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颜渊》中，齐景公问政，孔子给了有名的八字简洁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文法上简洁，四组两个字两个字重复，第一个字当动词，第二个字则是名词，如果换成用白话讲，就得讲得很啰唆——“做国君的像个国君，做臣子的像个臣子，做父亲的像个父亲，做儿子的像个儿子。”

另外，在意思上也很简洁，简洁到甚至八个字都嫌多，或换个方向看，八个字能涵盖的，还超过字面意思。孔子提出的，是“各归其位”的道理，是什么样的身份，就依照那样的身份行事。不只是君臣父子，所有的身份都一样，都该按照身份的规范来做。

能用如此简洁的文法，给如此简洁的答案，背后有个重要的时代背景——那是一个普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时代。大家都能够感觉到，原先身份规范的“应然”和当下行为的“实然”，不再是同一回事了，而且差距越拉越大。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问题——“名”与“实”之间的分离。叫爸爸的，看起来不像爸爸，做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觉得爸爸该做的；叫儿子的，看起来不像儿子，做的事情也不是一般同意儿子可以做的。从这样的行为混乱上，更进一步，产生了那个时代普遍对于“名”与“实”的困惑与省思。

叫什么就是什么，是我们对于“名”与“实”的根本认定。叫作“桌子”的，就是个桌子；叫作“杯子”的，就是个杯子。有其“实”方有其“名”，“名”和“实”一直在一起，这是我们使用语言并以语言来知觉世界的根本原则。“名”所指涉的“位份”，又是封建宗法最要紧的一环。(www.daowen.com)

封建宗法的核心，是用亲属关系来决定人与人应有的互动行为。在封建宗法中，没有单纯的两个人互动，如何互动，甚至为何要互动，都是由这两人在封建宗法中的相对地位决定的。我要知道的，不是你是谁、叫什么名字，而是你和我是什么关系，最容易让我掌握你和我关系的，则是：我该如何称呼你？

叔叔、舅舅、表弟、堂姐、伯公、姑婆、姨婆……每一种称呼，同时也就带着一种互动模式。针对这样的称呼，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什么是必须要做的，什么是不一定要做的。任何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都是在这庞大却紧密的宗法关系中互动。

封建宗法维持正常运作时，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句子。那就是单纯的“君臣父子”，叫什么就是什么，没有“叫什么就该是什么”的问题。孔子会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为现实中不再是如此理所当然地叫什么就是什么，有了“名”与“实”的分离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