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距离西周结束平王东迁大约两百年的时间。这两百余年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周天子的地位持续下降，与此同步的，是封建宗法制度的松动到逐步瓦解。

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这里的“东周”指的就是周天子所在的成周。他的想法，应该放在“为东周”的根本目的架构中来理解。从西周到东周，封建宗法持续关系松散，连带地，原本的“城”也变质了。

封建宗法在地理上，是以一个个相对自主的“城”联结起来的。周天子所在的城是最高层的网络中心，周边围着诸侯所建立的城，城与城之间有着由礼所规范的种种直接互动。每一个诸侯所在的城，又是第二层的中心，周边围着由世卿封地所建立的城。同样，这一层的城与城之间也有由礼所规范的各种联系活动。再往下，世卿的城周边围着大夫的封地，有些大夫的城又围着更次一级大夫的小城，如此一层层架构起封建秩序来。

城与城之间有明确的关系，不是由地理或贸易力量来决定的，而是由城主与城主之间的宗法关系决定的。然而，进入东周之后，宗法越来越维系不住，连带地，城与城之间原本固定、明确的关系也开始动摇，其他非宗法的因素一步步改变了这个关系。

最直接也最强烈的因素，是经济与军事的力量。封建宗法的底层，产生了越来越多游离的“士”，于是一个富庶的城，可以吸引较多的“士”移居进来提供其或文或武的专业协助，进而也就取得占领更大土地，甚至抢夺其他的城的机会。于是，几个最大的诸侯，持续扩张其势力，离开了分层封建的模式，转型为疆域国家，占有一定的领土，还不断扩大领土的范围。

到孔子出生时，这种疆域国家化的倾向已经明确建立了，那正是春秋时期最主要的特征。在原有的封建制度背景下，疆域国家勃兴，于是就引出了两个重大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疆域国家是既成现实，旧的封建宗法失去了政治组织上的功能，然而那一整套规矩却没那么容易被遗忘。封建宗法规矩仍然构成贵族教育的核心内容，于是这些人所学习的原则、规范，必然和政治、社会发展的现实越来越脱节。(www.daowen.com)

诸侯王室的武力与权力越来越大，年年持续征伐扩张，将本来分层封建的独立的城打下来，变成直接统治疆域内的一部分，但这种新的做法、新的权力，在封建宗法的系统中，找不到合法的着落。换句话说，从礼的角度看，这些国君所做的事都是破坏秩序的错误，而且扩张得越大，越强盛的国，错得越严重。

政治上的“实然”和“应然”彼此脱离了。现实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道理上却因为王官学的强大传统，一直维持原有的封建宗法原则。一直要到法家兴起，才彻底扬弃王官学及其抱守的封建宗法原则，完全从承认现实，解释、安排现实的角度，找出合理化的说法来。

还有第二个矛盾。封建宗法是一套分层结构，讲究的是上下关系，诸侯壮大扩张，违背了原有的上下安排。往上，他们不再严格遵守对于周天子的种种义务，专心发展自身的经济与武力；往下，他们侵夺进而取消了许多世卿、大夫封地的独立性，将之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但因为封建的上下关系是层层相扣的，于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只有诸侯这个层级受到影响。

诸侯可以不尊重周天子，不遵守对周天子的义务，那世卿或大夫也一样可以不尊重国君，不遵守对国君的义务。诸侯可以向下侵夺世卿，又如何阻止世卿有样学样向下侵夺大夫，占领大夫的封地？

诸侯自利的做法，产生了连锁反应，反过来危害到自身的地位。例如孔子所在的鲁国，到公元前6世纪末，就发生了“三家专政”的问题，也就是三个强大的世卿不断扩权，实质上掌握了鲁国国政。

封建宗法维系不住，但也没有另外的规范给予诸侯特殊的地位，于是上上下下有野心的人，都有了可以不顾原有封建宗法身份，积极寻求扩大权力的机会。在野心的驱使下，人会做出许多极端的、破坏性的行为来，造成集体生活上的困扰与不安。如何节制这样的现象？这是孔子那个时代具体而迫切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