为“俗务”，成日钻研老庄玄言，而且举国若狂，以他们为为人处世的仪准，上行下效，想不亡国也难呀！

此外，阮咸、阮修、胡毋辅之、谢鲲、毕卓等士族名士，皆以荒淫放荡为放达，醉狂裸体，胡天胡地。

魏晋交迭之际，阮籍、嵇康等人为了逃避政治杀戮，醉酒佯狂，疯疯癫癫，还有情可原。晋武帝中后期，政局稳定，四边无大征伐，本来正是励精图治之时，这些朝廷精英们却一反常态，个个变成了大哲学家和大诗人。吏部郎毕卓（字世茂）有首诗最能表达这些人的“精神境界”：

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

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贾南风这边，更是荒淫放恣。

众人昏昏之间，也不是没有清醒之人。南阳人鲁褒作《钱神论》以讥时世：“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除此讥讽之论以外，还有对国家大事切忧于心并泱泱作论上表朝廷的正人直士。太子洗马江统见迁居关中的匈奴等少数民族时有纷乱，便上《徙戎论》，以警朝廷。他先是旁征博引，历述先世夷狄“怪气贪婪，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的旧事，又讲东汉马援、魏武帝曹操迁移羌戎于关中的弊害，指出东汉以来的种种迁移政策皆是“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关中土沃物丰，殷实富足，帝王常以此为都城，“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且，当时乘其部族衰弊，迁徙众多戎狄之人于关中，汉族士庶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况随时间推移，繁衍众盛，“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伺隙乘便，辄为横逆”。因此，朝廷应该凭借当今兵威方盛之时，把北地、京兆等地的羌、氐各族，迁移至其原来居住的旧地，“各附本种，返其旧土……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虽然并州胡人（匈奴）、氐、羌等族“天性骁勇，弓马便利”，但大晋一统后这些族属正处于“势穷道尽”的状态，这些措施得以执行，必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否则，江统警告说：“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

最后，江统又明白深刻地指出：“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芥之忧。惠此中国，经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江统论上，朝廷不用。不到十年，江统的忧虑皆成现实。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纷杀入中原，大地板荡，黎民涂炭，一发不可收拾。

想当初，216年，大英雄曹孟德把降附的匈奴人分为五部，立单于呼韩邪（魏朝时改姓刘）为部帅，在当时的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和祁县、新兴（今山西忻县）等地居住，渐渐与汉人混居杂处，许多人从事农业生产。但匈奴屠各族的刘姓贵族仍持有旧时声威，又有现成的五部军事组织，一呼百应。此外，散居上党的还有匈奴别种羯族许多人，他们也常常遭受当地汉族地主的歧视与欺压，加上居于并州附近虎视眈眈的鲜卑、扶风等地的氐族，以及自东汉以来散居关中诸郡的羌族，数股势力都蠢蠢欲动，只要有机可乘，“仇恨的怒火”，终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当其时也，有识之士皆早已看出离乱战杀之征。“关内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索靖的《出师颂》书帖于2003年由嘉德公司拍出2200万人民币，由故宫博物院拍得。当然，此帖真伪很值得怀疑。）

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征西大将军赵王司马伦宠任属下孙秀，在西北地区与雍州刺史解系交恶，互相攻讦，更相上表朝廷。晋廷朝议后，以梁王司马肜接替赵王司马伦职务，征司马伦入朝为车骑将军。解系的弟弟解结时任朝中御史中丞，在司空张华前力陈孙秀奸贪及祸乱氐、羌的事情。张华闻知后，就让梁王司马肜到任后诛杀孙秀。孙秀惊惧，派好友辛冉携带大批珍宝到梁王处说好话，表示“氐、羌自反，非（孙）秀之罪”。梁王司马肜与赵王司马伦和孙秀没什么过节，又收到一大笔好东西，自然不了了之。

赵王司马伦入朝后，依照孙秀的谋划，大散珍宝，与贾氏亲族深相结纳，贾后对他们非常宠信。与贾后搞好关系后，司马伦上表请求录尚书事，想参预中央朝政。廷议时，张华与裴頠坚决不答应，由此，司马伦与孙秀深恨张、裴二人。

赵王司马伦与孙秀入朝，为日后的祸乱埋下了一大伏笔。

血肉横飞杀戮始
皇太子司马遹被杀引起的大乱

贾后淫虐日甚，秽声播于宇内。官为散骑常侍的贾后外甥贾谧，也自我感觉特好。他在太子东宫侍讲时，态度倨傲，与太子下围棋时，和这位当朝储君争抢棋子丝毫不让，没有一点人臣谦卑的态度。

当时，皇太子司马遹的十六叔、成都王司马颖在座，看见贾谧如此没有尊卑之分，便当面叱责他。贾谧心怀怨恨，很快就入宫向姨母贾南风告了司马颖一状。

贾后自然偏向外甥，立马下诏派司马颖出镇邺城，将其赶出京都。

贾谧虽依恃贾后肆无忌惮，但并非所有贾氏亲戚都这么跋扈。贾后族兄贾模与贾后表兄裴頠害怕日后出事，非常忧虑。他们两个找到当朝司空张华，一起商议时下国事。

裴頠建议废掉淫荡放肆的贾南风，拥立皇太子生母谢淑妃为后。

此言一出，张华和贾模都很惊惧，认为“皇帝本人并无废掉皇后的意思，如果我们专而行之，皇帝恐怕不会赞同”。同时，二人又怕司马诸王各拥兵镇，朝中朋党林立，弄不好会引发祸端，如此，“身死国危，无益社稷”。

裴頠此议，本是深思熟虑，见张华、贾模不同意，他孤掌难鸣，也无可奈何。他问：“贾后昏庸荒淫，无所忌惮，乱可立待，将如之何？”

张华老臣，无意生事，便对贾、裴两人讲：“您两人现在因为是皇后亲戚，颇见信任，希望多在左右劝告皇后，如果不出什么事，天下还未必会生出什么大乱。如此，我们这些人还能善终于家。”

张华虽一直是晋朝忠臣，但临危不断，明哲保身，也是书生之流，最终三族不保，身首异处。

忧惧之余，裴頠只能找到贾后的母亲、自己的亲姨郭槐，言辞恳切地陈说祸福，让老太太申诫贾后善待皇太子。

贾模多次面见皇后贾南风，陈说祸福。贾南风不仅听不进去，还认为这位族兄胳膊肘往外拐，怀存异心，便开始在朝中排斥贾模。贾模郁郁不得志，又忧发于心，不久就患病而死。

一生奇妒无比的贾后亲妈郭槐，这时倒常常劝皇后女儿对皇太子好一些，并不时切责怒骂无礼于太子的外孙贾谧。为了亲上加亲保证太子继位后贾家无祸，她还想把贾谧的妹妹许配给太子当太子妃。而太子司马遹自己，也想娶贾谧的妹妹巩固自己的地位。贾后、贾谧以及贾午都不听，反而为太子迎娶大臣王衍的小女儿为妃。同时，贾后又为贾谧聘王衍大女儿为妻。

皇太子早就听说王衍大女儿相貌更美，现在反被贾谧抢去，心中甚不能平。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郭槐临终一直谆谆嘱咐女儿贾南风要对太子慈爱，不可听从贾午、贾谧的话。贾后不听。

言及晋末大乱，不得不提惠帝太子司马遹。

皇太子司马遹，字熙祖，为晋惠帝长子（也可能是武帝司马炎之子）。史载，他“幼而聪慧，武帝爱之，恒在左右”。一次，皇宫内半夜失火，晋武帝登楼观望，司马遹当时才五岁，在一旁牵武帝的衣带把他拉入暗影之中。晋武帝觉得很好奇，问小孩子为什么这样做，司马遹说：“暮夜仓猝，应严加提防，不应该让旁人看见皇帝在光亮中。”武帝因此对司马遹更加称奇。

司马遹六七岁时，陪晋武帝到太牢（祭祀部门）养猪的地方观玩，他对武帝说：“这些猪又肥又大，为什么不杀掉给臣下们吃呢？留在这里浪费五谷粮食。”武帝大喜，马上派人杀猪分赐众臣，并抚着小孩的后背对大臣傅祗说：“此儿当兴吾家。”不仅如此，武帝还在朝会上对群臣表示，司马遹人品样貌，与晋朝开国皇帝司马懿很类似，从那时候起，小孩子的令誉流于天下，无人不夸，成为无人可替的皇储样板。

可惜的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皇太子司马遹青春期后，不好学，惟喜左右嬉戏，非常讨厌老师。阴险恶毒的皇后贾南风，一直很忌讳这位素有令名、又非自己亲生的皇太子，密遣身边太监不时去怂恿太子极意游玩。

