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宗法中，对于“君”有一套固定的应然规定，现实的每位国君就该依照这套规定行事。孔子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为什么要“梦见周公”？因为孔子念兹在兹要恢复周公那个时代的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名”与“实”严谨合而为一的理想状态。

在卫时，孔子就说“必也正名乎”。“正名”的意思也一样，你有什么样的关系称呼，就应该依照那个“名”来行为；相反，你有什么样的关系位子，我们就用精确的名称叫你。这是孔子面对“名实分离”问题所提出的最直接、最简单的解决方式，认定“名实分离”就是错的，想办法结束“名实分离”的不正常现象，坚持“名实合一”的原有理想。

不只有孔子感受到“名实分离”的时代新课题，不是每个人都选择以回归“名实合一”为解决之道。比孔子更现实、更认真对待“名实分离”现象的一代，出现了名家，他们和孔子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那么深刻的宗法记忆和对于礼的信念。他们出生、成长时，礼就已经只剩下表象了，孔子还看到并珍惜礼的尊严，他们却只看到、只记得礼的虚伪。

所以他们采取的态度，当然就和孔子大相径庭。他们的前提是认知并承认，“名”和“实”本来就不是同样的东西。“名”是偶然的、约定俗成的，并不是本质上有什么必然，因而当我们看到“名”、听到“名”，就假定“名”的背后有必然的、不变的“实”与其相应，那是错觉，甚至是误解。

“桌子”只不过是我们对一样东西约定俗成的称呼，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杯子”或“狗”。“桌子”这个名字和被称为“桌子”的那样东西，彼此之间没有必然关系。换个角度看，当我说“桌子”时，并不表示就有一种东西和“桌子”这个名字必然呼应存在。(www.daowen.com)

对于名家，或者这种“唯名主义者”来说，孔子的态度，是不折不扣的错误，误将“名”和“实”混同了，看到“名”就以为一定有“实”。“名”是“名”，“实”是“实”，“名”和“实”的联结是方便的、偶然的，因而“名”和“实”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会变动的，没有道理坚持某一种“名”“实”关系就是绝对的、不可变的。

名家一度是流行的智识运动。在这个运动潮流中聚集了一群最聪明的人，他们以各种方式挑战常识上的“名实合一”错觉，凸显“名”与“实”的分离，进而提醒：相信“名实合一”是使人受骗，看不清楚真相的最大原因。

从一个角度看，名家是一群耍弄语言的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什么他们如此热衷于耍弄语言，制造各种“诡论”？那么我们就会从而看到战国时期的特殊氛围——一个人们越来越不知该相信什么的错乱困境。

我们应该从这个时代环境中来理解《庄子》。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现代考据学“庄早于老”的主张？就是为了将《庄子》和《老子》尽可能放回对的时代环境与脉络中，去掌握他们思想确切的内容，这是历史研究不能逃避的挑战与责任。《庄子》处于战国纷乱的核心环境中，在著作里和那个时代里的其他派别、其他思想有着很密切的互动。晚于《庄子》的《老子》就不一样了，《老子》运用的是极权威、极抽象的语言来陈述道理，书中看不到太多其他思想的踪影，从头到尾自说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