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鲁定公九年，“三家”受形势所迫，收束气焰减少冲突，向鲁国君和底下的大夫让步。让步的姿态之一，就是让鲁定公出面任命孔子为中都宰，进而升为司空、大司寇。短时间内，孔子在鲁国官场上的职位快速上升，管辖的事务也快速增加。

孔子担任大司寇时，参与了夹谷之会。鲁定公和齐景公在齐境内的夹谷见面会谈。此会是由齐国方面主动的，是齐在壮大国力过程中要确保鲁国合作的方式，目标是在会中正式成“盟”，要鲁国承诺之后齐国若有战争，鲁国就一定自动参与在齐国这边，发兵相助。

“夹谷之会”中，“孔子相”，意思是孔子是主要的“相礼者”，鲁国这边由孔子负责“盟会之礼”的程序安排。齐人知道鲁国由孔子负责，就有了高度的警戒心。因为孔子“知礼”的声名远播，齐人担心孔子搬出他们不懂的礼的道理，扰乱了他们原本的设想，无法达成逼迫鲁定公“盟”的目的。

于是齐人就想了一个方法，故意制造混乱，让此会无法中规中矩地进行。他们事先安排了夹谷附近的群众，要他们突袭会场抗议骚动，然后齐国这边就可以说：“哎呀，别讲究那么多《礼》的细节了，我们赶快讲一讲就定案了，不然拖下去，不知外面那些人会弄出什么乱子来！”齐国军力本来就强过鲁国，鲁定公没什么筹码拒绝齐国，齐人估量像孔子这样死抠讲礼的人，一定很保守、很胆小，可以用恫吓来让他服从。

但他们弄错了，大错特错。一来，孔子不是个胆小的人；二来，孔子不是个笨蛋。外面骚乱一起，孔子立即看穿了齐人的把戏，直接指责对方：“两国国君举行高峰会议，你们却找这些人来捣蛋，这算什么待客之道？”孔子反而找到了坚持礼的原则的机会，训斥齐景公：“再不懂礼的国君，都应该知道盟会之礼有最基本的原则，‘盟’是诸侯与诸侯间最高层次的互动，不得受其他低阶人士的干预，还有，‘盟’必须在和平状态下完成，不能以武力威逼。如果今天的事传出去，人家知道齐国连这样的原则都不遵守，其他诸侯将来谁还愿意听你的呢？”

孔子的言辞犀利，继续对齐景公说：“这种事会招来神明惩罚，伤害自己的德行，又对他人失礼，我想一定不会是您做的。”当下训得齐景公没有别的方法回应，赶紧顺着孔子给他下的台阶表示：这种事当然不是他下令做的。孔子毕竟还是靠着“知礼”，以礼的权威逆转了局势，逼着齐人尴尬地将外面的群众驱走。(www.daowen.com)

平息了此事后，齐人掀开此会的底牌，拿出了要鲁定公答应的“盟”。内容是从此以后，如果齐国派军队出境，也就是有对外的战争，鲁国就必定派三百乘的兵力参与。如果鲁国不派兵，就等于违背了“盟”，齐国就可以要求其他诸侯谴责鲁国，也可能出兵攻打鲁国。

看到齐国拿出来的条件，孔子就叫鲁定公不要出面，自己也不出面，派了大夫去对齐国提出相对的要求——只要齐国先将汶阳之田还给鲁国，这个盟约就生效。汶阳之田包括三座城，就是阳货的封地，季孙式反扑赶走了阳货，阳货出亡投奔齐国，齐出兵帮助阳货，就顺便把汶阳之田占走了。

孔子为鲁国提出了盟约的相对条件，只要齐国将趁鲁国乱危占走的郓、欢、龟阴三城还给鲁国，盟约就成立。这个条件，仍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上，巧妙运用了齐国表面的盟约理由，反将齐国一军。鲁国为什么要答应随齐国出兵？当然不是为了满足齐国的野心和任性，至少表面上的理由是齐国现在担负了维系各国秩序的责任，如果有谁违背盟约，不守规矩，破坏和平，齐国就化身为国际警察前往打击。也是在这个原则上，才会有鲁国如果同意盟约却没随齐国出兵，就会面临齐国联合他国攻击的惩罚。

孔子给鲁定公的策略是，低调却坚决地提醒齐国：我们很愿意帮助你进行国际警察的任务，但我们同时得先报个案，你们自己在汶阳之田一事上就没守规矩，就犯了案。要我们，乃至于要诸侯承认你们的警察身份，你们最好先解决这件事，不然谁相信你们握有了集体武力，不会拿来图利自己，占走别人的土地呢？

这样的提议让齐国很难拒绝，于是原本齐国设计来逼鲁国就范的夹谷之会，意外地逆转了，齐国碰了一鼻子灰，还不得不归还原本占有的郓、欢、龟阴三城，这是孔子了不起的外交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