处于青春期的司马遹，见无人管束自己，更加放肆，慢弛益彰，常常不去上朝拜见父母，总在后园游戏玩耍。他常常割断马鞍束带，又命左右侍从骑马奔驰，看见这些人纷纷落马，他就哈哈大笑，以此为乐；有人稍不如其意，便亲自上前拳打脚踢。他还常常在太子东宫开设市集，买卖为乐，而且“手揣斤两，轻重不差”。

朝廷每月供东宫五十万钱，太子司马遹常常超支，并且派人把太子西园所收获的青菜和自用的米、面、鸡弄到集市上卖掉，收入统统用作自己赏赐左右的开销。

时为太子洗马的江统（《徙戎论》作者）上书太子，劝谏他改正过失，太子不纳。太子舍人杜锡也不时谏劝太子修德进善，司马遹又怒又不耐烦，让人把大针藏在杜锡的坐垫中，刺得老先生鲜血淋漓。

由于太子司马遹与贾后外甥贾谧年纪相仿，两人互不相容。太子娶了王衍相貌稍差的小女儿，贾谧娶了王衍貌美的长女，太子心中更是愤愤不平，溢于言表。贾谧至东宫参见，太子常不以为意，甚至往往把贾谧一人甩在室内，自己到后庭与左右玩耍游戏。

贾谧心中怨愤，于是入宫见皇后姨妈，说太子曾对人表示，他要仿效先前废杨后的故事废掉贾后，并杀掉贾氏一族。贾南风眼里不揉沙子，一直心忌太子，闻言当然大怒，马上派人四处揭宣太子之短，于是朝野上下，咸知贾后有废太子之意。

晋惠帝元康九年（300年）十二月，经过长久谋划，贾后终于下定废杀太子的决心。她以惠帝生病为由，遣人唤太子入朝。此前，晋朝著名的美男子潘岳连夜被贾谧唤入宫中，面见贾后。

潘岳与贾谧熟识，但入宫面见当朝皇后，还是第一次。贾后直率，把想废太子的意思直说出来，让潘岳以太子口气手写个草稿，准备把太子灌醉后哄他抄写，借此定罪。

潘岳惊惧，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美男子落定惊魂，思虑久之，提笔仿冒太子口吻写下这样的草稿：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皇后）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并谢妃（太子母）共约克期而两发，勿疑犹豫，致后患。茹毛饮血于三辰之下（指盟誓），皇天许当扫除患害，立道文（太子之子）为王，蒋（蒋氏，太子侧妃）为内主。愿成，当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

书意迷乱，不仅仅是因潘岳惊惧使然，笔者推想也是潘岳故意为之，想给太子（也给潘岳自己）留条后路，因为只要是稍有常识的明白人，一眼就可看出这段话内容逻辑混乱，胡言乱语，绝非太子神志清醒时所为。

无论如何，牵入皇家内部的事务，算潘岳倒霉，仅仅这一条，就足够以他三族的人头来抵换了。

大清早还未吃早饭，太子司马遹就被急召入宫。进得内殿，太子下跪，遥见贾后堂上端坐，并命侍婢陈舞持三升酒与一大盘枣子令太子当面吃喝。

太子忙称自己平常不饮酒，加上早晨腹空，怕喝酒后颠倒失措，在皇帝父亲面前有失礼仪。

贾后堂上呵斥：“你怎么这么不孝顺，父母让你饮酒你都不肯，难道酒中有什么恶物吗？”

侍婢陈舞也立于太子面前逼促。不得已，太子只得把三升老酒饮尽，很快，他体中荒迷，不省人事。

这时候，有个宫女持笔砚纸墨，催促太子抄写一张白纸上的字样（潘岳打的草稿）。醉迷之间，太子抖手抄录，其字多半不成，贾南风派人填补，马上派人送惠帝验看。惠帝其实也根本不知道轻重，只是木偶而已。

在贾皇后主持下，惠帝升殿，召众大臣议事。

贾后派太监手持太子平日手书以及他醉迷之中抄写的青纸诏令，遍示众人，表示说司马遹书大逆不道，应该赐死。

众臣皆不敢有异议。唯独大臣张华和裴頠力保太子无辜。两人旁征博引，反复议争，一直争到天色渐晚，廷议也无结果。

惧怕事久生变，贾后急忙上表请废太子为庶人，又自作皇帝诏书“许之”。张华、裴頠见事已如此，毕竟还保全了太子一命，只得退朝。

贾后派人持诏书于东宫，废太子司马遹为庶人，把他及其三个幼小的儿子皆软禁于金墉城，并下诏杀掉太子生母谢妃以及太子侧妃蒋俊。

才过春节，贾后威逼东宫太监自首，说太子联络人想造反。趁此机会，她以惠帝名义下诏把太子又送往洛阳之外的许昌宫囚禁。

颠沛道中，太子本来就生病的才几岁的长子困厄而死。

“太子既废，众情愤怒”。曾经在太子东宫做过侍卫官的右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以及殿中中郎士猗等人聚集在一处商议，准备废掉贾后，复太子之位。

大家商量来商量去，都觉大臣张华和裴頠一直安常保位，不能与之谋事，而当时手握重兵的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本性贪冒，可以怂恿他加入起事。

诸人知道孙秀是司马伦的“主心骨”，暗中约他相会，劝说道：

“贾后凶妒无道，与贾谧等人诬废太子。现在国无嫡嗣，社稷将危，多位大臣都准备起事。孙公您与赵王和贾氏一族关系很好，废太子一事，都传说您二位也有参与。一朝事起，祸必相及，为什么不争取主动，化祸为福呢？”

孙秀听毕一席话，大觉有理。他去王府把情况告知赵王司马伦，劝主子暗中准备起事。司马伦对孙秀言听计从，又约结宫中值勤的张林和张衡等人，准备伺机行事。

一切准备就绪后，孙秀思来想去，多出一个心眼。他对司马伦说：

“太子聪明刚猛，若还复东宫，肯定不会受制于人。明公您一向是贾后之党，路人皆知，虽能废掉贾后拥太子复位，肯定也落不下什么好，太子会认为您是逼于民望不得已行之，以举事来免于罪祸。因此，日后太子得势，肯定会对您吹毛求疵，说不定您也免不了被诛杀的命运。依我看，不如拖延起事日期，其间贾后必害太子。只要太子一死，我们废掉贾后之举就会大得人心，不仅能彻底免祸，还能掌握大权。”

司马伦连连称是。

于是，孙秀派出不少人出外散布谣言，都讲皇宫内有不少人想废掉贾后，拥返太子复位。

贾后虽然天天欢宴淫乐，但提防之心也从未松懈，常派宫女太监乔装打扮，混于市场坊间探听消息。

获悉有人要拥复太子的事情后，贾后大惧。同时，赵王司马伦和孙秀竭力劝说贾谧等人，要他们早早除掉太子以绝众望。

贾后身边皆是贾谧、贾午这样没有政治经验的年轻人和妇人，很怕太子返宫，联同朝内大臣们一起把贾氏家族一勺烩掉，便心急火燎地劝贾后动手。(www.daowen.com)

贾后命太医程据在殿内调配毒药。然后，派太监孙虑携毒药，专程去许昌宫毒杀太子。

司马遹被废黜后，一直怕被毒杀，天天自己在屋内煮食。太监孙虑到许昌后，见无从下手，就与监守太子的刘振商议对策。

刘振就派人把太子迁移到一处小黑房子里，断绝他的食物来源。宫中侍女及太子随从，都对太子很忠心，他们不时隔墙抛扔食物，司马遹因此又苟延了几日。

孙虑等得不耐烦，便破门而入，拿出毒药逼太子喝下去。

太子不肯，大太监也急了，凶相毕露，顺手操起一个棒球棒一样的药杵，一下子把太子敲得脑浆迸出，气绝身亡。

贾后闻知太子已死，假惺惺地上表，请以王礼安葬太子。

看见贾后一党步步依照预设的局往下走，孙秀和司马伦就准备动手了。

惠帝永康元年（300年）五月的一天，赵王司马伦、孙秀先约当值的右卫佽飞督闾和为内应，约定半夜以鼓声为号起事。

布置停当后，孙秀又遣司马雅去司空张华处告变：“赵王欲与张公共匡社稷，为天下除害！”

张华仍旧拒绝。

司马雅大怒，说：“刀将在颈，还敢说不！”言毕掉头就走。

这位张华也真是糊涂。贾后犯天下之怒，事已至此，仍不明确表态，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

