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集体习俗本来已经式微，周人群体经历了阶层分化，有资源有地位的人，不可能和没资源没地位的人维持平等。但是周公刻意予以复兴，至少在形式上，让不同资源不同地位的人具备共同的集体意识，也就是将在阶层分化中被隔离出去的人拉拢回来，给他们参与“封建大业”的动机，不至于将封建视为有权有势的人的事，与他们无关。

换句话说，在阶层分化过程中，世系认同逐渐超越了辈分认同。富儿子认同富爸爸，富爸爸照顾富儿子，这个纽带越来越强。相对地，富儿子不会觉得自己和穷困的堂兄弟有什么关系，富爸爸也不会愿意将自己和穷困的兄弟一视同仁。必须靠有意识的打造，昭穆制的辈分认同才成为周人社会组织中的重要力量，并且保留了相当长的时间。

到了春秋时期，都还有这样的记录。

鲁闵公是鲁庄公的儿子，公元前661年即位，只在位两年，就被专权的大夫杀了，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强势介入，改立鲁闵公的哥哥鲁僖公为国君。鲁僖公在位33年，公元前627年去世。

从昭穆制上看，鲁闵公和鲁僖公同属“昭”辈。于是到鲁僖公去世，安排庙祭时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当时的庙祭，遵循同辈共权的昭穆制方式，同一辈只会有一个代表入祭。鲁闵公比鲁僖公年长，又比鲁僖公去世早，早就成了他们那一辈的代表，入祭宗庙里了。鲁僖公去世后，他的儿子鲁文公继位，就无法接受自己的父亲不在“昭庙”中的安排。对于鲁文公来说，僖公是他的父亲，况且僖公和闵公的成就天差地别，凭什么只在位两年，死于乱臣之手的闵公可以凌驾于僖公之上，代表入祭“昭庙”？于是在鲁文公的坚持下，鲁国的庙祭做了更动，让僖公入祭“昭庙”，将闵公移到“穆庙”去。(www.daowen.com)

这件事清楚显现：第一，到公元前7世纪，距离封建制的成立已经近四百年，昭穆制的同辈共权仪式仍然保留着。第二，这个时候，昭穆制面临崩坏的危机，像鲁文公这样的人，就不再认同同辈共权的精神，父亲是父亲，伯父是伯父，对他来说是有明确区分的，他无法对鲁闵公和鲁僖公一视同仁，不惜破坏原有的规定，强行将自己的父亲放入“昭庙”中。第三，昭穆制的根本原则也逐渐被遗忘，才会发生将鲁闵公移到“穆庙”的做法。属于“昭”辈的闵公，无论如何不可能变成“穆”辈，“昭”和“穆”明白划分，是昭穆制存在的根本理由。“昭”辈和“穆”辈可以混淆，那么昭穆制的实质作用也就丧失了。

昭穆制是周公用来进行同族团结动员的关键手段。“打虎还要亲兄弟”，周人要大举东进，得用亲属纽带强化彼此的协同合作，超越既有的地位高低划分。每年的庙祭，是昭穆制的大事。一边是“昭庙”，另一边是“穆庙”，所有的人，要么归“昭”，要么归“穆”，不可能有人没地方去。如果祖父还在，祖父会和孙子在同一边，相对地，父子就在彼此的对面。这种盛大的仪式，让每个人都有归属感，强化了辈分意识，通过辈分，感觉到自己完完全全属于这个姓族，属于这个特定的辈分集团。

同辈世代就构成了最自然的共同体。用这种方式，在实际上有限的姬姓人口中动员出绵延四十年，不断外拓进展的封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