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第81章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就是《老子》的处世之道，因而《老子》文中所说的“圣人”，也就是最擅长处世的人。对于《老子》来说，“与人”不是要做慈善事业，将自己拥有的捐给别人。“与人”是出于一种对于“道”的洞识之后而选择的策略。将拥有的紧紧抱住，“道”的运作中就会让你抱不住，使你丧失你拥有的。于是相反地，你应该“不积”，将有的散发出去，也是依照“道”的规律，没有的会变有，你给得越多越慷慨，自己反而可以一直得到更多。

因而《老子》的“道”有其暧昧性质。一方面“道”是绝对的规律，但另一方面，人，至少是聪明的“圣人”却又可以利用“道”，借由了解“道”、利用“道”而给自己带来好处。这里面当然有一份狡诈，更有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了解“道”，是为了得到算计把握，算好“道”的运行轨迹，相应找好自己的位子和态度。如此当宇宙、世界都在“道”的规律中变化时，你就能操控“道”的变化带给你的影响。

“知雄守雌”，“知白守黑”，既然明白“道”如何运作，于是就巧妙地在“道”要带来下沉压力前，先让自己躲到底下去，然后等着“道”的循环变化，将我抬上去，抬到一定程度，还没到高处时，又赶快自己躲下去，这种方式能得来最安全又最有利的人生。

因而从《老子》的眼中看去，这个世界主要有两种人——了解“道”的和不了解“道”的。从这种分辨中，《老子》改写了原本“圣人”的定义。《老子》中提到“圣人”，有时也会用旧意思，例如第19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里的“圣”用的就是王官学里的旧义，指的是道德完美而且为人民制造出最大福祉的人。

但《老子》真正推崇的，当然不是这种“圣”，而是另一种“圣人”——和他一样洞察“道”的法则，因而得以找到最好的处世方法的人。这样的“圣人”和儒家孔子所形容的“圣人”刚好相反，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太聪明了，看穿了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必然差异，于是选择依循“道”的“自然”，不勉强去照顾百姓，甚至不偏爱人，将人看得和其他万物一样，将百姓置放在“自然”变化之流中，不偏爱不强求，反而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孔子谈“圣人”谈“圣贤”，前提是“圣人”或“圣贤”的原则是人人都可学的。孔子的“有教无类”不只是不分身份都愿意教，而且是愿意将同样的教育内容与教育目标施行在所有的学生身上。没有人不能学做“圣人”。到了孟子，这个态度就更清楚，孟子主张“性善”，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成圣”的基本条件。在现实中，你再怎么糟糕，都不必放弃成为圣贤的机会。(www.daowen.com)

到了王阳明，又有了“成色分两”说。“成色”指的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的“善性良知”，其成分都是一样的，都是“九九纯金”。圣人的“良知”是“九九纯金”，你我的“良知”也是“九九纯金”，没有丝毫差别。你我和圣人的差别，不在“成色”，而在“分两”。圣人有比我们丰富的“良知”，或说圣人将他的“良知”开拓扩充到比我们多得多。

儒家的立场，一贯是将人内在美好的“圣贤之质”挖掘出来，使人不断变得越来越像“圣贤”。儒家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满街都是圣人”的社会，或至少是努力不断让现实社会趋近于“满街都是圣人”的状态。因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圣人。对于儒家来说，这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应该坚持的目标。

在这点上，《老子》完全不同。《老子》的“圣人”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领悟了别人领悟不了的。当大家都相信要往上爬，要为自己多争多抢一些利益时，唯独“圣人”看出了这种做法落入“道”的绝对变化法则中，只会给自己带来灾祸，所以他反其道而行，采取“不争”的态度，举世皆“争”，于是反而“不争”的人才能“有”。

换句话说，这套智慧是建立在其他人的执迷或愚蠢上的。必须有举世滔滔的“不明者”盲目地在“道”中流转，才会相对有“明者”“圣人”可以利用这种局势选择相反的策略，得到他们所要的。如果每个人都“明”，每个人都用这种方式处世，那么这套道理就发挥不了作用。因而《老子》的世界观，建立在“道”的吊诡性、反常识的基础上，假定一般人、大部分人没办法理解“道”，只能浑浑噩噩地活在“道”的摆弄中，也就是假定了只有极少数人能得到这套知识，能成为洞彻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