赵王司马伦全身披挂，假称皇帝诏敕，召集禁卫军三部司马长官，以惠帝名义宣诏：“中宫（皇后）与贾谧等杀吾太子，今使赵王入宫废贾后，汝等皆当从命，事毕，赠爵关中侯，不从者诛三族。”

众人皆表示遵从。

司马伦、孙秀等率大队禁军夜入皇宫，陈兵满道，控制宫内各个进出要害后，就派惠帝的堂兄弟齐王司马冏冲入内宫，迎惠帝劫持到东堂，拿他充当必不可少的“道具”。

众人坐定，就以惠帝名义下诏召贾谧，称有急事商议。

贾谧进宫后，看见殿上皇帝傻乎乎坐着左右顾看，赵王司马伦等人杀气腾腾，各执利剑在手，顿感大事不妙，边跑边大叫：“皇后救我！”

兵士枪捅剑砍，贾谧瞬间被杀。

贾南风白昼宣淫后，夜里忽听殿外喧哗，惊起一看，见窗外凶神恶煞一般的齐王司马冏正让兵士撞开殿门。

贾后吓坏了，忙问：“爱卿你因何事而来？”

司马冏回答：“有诏令逮捕皇后！”

贾后仍旧问：“诏令都是出自我手，爱卿遵的是谁下的诏？”司马冏也懒得再理她，执剑指挥兵士猛撞大门。

贾后狼狈不堪，直逃上殿中高阁。她远远看见惠帝正在东堂内坐着，便高声喊道：“陛下有妇，使人废之，亦行自废矣！”

话音未落，齐王司马冏已冲奔到她身后，一脚把她踹倒。

事已至此，贾南风倒冷静下来，问司马冏：“起事者是谁？”

司马冏回答：“赵王（司马伦）和梁王（司马肜）。”

贾后闻言，后悔不迭，拍地大叫：“系狗当系颈，反系其尾，何得不然！”悔之晚矣，贾后被立废为庶人，幽禁于建始殿。

同时，起事诸人立刻在京城逮捕了贾氏亲党，皆全家诛死。贾谧之母、贾后亲妹贾午也被逮入狱，大棒击死。司马伦由于已存篡逆之心，想要先尽除朝中人望，报复宿怨，“下诏”逮捕大臣张华、裴頠，以及早先与孙秀有仇的解系、解结等人。斩杀这些人不说，还杀掉他们的三族老幼。

可惜张华受刑前还辩称自己是大晋忠臣，执刑的军官称诏诘问：“卿为宰相，太子之废，不能死节，何也？”

张华辩称自己当时竭力谏阻贾后废太子。军官又问：“谏而不从，何不去位？”张华无言以对。

该废的废了，该杀的杀了，该关的都关了，赵王司马伦“称诏赦天下，自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一依宣、文辅魏故事”，集文武大权于一身，并大封诸子为王侯。孙秀等人也皆封大郡，掌握军权，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

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子，为晋惠帝的叔祖辈，当时差不多六十多岁，本性素来庸愚，接下来反而受制于手下人孙秀，自己实际上成了孙秀手中的傀儡。

孙秀当上了中书令，威震朝廷，天下人皆知有孙秀而无求于司马伦。

为收买人心，赵王下诏追复司马遹太子位号，封其二子司马臧和司马尚为王。并以梁王司马肜为太宰（梁王不久就病死），淮南王司马允为骠骑将军，兼领中护军。

诸事已定，司马伦派人至贾后被幽禁的金墉城，以金屑酒赐死。

贾后死状，史不详载。

综观晋武帝死后的三次宫廷政变，废杨后、废太子、废贾后，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禁卫军权的重要，二是出身寒门的士人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晋书·杨骏传》中，写杨骏父女矫诏独掌西晋军政大权后，杨骏“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显然一开始他就知道掌握禁卫军的重要性。但由于杨骏政事繁忙，主要精力又大都倾力于严防司马氏皇族子弟，认为惠帝太傻、贾后妇人，他对皇宫内廷的禁卫军权没有太重视，只有自己的外甥张劭做中护军，亲党刘豫做左军将军，两个人皆是宫外禁军的高级将领。而最终导致杨骏覆亡的，恰恰是平时不受杨骏重视的宫中禁军中级官员殿中郎李肇和孟观。

当时，贾后居禁廷皇宫，可以直接书诏，外间又有一直怨气冲天、不受重用的司马氏诸王，事变一起，唯一可用的左军将军刘豫又被裴頠骗去自首，身边没有了“枪杆子”，本来就无大智勇略的杨骏只能死路一条。诛杀杨骏后，禁卫军及外营兵将封侯者有一千零八十一人之多。

贾后利用楚王司马玮除掉杨骏，而后又利用他杀掉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但贾后很快又凭其族兄贾模和从舅郭彰两人所掌的内廷禁卫军攻杀司马玮，完全控制了内外禁军三十六军，并使外甥贾谧任后军将军从军，亲舅郭彰任右卫将军，表兄裴頠任左、右军将军。如此，诬废太子司马遹就是非常容易之事。

赵王司马伦入京后，深与贾氏宗族结纳，并最终得到“右军将军”这样关键的禁卫军权位。由此，贾后也为自己及其宗族找好了掘墓人。

在废除贾后的行动中，多名中下层禁卫军军官参与了事变，有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常众督许超、殿中郎士猗、殿中侍御史殷浑、右卫司马督路始、右卫佽飞督闾和，加上宗室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冏。这些人，深夜入殿，贾后计谋再深、势力再强，也难逃这些职业军人之手。

赵王司马伦大权在握后，也命他和孙秀的几个儿子担当禁卫高官，完全控制了禁卫军。掌握了禁卫军，也就掌握了皇帝。皇帝在手，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天子之名做事就可以事半功倍，左右天下局势。只是后来司马三王相继起事，直攻京城，司马伦不得不把精锐禁卫军派出城去抵挡，削弱了力量，最终也导致了他自己的覆亡。

在导致西晋政局剧烈动荡的重大事件中，数位寒门出身的文吏，也成为极其关键的人物。

杨骏之诛，楚王司马玮大显身手，而后诛杀汝南王司马亮，也是由他而起，开启“八王之乱”的序幕。但楚王司马玮才二十出头，在政治斗争场上完全是个“乳臭未干”之辈，真正左右局势的，当属他的长史公孙宏与舍人歧盛。此二人先给司马玮出主意让他靠拢贾南风，得以留侍京都。杀掉司马亮和卫瓘后，二人又切谏司马玮趁机直入宫废掉贾后。司马玮犹豫之间，时机已失，贾后先发制人，诬称司马玮假传圣旨，擅杀亲王大臣，最终把司马玮干掉，公孙宏和歧盛也被“诛三族”。假使司马玮听从这两人的劝告，后事的结局会全然不同。

赵王司马伦年长庸愚，凡事皆由孙秀出谋划策。孙秀起自琅琊小吏，纯粹的寒人出身，但他一手包办策划了赵王司马伦从入京师见贾后、联络禁卫军官、激使贾后杀掉太子、最终又废杀贾后的全部过程，并在政变成功后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的高官，又与皇帝成为亲家，实际掌握了晋朝的朝政。

在以阀阅为重的西晋，士族高门不论贤愚，一直垄断各级要职，寒人阶级一直在备感压抑的气氛中努力争取往上爬。这些人，往往天资聪颖，又无路显达，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投身于诸王或高官门下，乐乱好祸，迂回反抗。

当然，寒人阶层的谋士们，只是贵显一时，昙花暂现，很快就三族被诛，连根杀净。

攻伐大乱满京城
“八王之乱”高潮迭起

赵王司马伦和孙秀骄横跋扈，潜怀废立之心。惠帝的兄弟淮南王司马允，在平定贾后之乱后被封为骠骑将军，并兼任中护军，执有一部禁卫军军权。

司马允本性沉毅，宿卫将士皆敬服他。他逐渐知悉赵王司马伦有篡逆之志，便称疾不朝，密养死士，暗中准备趁机诛除赵王和孙秀。

司马伦很忌惮这位年轻英果的亲王，便加封司马允为太尉，外示尊崇，实际上是剥夺他的兵权。

司马允言称自己有疾，不接受太尉官号。司马伦忍耐不住，派御史持诏收司马允中护军印信，并弹劾其大逆不道。

淮南王司马允接诏，细看之下，上面是孙秀的笔迹。大怒之下，司马允厉声对左右宣言：“赵王欲破我家！”于是壮士感奋，左右七百多人随同司马允起兵，从王府杀奔而出，沿路大叫：“赵王造反，我将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如此，一路归附的人非常多。

