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宗法关系的松散，使西周灭亡，进入东周时期，也促使了诸子百家的兴起。

对于这个时期的关键变化，到汉朝，就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百家”的概念，平行并列这些“家”。儒、墨、道、法、名、阴阳等，一家一家分开来看，分开来说明。

用这种方式来理解这段历史，会产生一个盲点，使我们自然地认为这些“家”各自独立，着重看到“家”内部的传承沿革，而忽略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关联。还有，不看各家的互动关联，我们就不容易真正掌握“百家”的来历，好像到了春秋时期，各家突然从天而降，在中国繁荣兴盛。

诸子百家有其来历，整理、看待其来历，能让我们从历史中看到很不一样的东西。例如，认真追索各家来历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儒家不能用这种方式，平行并列地和其他各家摆在一起。儒家的来历远早于其他各家，更重要的，儒家的来历和西周原先就存在的贵族教育，有着紧密、特殊的关系。

历来学者们对于“儒”有各种不同解释。胡适认为“儒”是柔弱的意思，是别人用来总括描述儒家思想性质的，后来变成了这个派别的正式名称。钱穆则将“儒”追溯到“殷遗民”的身份与传统，认为这个字最早是用来指称掌管丧礼的专业。这些考证主张，至今并未有定论。然而，有一件事在史料上是明确显现的，那就是“儒”和“掌礼”有密切关系。更进一步，儒家的理想，是恢复西周原有的体制，和原先的王官学有直接的传承脉络。

利用东周的丰富史料，我们能够重建在西周时确切存在的一套王官学。王官学首先是一套少数人垄断的知识学问，在贵族社会中有专人负责掌管，必须有一定身份才能接触并学习。这套知识最核心的部分，是礼，最关键的人物，是礼官。王官学存在的主要理由就在于为封建贵族提供适当的教育训练，使他们能清楚自己在宗法中的地位，内化这个位置应有的对应行为，也就是合于礼而行事。因而礼官必然具备双重角色任务：一方面他们是知识的保守者，负责掌管这套传统知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教育者，要负责将这套知识源源不断地教给下一代宗法成员。

一个礼官知道在特定的仪式中，每个人依照其身份位置，该做什么；同时他也要确保教会每个人在仪式里分毫不差地照着做。儒家源自礼官，他们原先是贵族社会里的传统教育者，在封建宗法关系松散的过程中，从贵族官方的系统中流离出来，变形为“诸子”之中的一个派别。

封建宗法发展越久，亲族关系变得越复杂，礼也就相应变得越专业。亲族关系单纯时，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关系，也就很容易记得彼此对待的规范。但亲戚越多，亲戚关系越庞杂，就越难依靠每个人的记忆，来保存这些规范。辈分、直系、旁系有不一样的原则，不同的仪式有不同的举行频率，牵涉不同的成员。如果没有这些仪式，庞杂的亲族关系很容易就被遗忘、忽略了，但要忠实维持这些仪式，又超过一般人正常生活的负担，于是就需要将这套礼的知识专业化，交给专门的礼官来处理。

人们越来越需要礼官来执礼，礼官的角色越来越专业，也就越来越将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教给一般人，于是大家对于礼官的依赖越来越大。国君要出兵打仗，他懂得如何带兵，如何布阵，但他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戎礼”。出兵前该进行什么样的仪式，他必须找礼官。甚至一般人要结婚，或家中长辈过世了，他们都很难自己来安排相应的仪式，也还是要找礼官来负责。(www.daowen.com)

于是，礼官作为知识保存者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相对地，他们作为知识教育者的角色却越来越艰难。因为这些知识复杂庞大到别人都学不来了，另外，这些知识庞大复杂到和日常生活脱节，自成体系，一般人也不想学，不想知道了。礼繁复到变成专业知识，又和一般人的生活脱节，到这种地步，也就意味着封建宗法快要维持不住了。封建宗法关系松散进而濒临瓦解，受到最大打击的，也是这群礼官。

他们曾经是这个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大家都要依赖他们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连国君也不例外。然而，他们的重要性几乎完全建立在封建宗法制度上，一旦封建宗法不受重视，他们的地位便急遽下降，他们的整个世界几乎崩溃了。

春秋时期的史料记录中，一个常见的关键字，是“僭”。什么是“僭”？简单地说，就是“不合礼”。不合礼的事照理说是不该发生的，但在这个时期，却到处发生，随时发生。还有，若是不再讲究礼，没人记得礼到底怎么规定的，那也不会有“僭”的问题，不存在“僭”的现象了。到处都看到“僭”，就意味着中间的落差，一边有权力的行为者，不在意礼如何规定，不在意自己的做法合不合礼；但另一边，却有忘不掉礼、忘不掉自己该有的守礼责任的礼官，察觉并批判这些不合礼的现象。

显然，将“僭”的行为记录下来的，就是这些礼官。他们同时是文字记录最主要的负责人。

“僭”成了流行，“僭”的行为越多，意味着封建宗法越没有约束力，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些礼官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越加贬值。他们的地位、价值和封建宗法规范紧紧相连，于是在这段时间中，他们经历了快速、痛苦的沦落。

他们的梦想，当然是恢复原来的礼。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却看见权力者，那些积极扩大疆域的新兴国君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违礼的。于是这群人，从一个角度看，是原先王官学的传承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是一群抱持着和时代潮流相反的强烈意见的不合时宜的人。他们发展成为东周变化环境中最早崛起的一个派别，就是后来所称的儒家。

儒家的根本，其实就是原来的王官学，只是当年这套垄断性的权威知识，在新时代环境中失去了光环，逐渐被忽略，被遗忘，不再有权威的地位。现在，旧的王官学必须和新出现的其他思想观念竞争，这套知识、能力于是下降为诸子学中的一支。

知识、真理，从西周时的单数形式，变化为东周时的复数形式。用英语语法来表达就是，王官学从原来的the knowledge（知识）变成了one branch of the knowledge（知识之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