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整套论理，依循“手段—目的”的联结而成立。一般人看到这样的目的，用那样的手段去追求；《老子》告诉我们，别笨了，在“道”的作用下，那种手段实现不了这样的目的。真怀抱着这样的目的，你得迂回甚至依循“道”的规则而朝看起来相反的方向，反而才到得了。

在这点上，《庄子》和《老子》决然不同。《庄子》追求的是觉悟本身，而不是要拿这样的觉悟去干什么。看清楚“道”是怎么回事，扫除了阻挡我们领悟“道”的种种拘执、障碍，对于庄子来说，本身就是目的，就是成就，甚至就是享受。他不问：那然后呢？他没有把这套领悟运用在为人处世的权谋中。

《庄子》中有一个饶富趣味的故事，说庄子将死，弟子围着他，庄子特别吩咐：“天、星辰、大自然陪伴我就够了，千万不要帮我准备棺椁。”弟子不答应，说：“不行啊，没有棺椁的话，在野地里，鸟兽会将你的尸体吃掉。”庄子就笑说：“你们为什么那么不公平呢？没有棺椁，会有鸟兽来吃；那有棺椁呢？还不是被虫吃掉！为什么你们要夺走鸟兽的食物，保留给虫呢？”

这是庄子的态度，认识“道”，所以就将自己也化身为“自然”的一部分，一体公平地看待万物。庄子选择的，是精神上的解脱自由，从各式各样“不齐”的计较中解脱出来，走向一种彻底不计较，将自我中心都解消的“齐物”境界。物各付物，我不是为他物而生的，那为什么他物要为我而生呢？尊重万物的自体，用这种方式活着，是为“逍遥”。(www.daowen.com)

《老子》的精巧智慧，迂回吊诡的算计，如何“逍遥”？汉朝道家的主流是“黄老”，也就是一种政治上、权力上的道家，然而到了汉末魏晋，“黄老”一转而为“老庄”，变成了个人的道家。由“黄老”而“老庄”，有一部分原因，也就在受到儒家价值的影响，越来越多人对于《老子》的权谋算计感到不安，于是拉了《庄子》进来，冲淡并转移了《老子》权谋的部分。

魏晋时期出现了《老子》王弼注，王弼大量援引《庄子》乃至佛家的概念来解释《老子》，补充《老子》，成功地将《老子》朝《庄子》的方向拉了一大步，多了本体观察与描述，相对降低了应用算计的成分，决定了后人阅读《老子》的基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