淮南王本想率兵先入皇宫，把惠帝控制起来。但赵王司马伦的死党尚书左丞王舆派人关紧左掖门，门墙牢固，一时攻不进去。

不得已，司马允就率左右精兵围攻司马伦的相府。司马允手下兵将，皆淮南奇才剑客。这些人武艺高强，能打善战，一举杀掉司马伦护兵一千多人。

接着，司马允于承华门前结阵，施放弩箭，齐往相府中放射。飞矢雨下，幸亏司马伦秘书挺身遮蔽。司马伦相府中办事的官员无法走避，都躲于树后，每树树身都有数百箭射中，让人心惊胆战。

太子左率陈徽心向淮南王，集结东宫兵鼓噪呐喊，为司马允助威。但他没有诏令，不能发兵实助。

陈徽的哥哥陈准，当时在宫中值勤，也想帮司马允，便对傻愣愣又惊又吓的惠帝说：“应遣人举白虎幡出宫解斗。”惠帝痴愚，连连点头。

陈准原意很好，白虎幡是麾军进战之旗，驺虞幡才是解斗之旗。陈准本想派人持白虎幡授其弟陈徽，助战司马允，那样一来，司马伦手下兵将看见宫中白虎幡归对方，肯定会不战自溃。

谁料，人算不如天算。陈准派出执举白虎幡的司马都护伏胤，在出门前被当时正在门下省办事的司马伦的儿子汝阴王司马虔叫住，哀求说：“如果能帮助我父亲，富贵当与卿共之！”

伏胤墙头草，贪图富贵，便携带没有写字的空白诏书出宫，诈称“有诏助淮南王”，没有把白虎幡递送到陈徽手中。

淮南王司马允见皇帝哥哥的诏使前来，心中不疑，认为来人手中必是派自己讨伐司马伦的圣旨。他开阵让伏胤进来，自己从兵车跳下，跪地接诏。

伏胤乃禁军军校出身，身手敏捷，抽刀一下就把司马允的脑袋砍下。淮南王司马允左右虽有千人之众，都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主公被杀。

伏胤口宣诏令，表明他是受帝命斩杀司马允。同时，他命跟进的军士立杀司马允的三个儿子。

司马允死年二十九岁。京城百姓听闻这位王爷被杀，莫不叹息。

事后，司马伦、孙秀广为株连，司马允手下数千人被杀。

斩杀淮南王司马允父子后，孙秀报称潘岳、卫尉石崇以及石崇的外甥欧阳建皆密谋参与淮南王谋反一案。

潘岳自不必说，孙秀小人，其未发迹时曾为潘岳役使小吏，多次因为狡诈行事受到责罚，怀怨于心，必报前仇。欧阳建做尚书郎时，曾上表奏称赵王司马伦罪恶，结怨于前。石崇本来就是贾谧亲党，贾氏宗族被收捕后，他已经被免官于家。

后人说起石崇，想到的总是他和贵戚王恺、羊琇竞相斗富的故事，想当然以为他是个贪鄙暴富的粗陋之人，如此，则大谬。石崇之父石苞（字仲容）就是个美男子，时人称“石仲容，姣无双”。石苞为晋武帝之父司马昭所知，大受信用。曹魏末年，石苞已官至镇东将军、东光侯。在一次入辞魏帝曹髦时，君臣相谈甚欢，留语尽日。但石苞感念司马氏提携，出宫后就提醒司马昭：“皇帝（曹髦）不是一般人。”数日后，曹髦就为司马氏爪牙成济弑掉。司马昭死后，石苞成为司马家族篡魏的得力功臣。石苞晚年，官至司徒，死后谥曰武，备极哀荣。石苞有六个儿子，石崇最小。石司徒临终时，把家财均分给五个儿子，唯独不分财给石崇。石苞老婆问其原因，石苞说：“此儿虽小，后自能得。”

石崇字季伦，生于青州，所以小名齐奴。这个人年青时就敏惠机灵，勇而有谋。晋武帝时，因石崇是功臣后代，气局丰厚，深得信任。杨骏辅政时，石崇受排挤，被外放为荆州刺史、南蛮校尉。也正是在荆州任上，石崇常带手下官兵如外出打猎一样，戴着头套，劫掠远使客商，顿成天下豪富之人。由于石崇是性情中人，行事很不检点，朝廷对他屡拜高官，但屡拜屡免，他自己也丝毫不放在心上。后来，他被召入京师做卫尉（京师卫戍司令），和潘岳等人谄事贾谧，是“文章二十四友”中的重量级人物。一般史书皆言他和潘岳对贾谧望尘而拜，但晋书《石崇传》中讲“广城君（郭槐）每出，（石）崇降车路左，望尘而拜”，此载较为可信，以石崇的出身地位，拜贾谧的姥姥说得过去，拜贾谧就不符合他一贯的为人性格了。

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美人数百，皆曳纨绣，玉耳金翠。家中不仅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也穷水陆之珍。

孙秀势焰熏天时，听说石崇有一位名叫绿珠的美人，美而艳，善吹笛，于是就派人去索要。石崇当时正在他的金谷别墅宴饮，便让他数十位婢妾都出来，任孙秀的使者挑选。使者不上当，看了一圈后，表示：“您这些美人确实都漂亮非常，但我受命只索绿珠，不知哪一位是她？”石崇勃然大怒：“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孙秀使者很沉得住气，劝说道：“君侯您博古通今，愿加三思！”石崇坚称不可。使者出而又返，石崇就是不许。

孙秀大怒，当时他正在推审淮南王“造反”案，顺便就把石崇的名字列入逆党之中。

全副武装的兵士前往逮捕石崇时，石崇正欢宴于楼上。忽见刀枪盈庭，他转头对身旁的绿珠说：“我今为你得罪。”绿珠也是一烈性女子，泣言“妾当效死于官前”，言毕，越梯而下，跳楼自杀。

石崇自恃晋朝功臣之后，没想到会被杀头，更没想到会被诛三族。他当时对左右从人说：“吾不过会被朝廷流徙交、广（岭南）之地罢了。”谁知，囚车并未把他押至官狱，而是把他一大家子人都径直载往东市刑场。石崇至此，方知不免于死，自叹道：“奴辈们是看上了我的家财啊！”

骑马押送他的军校闻言回驳他：“知财致害，何不早散？”

石崇无言以对。

潘岳那边，也是一大家子依次被执，检校正身，直接以槛车载送东市。眼见白发苍苍的老母也身披锁具，忆起昔日对自己的劝诫叮咛，潘岳泪如雨下，跪拜于地痛陈：“儿负阿母！”

史书记载，“（潘）岳母及兄侍御史（潘）释、弟燕令（潘）豹、司徒掾（潘）据，据弟（潘）诜，兄弟之子，已出之女，无长幼一时被害”。

美男子披头散发被押到刑场，忽见石崇一家好几十口已经背插罪标跪在那里。石崇一抬头，在这个场合看见潘岳也吃了一惊，随即明白事由，苦笑说：“安仁，你也有份儿呵。”

《晋书》讲“（石）崇乃与黄门郎潘岳阴劝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以图（司马）伦、（孙）秀”，乃是史官不辨真伪，依照当时晋朝的官方文件照抄进去。试想，假使潘岳、石崇真是结党在背后与司马允等图谋，那么司马允死后，石崇不可能还安心天天大搞宴饮潇洒，更不会在刑场上看见潘岳大吃一惊，本来两人的被捕就是“俱不相知”。

可见，石、潘二人被牵入淮南王案中，完全是孙秀诬告而成。

潘岳回思前因后果，也苦笑对石崇说：“今天真可谓‘白首同所归’了。”

潘岳曾有《金谷集作诗》，陈述“文章二十四友”在一起欢饮笑谈、切磋诗艺的快乐时光，怀念风花雪月、清啸赏乐的同志友情，其中最后两句就是“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一语成谶，今朝显验。

潘岳原诗，本来是讲两人友情笃深，当一起终老田园，即所谓“白首同所归”，殊不料，横祸忽来，二人一起于盛壮之年血溅黄壤。

回头再说晋朝中央政事。贾后之废，晋武帝的亲侄齐王司马冏（其父司马攸是司马炎弟弟，差点被司马昭立为世子）居功不小，但事后叙功，只得了个游击将军。司马冏非常不满意，大有恨色。

孙秀觉察到这位王爷怏怏不快，又怕他在京城内会生出什么事端，就一纸诏书把他外调，坐镇许昌。

为了继续抬高赵王司马伦的威望，加紧篡逆步伐，孙秀在朝议上提出为司马伦加九锡（只要人臣加九锡，一般距篡位只有半步之遥）。这个提议，几乎就是自己给自己封官，“朝廷”当然同意。司马伦得了“九锡”，诸子皆握各路禁军大权，孙秀自然也水涨船高，加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等官。

