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至少还有两件事和周公有关，必须一提。

一是周朝从哪里起算。按照史实，周朝的成立，最早应该从武王发兵翦商，攻进了朝歌，迫使商纣王自杀开始算。对周朝历史进一步理解后，我们明白，其实周人真正全面取代商人，甚至要晚到“二次东征”。

但传统上，周朝的开端既不是“二次东征”胜利，也不是“一次东征”胜利，而是远溯到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的时代。

这种算法有个明显的问题，周文王甚至不是“王”。他在世的时候，周人仍在商人的共主统辖下，而且商人还不断用各种方式防堵周人在西方势力越来越大。后来的周文王，在那个时代，是“西伯昌”，商人不得不承认周人的力量，封给他“西伯”的尊号，但另一方面，“西伯”却被商人幽囚，甚至很可能死于商人之手。

从“西伯昌”到“周文王”，这个称号是周公设计安排的。武王死后，周公当政时，他主导决定给予哥哥“武”的谥号，同时追封给父亲“文”的谥号。于是从称号上，将周王往上延伸了一代，才有后来将周朝从文王起算的传统。(www.daowen.com)

周公的做法，当然是为了抬高父亲，不过更重要的效果，则是强调了维系宗法制度的一个关键原则——存在于父子关系中的“孝”。虽然那时还没有明确的名词称之为“孝”，但其基本精神已经清楚地建立了。儿子应该荣耀父亲，从一个角度看，一个父亲的成就，不是看他一生做了什么，而是要把他儿子做了什么都一并纳入考虑。儿子的最高地位，就自然地投射成了父亲的最高地位。武王创建了周朝，在这个原则下，理所当然，他的父亲分享他的成就，他是“王”，父亲也就应该同样是“王”。

于是在宗法制度中，做父亲的从此有了这份压力。儿子的作为，是我的责任；做儿子的也有了责任与权利，最终是由我的作为来决定父亲一生的成就，决定父亲人生的成败。

三千多年前，周公用这种方式重新定义父子关系，得以使宗法制度更加完整，给予了宗法制度一个紧密的内在逻辑。而且，从此之后，这个原则、这份精神价值，就成为中国文明结构中的核心部分，一直到今天。到现在，这个文化中的绝大多数父亲，或者更进一步说，绝大多数家长，还是在用这种方式看待自己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儿女理所当然是自己生命的延伸，下一代理所当然应该为上一代的人生成就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