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大乱之际，孔子回到鲁国，那是公元前484年，那年他68岁。回到鲁国后，孔子又收了几个重要的弟子，其中一个是冉有，另外一个是曾参。《论语·先进》说：“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晚年时他感慨，早期的弟子比较草莽，后期的弟子比较文雅，但如果要“用”，他还是比较喜欢和早期的弟子在一起。其中一个理由，应该是早期的弟子因为“野”，比较直率，也比较忠心，没那么多心眼，没那么多表面文章。

回到鲁国时，孔子的名气更大了，连带地，这时期人家就更看重他的弟子。所以晚期的弟子有的在政治地位上，甚至高过孔子。像是冉有，是孔子弟子中政治发展最成功的一个。他一度实质执掌季孙氏家的政治事务，但也因为这样，在《论语》里留下了最多被老师骂的记录。《论语·先进》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当年在鲁国时，努力裁抑“三家”的野心，维持鲁国君的地位不被侵夺，然而弟子冉有却帮“三家”中的季孙氏大肆扩张财富与权力，气得孔子对其他弟子宣布和冉有划清界限。

孔子之怒，一部分原因来自像冉有这样的“后进”，的确比前一代的“先进”弟子要世故、圆滑，但另一部分原因也是时局进一步改变，本来的封建上下秩序更不受尊重了，冉有他们这一代更难使力去坚守旧规矩了。

另一个大有世俗成就的弟子，是子贡。《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子贡经商成功，获致大富，在那个越来越现实的时代，他的财富还为他换来了超高的地位，所到之处，甚至可以和国君平起平坐。也是靠子贡的财富与地位，得以让孔子名扬天下。

真正有效将孔子之名布扬天下的，毕竟要数孔子死后不久就编撰成书的《论语》。《论语》成书很早，而且成书之后很快就流传开来，对于我们两千多年后要认识孔子，真是件幸运的事。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到了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基本、不容任意窜改的面貌。(www.daowen.com)

《论语》流传得早、流传得广，在有人想对《论语》内容动手动脚之前，其主要内容已经深入人心并固定下来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论语》，大致保留了公元前5世纪时编辑形成的原貌，成功抗拒了两千多年的修改变乱。

《论语》不是一本大书，它的字数并不多，然而在有限的篇幅中，竟然多次出现“重文”，完全一样的字句，这里出现一次，那里又出现一次。会有这种现象，最有可能是当初辑录时没有注意到，不小心让同样内容多抄录了一遍。这么明显的错误，照理很容易会被发现，也很容易改正，却到今天都还留在书中，一定是因为《论语》早早取得了崇高地位，阻却了任何想要修改的做法。连这么基本的错误都没改，《论语》被重编增删的概率显然不高。

还有，虽然经过上千年的解释努力，《论语》的篇章次序究竟有什么统一的安排，从来没有得到可信的答案。看起来，《论语》真的就是弟子在第一时间将各人笔记聚集在一起，谁都无法垄断编辑权力，因而保留了相对凌乱的面貌。这样的凌乱反而让我们放心——毕竟若是经过有意识的改动、伪造，首先会被改动的理应就是表面的凌乱，会被伪造的理应就是一套更明确的次序逻辑。

《论语》可信的另一个证明，是书中呈现了不完美的孔子，保留了孔子的脾气、孔子的冲动，尤其是孔子所受到的种种打击与挫折。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以意念先行，靠教条造出来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