司马伦及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庸愚无识之徒，真正的幕后主人公，反而是寒人小吏出身的孙秀。

这位孙秀，狡黠贪淫，与他共事的人又皆邪佞之士，惟竞荣利，无深谋远略，而且这帮人也不团结，志趣乖异，互相憎嫉。真正是小人得志，因时趋势。

孙秀有个儿子叫孙会，形貌短陋，长得像下等仆隶。为了彰显老孙家，孙秀竟把惠帝亲生女儿河东公主娶为儿媳。一年前，孙会还和数位商人之子在洛阳城西贩马，如今，城中百姓忽闻这位丑八怪马贩子当了驸马，莫不骇愕。

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春正月，孙秀与司马伦再也等待不了，派晋惠帝的堂叔义阳王司马威去惠帝那里逼其“禅位”。

惠帝愚憨，但也知道身上的玺绶是很重要的东西，抱持不放。司马威伸手就夺，几乎把惠帝手指掰断，惠帝嗷嗷大哭。

司马伦以兵士“护送”惠帝至金墉城，表面上尊惠帝为“太上皇”（辈分简直乱了套，司马伦是惠帝的叔祖，侄孙竟成为自己的太上皇），同时，他下令把已被立为皇太孙的司马遹之子送入密室一刀结果。可怜这数岁小儿，虽生于天家，却没几天好日子可过。

赵王司马伦即位，改元“建始”。坐上帝位，自然是大封“功臣”，孙秀、张林、司马威等加官晋爵，其余党羽，皆为卿、将，超阶超次，不可胜记。下至奴卒，亦加爵位。

每次朝会之时，貂蝉盈座，“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这就是“狗尾续貂”典故的由来。）

司马伦虽当了皇帝，但真正的皇帝显然是孙秀。孙秀专执朝政，司马伦所出诏令，孙秀辄更改涂抹，自书青纸为诏，或朝行夕改，百官转易如流，朝政大乱。

为了安抚宗室，拉拢人心，孙秀也以司马伦名义加封齐王司马冏（坐镇许昌）、成都王司马颖（坐镇邺城）以及河间王司马颙（坐镇关中）三个人“大将军”名号，并把司马伦亲信多人派出给三王充当僚佐，以为监视和内应。

司马伦称帝才两个多月，在许昌坐拥强兵的齐王司马冏就遣使告成都、河间、常山、新野四个司马王爷，移檄天下，发兵讨伐赵王伦，声称“逆臣孙秀，迷误赵王，当共诛讨。有不从命，诛及三族”。

一时间，各地响应，军队赶至朝歌县时，已汇集二十多万人。

孙秀、司马伦听说三王起兵，大惧不已。不得已，二人只得硬着头皮派亲信将领张泓、士猗、许超以及孙会等人率京中禁军四出拒战。

司马伦、孙秀两个人笃信邪教巫术，日夜祈祷，厌胜以求多福，天天弄几大帮人在宫里跳大神。

也是碰巧，齐王司马冏在颍阴被张泓打败；孙会、士猗等人又在黄桥大败成都王司马颖，杀死成都王数万兵马。

消息传回宫内，孙秀、司马伦大喜，大赏黄桥之功，士猗、许超与孙会，皆得“使持节”的衔号。这样一来，三将地位相当，各不相从，军政不一，谁也不听谁的指挥和调动。骄傲之际，他们对于仍未退军的败军之将成都王司马颖更是不放在眼里，以为朝夕可灭。

司马颖在黄桥大败后，本来想逃跑，被手下卢志等人劝住，并乘孙会等人松懈之机，突然进攻，大败对方，乘胜长驱渡过黄河。

三个败将带数名残卒跑回城内，孙秀大惧，忧懑不知所为。几个人连夜商量对策，有的说西，有的说东，有的建议收败兵出战，有的想要焚烧宫殿趁乱逃跑，有的指出要挟持司马伦南逃荆州，还有的干脆劝说孙秀大搜宝物乘船东逃入海……

这些人正你一言我一语争吵，手中掌有精装禁兵的左卫将军王舆先窝里反，率七百多兵士从南掖门入宫，攻杀孙秀、许超、士猗等人，并召八座大臣入殿，强迫司马伦发诏：“吾为孙秀所误，惹怒三王；今已诛杀孙秀，迎取太上皇复位，吾归老于农亩。”

于是，宫内高举驺虞幡解兵，数千甲士又迎惠帝复辟。

事定之后，三王入城，发诏杀掉赵王司马伦四子，捕斩孙秀等人亲党，并派人送金屑酒给司马伦，赐死。

司马伦惭愧惊恐，以巾覆面，嚷嚷道：“孙秀误我！孙秀误我！”饮药自杀。

八王之中，司马伦是第三个死的（淮南王司马允没有在“八王”之中）。

这次混战虽然只打了两个多月，却战死士兵十来万，成为皇族大血战的第一个高潮。

你方唱罢我登场
“八王之乱”的“渐入佳境”

惠帝复辟，篡位的赵王伦被赐死，齐王司马冏自然也要大赏“功臣”。齐王司马冏获封大司马，加九锡；成都王司马颖为将军，加九锡；河间王司马颙为太尉，加三锡；常山王司马乂改封长沙王，为抚军大将军。

其中，齐王司马冏是惠帝堂兄，成都王司马颖和长沙王司马乂与惠帝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司马乂与楚王司马玮同父同母，楚王起兵时跟随左右，后被贬为常山王），这几个人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王爷。河间王司马颙是惠帝堂叔，年纪在四十岁左右。

可以想象，这些人在一起，宫中横坐的皇帝又傻，谁又能向谁低头呢？

手夺惠帝玺绶的义阳王司马威从外退兵至九曲（今河南巩县）时，闻听赵王司马伦倒台，慌忙丢下所统军队，逃归洛阳大宅子待罪。诸王商议想饶他不死，一直呆呆坐在上座的惠帝忽然发话：“阿皮（司马威小名）掰我手指，夺我玺绶，不可不杀。”

这句话，也是他当皇帝一辈子唯一自己做出的“决定”，诸王当然无话，派人杀掉司马威。

刚刚安定没几天，数位王爷各自结伙拜祖陵。

途中，新野王司马歆劝说齐王司马冏：“您与成都王一起建立不世之功，应该留下他在京城辅政，如果无此心，应该削去他的兵权。”

长沙王司马乂在拜陵时对异母兄成都王司马颖建议：“天下者，先帝之业，王宜维正之。”意思是应该由武帝一系的人来维持，提防齐王。

成都王幕下高参卢志提出以退为进的谋略，他说：“齐王当时号称有百万之众，为张泓所败，正是王爷您强攻孙会，才成大功。两雄不俱立，大王您应该以太妃（成都王生母）有病为由，上表还归邺城，朝廷委重齐王，此举可收四海之心。”

成都王司马颖很听话，马上入宫辞别惠帝，与从人快马加鞭从洛阳返回邺城，由是士民对司马颖的高风亮节，都赞誉有加。

回到邺城后，司马颖又推却九锡殊礼，表论功臣，赈济灾民，埋葬阵亡将士，深受爱戴。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是卢志给他出的主意。史载，“（司马）颖貌美而神昏，不知书，然气性敦厚，委事于（卢）志，故得成其美焉”。

齐王司马冏，一直怀疑大才子陆机为赵王司马伦替惠帝撰写禅位诏书，就把陆机、陆云兄弟抓起来，并想杀掉。成都王为之辩理，救了二人，并表陆机为平原内史，陆云为清河内史。

二陆兄弟的友人，劝他们赶紧还吴地，远离是非。陆机认为，司马颖对自己有保荐之恩，想留下来找机会立功，报答这位王爷。

齐王司马冏手下的东曹掾张翰（字季鹰）也是吴中人士，他人在洛阳，见秋风起，顿思恋吴中老家莼菜羹、鲈鱼脍，叹息道：“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于是遂命驾回家。此举聪明，果然保全性命。

莼菜汤、鲈鱼脍，不见得多么好吃，但以此为借口挂帆而去，不仅能避祸，还能留千秋万古潇洒之名，张季鹰此举是真名士所为。

由于惠帝太子司马遹被贾后杀掉，司马遹的两个儿子又被赵王司马伦杀掉，按继承人顺序，“大将军（司马）颖有次立之势（可为皇太弟）”。齐王司马冏当然不会任情势这样发展下去，于是他就奏请立惠帝的侄子、年方八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他本人自任太子太傅，并加封亲信东海王司马越为司空，领中书监。

