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笔糊涂账，怎么算？

传统的态度是不去算。反正抓住了老子和孔子大约同时期，理所当然地将《老子》的内容看作出于春秋时代，是和《论语》同样悠远的古文献。

另外一种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则是从司马迁的记录中，先判别其不同的可信程度。最可信的，显然是最接近司马迁时代，担任过胶西王太傅的李解。李解是李耳的八世孙，倒推回去，那么李耳的年代应该是公元前3世纪左右，也就是战国中期到后期。这个时间的推算，又刚好可以吻合从《老子》文本得到的证据。

钱穆先生在他写的四篇关于老子年代的考据文章中，清楚列举了《老子》行文出现的战国名物与词语，具体否定了《老子》成书于春秋时代的可能。而且《老子》直白陈述道理的风格，不仅和《论语》有太大的差距，甚至也不像《孟子》《庄子》那样带有雄辩意味，更接近《荀子》或《韩非子》。

外部证据与内部证据配合来看：第一，《老子》的作者应是战国时期的人；第二，《老子》成书很可能晚于《庄子·内篇》，到了战国后期。这位“李耳”迟至汉初司马迁时，其生平年籍已经被另外一位历史人物“老聃”混杂在一起了。

担任周太史，时代和孔子接近的“老聃”，比写《老子》的“李耳”，早了将近三百年。但不知有了怎样的过程，或许就是源自《老子》这个书名，“李耳”就被当成“老聃”了。《老子》这本书的年代，相应就被往前错置了三百年。

“老聃”和“李耳”一前一后，真正的联结，是古代南方的“隐者文化”。早在孔子的时代，南方就有了强烈不认同周主流价值的传统。孔子是彻彻底底的封建宗法文化的产物，出生并成长于封建宗法的核心区域，因而面对封建秩序败坏和瓦解时，他的态度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定要尽力恢复、维持旧有的封建礼法。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李耳是“楚苦县厉乡曲里人也”。春秋时代没有“楚苦县”，战国才有。公元前479年，陈国被楚国所并，后来称之为苦县的这个地方，原本属陈国，这时才为楚所有。这又是《老子》的作者不可能和孔子同时的另一条旁证。(www.daowen.com)

无论陈国还是楚国，相对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各国，都在南方。

南方，尤其是楚，地理上位于边陲，没有那么深远的封建根基，更重要的，早在西周建立之前，就有了自身很不一样的文化传统，当然不会有像鲁人孔子那种对于封建宗法的情感，更不会有一定要卫护封建宗法的热情。对于孔子而言，他不忍心看到自己信奉的宗庙倾颓，他宁可以肉身去扮演最后一根支柱。但对于许多封建宗法边缘地带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往往只是这样一座大庙倒下来，会如何压到我、伤害到我而已。

《论语》中记录了孔子在南方遇到了长沮、桀溺、楚狂接舆，受到了反复嘲弄。这些人都是“隐者”，会嘲弄孔子，一点儿都不意外。他们的生命情调和价值选择，和孔子大异其趣。

“隐者”之所以成为“隐者”，在于他们采取了一种和封建宗法倾颓带来的乱世保持距离的态度。他们早早看穿了这套封建宗法已经是夕阳落日，不可能挽回了，他们的智慧运用在如何于乱世中自保，不仅不受伤害，最好还能保持平静自在。

这些南方“隐者”或“智者”也不是旧有王官学的追随者，不像孔子将《诗》《书》《易》《礼》《乐》《春秋》视为不可移易、不可抛弃的真理基础。他们不依赖在西周王官学经典上说话，所以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只留下了片段的记录，凸显他们和主流价值间的冲突。

这些人背后的“隐者文化”，应该就是道家的渊源。他们没有参与东周中心地区正在发展的从王官学蜕化为诸子学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角是“儒”，从孔子开始，他的门人如何分派流衍，留下了相对详细、明确的记录。从边陲发迹、从“隐者文化”蜕变出来的道家，相形之下，就找不到清楚的历史背景与变化脉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