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在周公手中开创的周朝文化的关键基石。对昭穆制、“大小宗制”的背景有所了解，我们才有办法比较准确地解读周朝的考古资料。

例如，1957年出土的虢国墓，范围很广，是春秋时期虢国的集体墓葬。在墓葬区中，明显分出姬姓宗族和非姬姓宗族的墓地。在姬姓宗族墓地中，更令人惊讶的，是个别墓葬间的巨大差异。有的极其丰厚华美，有的却再简单寒酸不过。这说明，这里既有豪奢巨富，也埋葬了身无长物的穷人。

任何社会，尤其是看重葬礼的社会，很难出现这种状况。富人通常有财富带来的较高地位，而彰显地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生活上和穷人分别开来。富人会要专属的墓地，不愿意让穷人跟他们葬在一起。

然而，这是周朝姬姓宗族的墓地。我们就能理解，那是因为传统的昭穆制仍在发挥作用，集体共权平权的基本规范，使即便穷困潦倒的人，只要属于这个宗族，在宗族家庙里享有位置，就有权利葬在这里。

昭穆制长期维持了宗族内部的联结，抵抗其他分化力量。而“大小宗制”在封建的过程中，尤其有用。“别子继宗”的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只有嫡长子能够继承原有的“大宗”，但每个非嫡长子都能够从这个“大宗”中游离出去，以“别子”的身份另立自己的“大宗”。

换句话说，他们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宗”，和封建相应，就是他们可以出去成为一个新的“封君”，获“封”的土地、人民可能不大不多，但总是“我的”。这提供了充分的外扩拓殖的动机。

最早由周天子册封出去的，是重要的“国”，接着次层的分封封出更远一点或小一点的“国”，然后再一层就有“世卿”的封地、一般大夫的封地，一层层越来越小。在这个过程中，周人的势力也就一方面越拓越远，另一方面分布得越来越密实。(www.daowen.com)

周人之所以能够在四十年间让封建遍布占领各地，靠的就是“大小宗制”的作用。简单地说，一个家族里只要在长子之外多生一个男孩，就确定会多出一支往外扩张的势力，因为这个“别子”长大了，必须离开这个“宗”，去建立他自己的“宗”。一波波，下一代的“小宗”被推出去成立新的“大宗”。

大约四十年后，封建的巨大开拓运动开始停滞，因为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持续建立新的封国、封地。那些年间，封建一层层往外，往下。降到大夫的层级之后，无法再多分层，无法再分更小的封地了。于是，就开始出现有些“别子”分不到封地的状况。他们仍然建立了自己的宗族新支，却无法拥有世袭的领土。到最后，即便是周王室的姬姓宗族成员，也有人一点点没落成和庶民没什么区别的低层士人。

西周初期，封建制使周人展现了强烈的外向性，不断去建立新的“国”，每一个封国或封地就建一个新的城。鲁国有中心的城，然后围绕这个城，逐步建立起属于“世卿”的城，“世卿”的城周围再建起属于“大夫”的城，城越建越多，城的分布范围扩大。另外，城与城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等到大部分适合运用的地区都布满了城，封建就无法继续外向扩张了。这是个关键转折点，使周朝的基本性格从外向性转为内向性。大约从周共王的时代开始，在金文中出现了新的现象——城与城之间的兼并。没有新的土地可供征服开发，因此要想扩张势力，就只能从抢夺既有的城着手。

就在这个过程中，“国”的意义改变了。以前，“国”就是“城”，指的就是一座城。城内住着国人，城外有可供耕种的“郊”和“野”，还有住在城外的“野人”，是这样一个紧密的单位。但今天我们想到“国”，想的不是这种自给自足的单位，而是一个对内有分化功能，对外有对抗性的组织。由此及彼的变化，发生在西周中晚期。在西周中叶，中国这块土地上可能分布着上千个自给自足、独立的城，然而到西周结束，已经兴起了许多控有超过一个城的“国”。“国”的意义不断扩大，这块土地上散布的“国”也就相应越来越少，花了五六百年的时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终于彻底取消了“国”的复数意义。这整块土地，就是一个“国”，只剩下由“秦国”转化出来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