司马越，也是惠帝族叔辈。

齐王司马冏大权在手后，骄奢擅权，大起府第，耽于宴乐。侍中嵇绍、殿中御史桓豹、孙惠等人皆上书相劝。尤其是孙惠，言语恳切，辞理分明：“天下有五难、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锋刃，一难也；聚致英豪，二难也；与将士均劳苦，三难也；以弱胜强，四难也；兴复皇业，五难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虑其不可而谓之可，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

齐王司马冏对这些良谏，都表示虚心接受，但坚决不改。

一年多以后，惠帝永宁二年（302年），河间王司马颙在长史李含的怂恿下起兵。

李含出主意说：“成都王司马颖是皇帝至亲，齐王司马冏越亲而专权，朝野怨恨，现在发檄长沙王司马乂讨攻齐王，齐王必会先干掉长沙王，我们因此再以此罪除掉齐王，拥戴成都王入京，以安社稷。”

河间王司马颙本来就是赵王司马伦亲信，当时也是因形势所逼才不得已加入讨赵王的军队。而且，他知道齐王对他一直怀恨在心。至此，觉得时机成熟，他派部将李含、张方为先锋，率军直奔洛阳。同时，他遣使邀成都王司马颖一起发兵。

卢志谏劝，司马颖不听，准备兵马待发。

河间王部将李含、张方临近洛阳屯军，便发檄让长沙王司马乂攻讨齐王司马冏。这两位王爷，本来同时在京，关系还不错，但齐王认为长沙王与成都王是兄弟（同父异母），便先下手为强，派人攻袭长沙王。

司马乂身长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他率百余人飞驰入宫，关闭诸门，声称“奉天子攻大司马府”。有皇帝在手，一下子就转被动为主动。

当夜，城内大战，齐王称“长沙王矫诏”，长沙王称“大司马（齐王）谋反”。

相攻之下，飞矢雨集，火光冲天。

在上东门楼上避难的惠帝，又被吓了一大跳，飞矢乱飞，群臣死者相枕。

连战三日，齐王部队大败，最后，司马冏被自己的长史赵渊执送入宫。司马冏至殿前之时，惠帝恻然不语。

司马乂催促左右把齐王牵出，斩于阊阖门下，循首六军示众。

齐王司马冏，成为八王中第四个死掉的王爷。

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李含、张言等人闻知齐王已死，就引兵还据长安。

才过半年多，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八月，因长史李含等人为长沙王司马乂所杀，河间王司马颙又起兵讨伐。

成都王一直在邺城，但恃功骄奢，起先他还能“遥制朝廷”，但随着长沙王司马乂翅膀渐硬，兄弟生出嫌隙。于是，成都王附和河间王，共同前往洛阳讨伐长沙王。

卢志谏劝，司马颖不听。

河间王司马颙以张方为都督，将兵七万自幽谷东趋洛阳。成都王司马颖引军屯朝歌，以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率二十多万人南向洛阳。

众人大战，死伤数万。长沙王手中有惠帝这张王牌，关键战斗皆在军中显耀皇帝旗鼓。建春门一战，陆机大败，他手下败兵争赴七里涧，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

由于陆机兄弟与成都王司马颖的太监孟玖不和，孟玖就说陆机有二心想联合长沙王谋反。成都王没主见，下令诛杀二陆兄弟及其三族。

被杀头之前，大才子陆机叹道：“华亭鹤唳，可复闻乎！”与当年咸阳市上被腰斩的秦朝丞相所发黄犬之叹，大相类似。

知退不退，后悔无及！

打败成都王派来的陆机，长沙王司马乂深觉惠帝这个幌子确实好用，就让人抬着惠帝去进攻张方。

张方的士兵看到乘舆（皇帝御车），都惶恐走避，张方军大败。

双方僵持不下。长沙王主簿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两个典故的主人公）建议，派人持诏到西北，命雍州刺史刘忱起兵，去袭击河间王司马颙的后方。这样一来，张方军不得不回，可解京城之围。

长沙王司马乂对惠帝服侍周全，礼数不亏，故而城中粮窘食缺，而士卒没有离心叛意。数次争战，他前后斩获对方六七万人。

围城二王兵马略尽，张方也准备逃回长安。

关键时刻，本来与长沙王一伙的惠帝族叔东海王司马越忽然反水，他害怕城外二王兵马越聚越多，就与殿中亲将密谋，半夜冲入司马乂房中，把这位俊伟英勇的长沙王捆绑起来，关在金墉城里，并以皇帝名义下诏免其官职，召成都王司马颖等入城辅政。

城门既开，殿中将士见外兵不盛，都非常后悔，想再劫出司马乂抵拒司马颖。

司马越见情势不妙，大惧，想杀掉长沙王司马乂以绝众望。

于是，黄门侍郎潘滔（与潘岳同官同姓同为文人）出了个绝好的坏主意，遣人密告张方，借张方之手除掉司马乂。

张方本性残暴，派兵从金墉城中押出司马乂，绑缚于城外兵营中，放在火堆上慢慢烤炙而死。

司马乂被杀，时年二十八。“冤痛之声达于左右，三军莫不为之垂涕。”

八王之中，长沙王司马乂是第五个被干掉的。

交战中数次大败的成都王司马颖，此刻得意，耀武扬威入京师后，还镇于邺城。于是，他以惠帝名义，下诏自己为丞相，加封东海王司马越为“守尚书令”。

司马颖派亲信将领石超守洛阳十二城门，凡是殿中禁卫军军将与自己不和的，他都下令杀之，撤换了全部禁卫军。他还废齐王所立的皇太子为清河王。

河间王司马颙乘机卖好，表请立司马颖为皇太弟，“诏从之”。

西北方面，河间王司马颙屡为刘忱所败，急召张方还长安。张方临行，掠劫洛阳宫中男女万余人而去，途中乏食，便杀掉掠来的男女夹杂牛羊肉充当军粮。到关中后，张方与司马颙双方合军，大败刘忱，腰斩了这位雍州刺史。

皇太弟司马颖僭侈日甚，加上嬖幸用事，大失众望。居于京中的东海王司马越，久有自固之心，就于惠帝永兴元年（304年）秋天，勒兵入云龙门，声讨成都王，并恢复司马覃的皇太子身份。

司马越还效仿司马乂，劫持惠帝北征，挟十余万军队直扑邺城。

此前，洛阳城内为司马颖守城门的石超，早已闻讯跑出，逃回邺城。司马颖给他五万兵，命他迎击司马越。

双方兵马在荡阴（今河南汤阴）相遇，石超大败司马越军。

混乱之中，晋惠帝车倒草中，脸上中刀，身中三箭，狼狈不堪。百官侍御皆逃散，唯有侍中嵇绍下马登辇，以身蔽护惠帝。

乱兵把嵇绍从车上拉下，用刀乱砍。惠帝高叫：“忠臣也，勿杀！”

兵士们回答：“奉太弟令，唯不犯陛下一人。”

于是，嵇绍死于乱刀之下，血溅惠帝之衣。

不久，司马颖派卢志找到坐在草中号啕大哭的惠帝，把他转移至邺城。

“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书至此，史臣也慨叹：孰言惠帝憨愚哉！

嵇绍之父嵇康，当初在魏末不与司马氏合作，受诬被杀。嵇绍纯臣，尽忠司马氏而死，可谓君子伟丈夫，难怪日后文天祥在《正气歌》诗中，也以他为忠臣样板。

东海王司马越从洛阳出兵时，河间王司马颙已派张方袭取了洛阳。兵败的司马越，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东海（今山东郯城）。按常理，司马越这个宗室疏宗已经败成定局，怎么也不能再缓过神来扳动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

历史总是存在那样的偶然性。时任晋朝“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坐山观虎斗之余，在边疆地区联合鲜卑、乌桓部落骑兵，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弟弟东赢公司马腾合兵，南下进攻邺城。

司马颖听说少数民族骑兵来攻，忙派王超等人拒战，但连连败绩。王浚属下的鲜卑等部落骑兵所向披靡，秋风扫落叶一般。“邺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

