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王官学有三个重要的支脉——礼学、史学和占卦学。封建宗法关系松散后，这套独占式的贵族知识守不住原本的地位，开始往外、往下散流。散流之后，就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强调重点，从而发展出东周的诸子学。

诸子学中最早成形，因而也占据最核心位置的，就是从礼学中发展出的儒家。由礼官而变化为儒家，关键的转折在于将礼的重点由有形的礼仪移到无形的礼的精神。贯穿繁复的礼仪，应该有一份统一的精神、礼的本质，掌握了这份本质精神，就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在变动局势中随时找出对的规范来。这是儒家的基本主张。

这种本质论的思想倾向，不仅限于儒家，墨家也有，道家也有。墨家相信人的所有行为都服膺一个超越礼的更广泛的本质，那就是“兼爱”，一视同仁地爱所有人。礼反而违背、扭曲了这个大规则，制造了混乱与灾难。如果能够回归“兼爱”，就不会有战争，时代的根本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源自史学的道家相信，历史变化消长可以整理出一定的规则来。而且整理出来的规则，和天地自然的运行隐然呼应。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学会这套规律，巧妙运用这套规律，以一种更高的智能视角，俯视洞悉人事，就可以不陷入其中，超然游心于外。(www.daowen.com)

源自占卦学的是阴阳家。他们将整个宇宙视为一个大系统，没有任何东西是独立存在的，也几乎没有任何两种事物是没有关联的。万物皆相连，于是我们就能从相连关系上去认识、理解宇宙，而理解的同时，也就形成了影响宇宙的能力。人可以影响物，物也可以影响人，在阴阳家的思想中，这两个领域不是分隔开来的。于是我们就能够借由改变人的行为，影响改变物的状态与性质；反过来，也能够借由改变物的状态与性质，来产生对人的影响。人与物统属于同一套相生相克的运作机制中，开拓了许多操控变化的可能性。

王官学本来是一个大系统，到了诸子学变成了好几家，而且这些新成立的派别彼此之间激烈竞争。他们的竞争大致在两个领域中进行：一个是真理的层面，竞争谁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比较有道理、比较有说服力；另一个是实用的层面，竞争谁能对封建宗法瓦解的乱局，提出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案来。激烈的竞争刺激了这些新派别快速进步，也促成了新派别发展出各自的重点。有的着力于提升解释力，有的则着力于强调有效性。而且有的致力于说服统治者，有的趋近被统治者；有的从个人的处境着眼，有的则关注集体、社会状态。

思想与学术的黄金年代随之诞生。东周历史上有两个最突出的重点，一是巨大的社会动荡与变迁，一是思想、学术的“百花齐放”盛况，这两个重点彼此关联。社会动荡、变迁松绑了王官学，推翻了王官学原有的一元权威，才会有诸子学的多元活力；还有，社会动荡造成的不安与痛苦，更是促使人们不断试图寻找答案与解决的强烈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