卢志劝司马颖奉惠帝还洛阳，当时还有甲士一万五千多人，逃跑时做护卫还绰绰有余。黎明时分，司马颖生母程太妃眷恋邺城，迟迟不愿起身。狐疑未决之际，他手下士兵溃散一空。

司马颖和卢志，只带数十骑拥着惠帝乘犊车南奔洛阳，狼狈不堪。

逃至邙山，张方率万骑精兵“迎谒”。

“（张）方将拜谒，帝下车自止之”。堂堂皇帝，虽傻乎乎，也觉察到自己如今连一个将军的跪拜也承受不起了。

王浚攻入邺城之后，纵兵大掠。兵还蓟州之前，王浚又怕鲜卑士兵携带抢掠的妇女行军耽误正事，便下令：“敢有挟藏者斩！”当时，诸族骑兵还很害怕晋朝军法，纷纷把千挑万选抢掠来的绝色妇女都推入易水中淹死，共死亡八千余人。

诸王争战期间，晋朝的流民首领李雄，已在巴蜀成割据之势，自称成都王。匈奴贵族刘渊，本来被成都王司马颖荐为冠军将军，也趁乱率五部杂胡起事，建国号曰“汉”，自称汉王。西晋最后两个皇帝怀帝和愍帝都为他们所俘虏，接连让晋帝上演“青衣侑酒”的历史悲剧，成为历代汉族臣子心中永拂不去的伤痛。

惠帝入返洛阳后，张方拥兵专治朝政，成都王司马颖丧失前权，形同软禁。

张方所部士兵大多从长安来，一直把京城当作块大肥肉。他们在洛阳剽掠搜刮，都吵嚷着要“奉帝迁都长安”。于是，张方以请惠帝出郊拜谒陵庙为由，想把惠帝和群臣骗出城。惠帝不愿再颠簸，不答应出城。

张方来硬的，率大批军士披甲执兵入殿，搜出躲在后园竹林里的惠帝，逼使上车，皇帝垂泣从之。

张方军士临走前，在后宫大肆奸污宫女，抢劫珍宝，这些人分争府藏，割流苏、武帐为马障，致使魏、晋以来的丰厚蓄积，扫地无遗。

行前，张方还想一把火把宫室和宗庙烧毁以绝人望，卢志劝他：“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这才作罢。

张方挟持惠帝、成都王司马颖以及惠帝另一个弟弟豫章王司马炽到长安，河间王司马颙就暂时成为西晋王朝真正的主人。他让惠帝下诏废掉司马颖的皇太弟身份，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惠）帝兄弟二十五人，时存者唯（司马）颖、（司马）炽及吴王（司马）晏”。

惠帝永兴二年（305年）七月，东海王司马越喘定之后，又以张方和河间王司马颙“劫帝车驾”为罪名，发檄天下讨伐河间王。成都王司马颖的旧部也纷纷在河北起兵。

见山东、河北等地兵起，河间王害怕了，就重新起封原来和自己一个战壕现在又被自己软禁的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派卢志和千余兵拥他一起返归河北招抚。

成都王司马颖此时兵马衰弱疲极，早已丧尽昔日手下数十万熊虎大军的威风。

东海王司马越东山再起之势勃然，一路进兵顺利，军近洛阳。眼见一天不如一天，河间王司马颙想与司马越言和。

由于张方自己有“劫驾之罪”，怕二王和解后对自己不利，坚决表示反对。河间王便遣张方的老友郅辅以送信为名，趁张方读信时，一刀砍下这位骄横将领的脑袋。

司马颙本以为杀了张方后东海王司马越会许和退兵，但政治斗争向来是“得寸进尺”，东海王司马越继续西进。

当时携残兵驻洛阳的成都王司马颖，在洛阳也站不住脚，狼狈败向华阴。他中途听说河间王和东海王有言和之势，如九雷轰顶，不知何去何从。

两王如果讲和，成都王自己肯定会被当作牺牲品干掉。

306年5月，东海王的将军祁弘攻入关中，连败河间王司马颙的军队。司马颙本人跑入太白山中。当时百官散走，在山谷中拾采橡实充饥。祁弘军攻入长安后，部下的鲜卑军人纵情大掠，杀掉两万多人。

祁弘抢到惠帝后，拥着皇帝还都洛阳。河间王趁机夺回长安城，但关中地区都臣服于司马越，因为惠帝在司马越手中，河间王仅保有长安一城。

306年7月，惠帝回到旧都洛阳，改元光熙。

每经一次劫难，惠帝就被迫改一次年号，这也是西晋“八王之乱”的一大特色。

东海王司马越拥大军入驻洛阳后，被委任为太傅、录尚书事（实际上是自己委任自己）。并以自己的亲宗堂兄范阳王司马虓为司空，镇军邺城（司马越和司马虓两个人都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之孙，按理讲是帝室疏宗）。他还加封进攻成都王甚有“功劳”的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

惶惶在外的成都王司马颖，听说东海王兄弟已经控制了京城，便想从华阴往武关方向逃跑。行至新野县，东海王已经以惠帝名义下诏搜捕。

惶急之间，司马颖也顾不上老母妻子，只和一个御车的兵士单车载着两个小儿子渡过黄河跑到朝歌，又召集了从前的属下数百人，想投奔老部下公师藩。

没走多远，范阳王司马虓属下把司马颖等人一网打尽，关在邺城监狱里。虽然范阳王司马虓幽禁他，并不想杀他。

不巧的是，范阳王忽然暴疾而死，他手下长史刘舆（大文豪刘琨之兄）知道司马颖从前一直在邺城坐镇，声名不错，怕有人再趁机劫持他生出后患，便派人假称台使，连夜称诏，赐死了司马颖。

在最后的时刻，这位年轻貌美的王爷倒很镇静。读毕“诏书”，他问监守田徽：“范阳王死了吗？”田徽答说：“不知道。”这一问一答很有意思。见有赐死自己的诏书，司马颖就猜到范阳王已死；田徽作为办公人员，也不好透露消息。

司马颖又问：“您今年多大？”田徽答：“五十岁。”司马颖问：“知天命了吗？”（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田徽说：“不知道。”

面对这位冷忍无情的坚守，王爷也无可奈何，与这样的人不可能再深谈下去，他自叹道：“我死之后，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于今一年，身体手足不见洗沐，取数斗汤来！”

魏晋风度，在这么一个临死王爷身上也可窥见一斑。

司马颖两个儿子在一旁惊恐大哭，王爷知道惜死无益，怜子亦无益，挥手让人把两个小孩子带走，以免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死状。洗沐已毕，他散发东首卧，自己躺倒，命田徽把自己缢死，时年二十八。很快，他两个小儿子也被杀掉。由于他人缘不错，邺中百姓哀之。

成都王司马颖，乃八王中被杀的第六位。

306年（惠帝光熙元年）12月，东海王司马越觉得惠帝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便派人于饼中置药，毒死了惠帝，惠帝时年四十八。

惠帝自登基以来，十六年来风风雨雨，多少个夜晚被人从梦中叫醒，强掖升殿，被迫书写诛杀自己姥爷、母后、皇后、皇子、皇兄、皇弟、皇叔以及多位他自己连名字也搞不清的大臣的诏书。今天被这个劫持当挡箭牌，明天被那个拉着放在军阵里炫耀，几乎没一天安生过。

终于有这么一天可以长睡过去，永远再不会有兵士用冷冷的大手于凄冷的夜晚把他从热被窝里拽出来了。

可悲的是，晋惠帝处于半傻半愚之间，知冷知热，知苦知痛，既能因司马威掰他手指而怒，也能因嵇绍血溅己衣而悲，但就是不能像常人那样有条理地行事，白白身居九重帝位。尤其他那“何不食肉糜？”的流传千古的“笑话”（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我们读之细品，只有伤悲，只有哀怜。

晋朝真正的祸乱根源，在于“武皇（司马炎）不知其子”，在于其生母杨后的妇人之仁。

惠帝安生了，天下士民也喘了口气，大家终于如释重负，热切盼望能出个好皇帝镇住天下。

惠帝崩后，司马越立惠帝二十五弟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是为晋怀帝。

想起还有困守长安孤城的河间王司马颙，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就以晋怀帝名义下诏，以司马颙为司徒。

司马颙接受诏命就征，与三个儿子心情复杂地坐车赶往洛阳。刚刚走到新安雍谷，东海王亲弟南阳王司马模派来的将领梁臣已率一队精兵“等候”他。问明车上确是河间王，梁臣下马，突入车中，用大手活活掐死了这位一向老谋深算的王爷。而后，梁臣又抽出刀来，三刀砍落河间王三个少年儿子的人头。

至此，八王中的河间王司马颙被杀，排名第七。

八王之中七王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挨到最后，似乎是最后一个胜利者，其实他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司马越拥立怀帝后，大权独揽，首先他害掉怀帝的侄子——十四岁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曾被惠帝立为皇太子，司马越怕日后这个孩子又会继怀帝后登基，所以先下手为强。不久，他又杀掉怀帝亲舅王延及大臣高韬等人，窜逐大臣苟晞。“（司马）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

怀帝永嘉五年（310年），眼见洛阳城外狼烟四起，内不自安的司马越戎服入朝，请讨石勒，想趁此拥大兵立功以自固。他率四万精军出讨后，飞檄各州郡征兵，但“所征皆不至”。

这个时候，公利罄乏，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忧惧劳顿之际，又得悉晋怀帝密诏苟晞等人要杀自己，东海王司马越兵至项城（今河南沈丘）时，忽发暴疾，死于当地。

同军而行的襄阳王司马范和太尉王衍秘不发丧，准备率军送司马越尸身还葬其封地东海（山东郯城）。

羯族首领石勒（当时为匈奴种的汉王刘渊部属）得知消息后，率劲骑追赶这群群龙无首、兵官家眷交杂的队伍，并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大开杀戒，大队骑兵像打猎一样围着数十万西晋军民发箭狂射，一天下来，晋朝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人。

石勒派兵士一把火烧掉司马越棺柩，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

侥幸未死的西晋兵民二十多万，被刘渊另外一部将王璋一把大火烧死，至于烤熟的尸体，不少成为石勒军士的军粮。

石勒军队逮捕了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多位晋朝高官，还有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等六个皇族王爷。

“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还劝石勒称帝。只有襄阳王司马范神色俨然，叱责诸位哀乞求生的人：“今日之事，何复纷纭？”

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墙，把王衍和司马范活活压死，但他们总算保了全尸。

司马越留派洛阳的部将何伦等人闻败，慌忙拥司马越世子和他的王妃裴氏从洛阳往东海方向逃跑，城中百姓士民也紧随军人一起外逃。

他们跑到洧仓，又被石勒大军迎截，东海王世子以及皇族四十八个王爷都死于乱兵之手，东海王王妃裴妃被乱兵抢去，被奸后转卖。

311年（怀帝永嘉五年）6月，晋怀帝被匈奴人刘渊手下的汉军抓获，313年被杀，时年三十。

316年，惠帝另一个侄子晋愍帝司马邺也肉袒出降，不久被杀，时年十八。

至此，西晋灭亡。

怀帝、愍帝，都是很不错的青年干才，但“八王之乱”已经使晋朝大厦遭受难以修补的巨大裂隙，孤木难支，任谁也无力回天。

祖逖曾讲，“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民庶怨叛。由诸王争擅，自相夷灭，遂使戎狄乘虚，毒逋中土”。

晋惠帝虽昏而不虐，但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皇皇大晋，由一个愚君来统理，简直是古今无有的事情。晋武帝没有远见，所托非人，儿子不争气也罢，托孤大臣不是杨骏那样的擅权鼠辈，就是张华那样的世故老臣，以至于贾后秉国，赵王司马伦篡逆，诸王争起，亡乱终至。

“八王之乱”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大乱开始时，各种势力都是打着拥护皇权的旗号，或者“矫诏”行事，绝非像东汉末年那样赤裸裸地胡乱开打。这主要是因为晋武帝在位二十六年，皇权威力影响甚深。赵王司马伦势力如此之大，但一旦篡逆，很快就被打着迎归惠帝旗号的诸王所击败，而司马衷这个“土木偶人”恰恰可以成为各位皇族野心家手中最大的王牌，一直到306年，东海王司马越眼见傻子皇帝再无可用之处，晋武帝时代威赫皇权的余晖全然逝去，才一把毒药把他毒死。

造成西晋最终灭亡的八个司马皇族，最初完全是出于“封建亲贤，拱辅帝室”，但晋武帝没有远图，惠帝失于暗劣，执政大臣安于奢放，致使贾后擅权，八王又暗怀私心，相迭而起，煽风速祸，致使“崇国俱亡，身名并灭”。

然而，这八王的人格禀性也不尽相同。汝南王司马亮，“少清警有才用”，乱非其起，不失厚道。楚王司马玮“开济好施，能得众心”，是位年轻气盛，没什么政治经验的王爷，虽有挟怨私心，终为贾后杀人工具，自己也不免挨刀。赵王司马伦以叔祖之尊，昏暗愚懦，诸子皆不成器，又成为孙秀的傀儡，肆行篡逆，可以说是八王中最令人不齿的。齐王司马冏，“少称仁惠，好振施”，如果公正持平，完全可中兴晋廷，但最终为自己的野心所累，暴尸于市。长沙王司马乂“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应该说是文武全才，果断聪明，但乱世人心叵测，最终被东海王出卖，功败垂成。成都王司马颖本来在谋士卢志等人的辅佐下，扫平大逆，颇得众心，但最终他宠信宵小，不仅与堂兄齐王翻脸，又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司马乂同室操戈，遥制朝廷后，又不能当机立断，自恣其欲，最终也一条绳索搭上性命。河间王司马颙，本是司马皇室疏宗，“少有清名，轻财爱士”，晋武帝赞叹其“可以为诸国仪表”，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老成君子的王爷，先附赵王司马伦，又与齐王司马冏共攻赵王，再与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乂，其部将张方更是残酷无比，劫持惠帝车驾，祸害京都洛阳，乘东海、成都二王交恶，他又浑水摸鱼，把惠帝劫至长安，软禁成都王，完全成为当时诸王混战的祸头，虽有如此城府，最终仍不免被人活活掐死。东海王司马越也是晋室疏宗，“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司马越临危出卖同盟者长沙王，再与成都王翻脸，又攻击河间王，并毒死晋惠帝，虽最终能成为“八王”中不被砍头的王爷，但尸骨未寒，被石勒的一把大火烧成灰烬，世子死于刀剑之下，妻子惨遭乱兵轮奸变卖，下场也可嗟叹。

“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闻，乱兵接而宫庙堕，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

倘使晋武帝的后继者为一平庸守业常主，所有这些王爷大可以善始善终，拱列晋室。即使哪个怀有狼子野心，在大一统的皇权下面也只能做太平顺王。

晋武帝时代另一措置失当之处，就是裁撤大批州郡士兵。当然，裁兵的初衷不错，根据西晋的《占田法》，这些退伍士兵可以分得一份土地从事劳作，不仅保障了自己的衣食，还可以给国家上缴租调。但是，州郡兵力减弱，真正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有宗室拥兵叛起，或者边陲少数民族构乱，邻近州郡当然会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侵占。当时尚书仆射山涛劝谏武帝不要解除州郡武备，但正陶醉于“大一统”胜利中的晋武帝根本听不进去，认为州郡养兵费钱费力又无产出，下诏严命裁兵。

恰恰是“忘战必亡”，武帝死后不久即成祸乱满天下的现实。试想，大郡才有武吏百人，小郡才有武吏五十人，如此的“偃武修文”，晋武帝的谋浅和短视何其甚也！

此外，西晋初期大封同姓诸王，也并非“八王之乱”的真正导火索。细心考究西晋制度，可以发现宗室诸王在封地上没有什么治民的实权，王浑上书谏劝晋武帝不要派齐王司马攸“之国”时就指出：“……今出（齐王司马）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诸王治地，“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真正招致诸王能有力量相继起兵为乱的原因，其实是武帝后期赋予他们专镇一方的威权，诸如楚王司马玮镇荆州，淮南王司马允镇江、扬州，汝南王司马亮镇许昌，等等。惠帝继位后，赵王、河间王等人又相继坐拥关中重镇，成都王坐镇邺城，齐王司马冏坐镇许昌。诸王带兵日久，幕府人杂，问鼎之心于不知不觉中悄然滋长，最终导致他们纷纷而起。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亡于农民起义的少数几个政权之一。虽然经学的衰落，玄学、佛教的兴起和少数民族内迁成为西晋政权削弱的重要干扰来源，但其真正的灭亡原因，则是八王互攻而造成的内部混乱和崩塌。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进步的事业必须被进步所取代。”

福兮祸兮，虽然西晋的灭亡造成了一百余年间中国南北方极大的社会动荡，各个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也在中国历史上达成破天荒的头等大事：中华民族第一次在与各民族的“兄弟之战”中最大限度地加速了民族大融合，胡族文化涤荡冲洗了汉族原有文化中的糟粕和余渣，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添加了新鲜的活力因子，并为日后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和心理积淀。

纷乱大伪之世，却生出那么多英雄、豪杰、骚客、奸雄、懦夫，共同合演了一场盛大的世间戏。台上戏是先离后合，与台上之戏不同，世间戏却先合后离，辛酸处处，血迹斑斑。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世纪，也是怀疑的世纪；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直上天堂，我们直落地狱……”——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这一段话，形容“八王之乱”前后的西晋社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