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原本就有武装殖民的经验，而且到商朝晚期，周人内部已经建立起了明确的族长制。族长握有很大的权力，部族内部显然也已高度分层化，组构了一个stratified（层级）的社会。

西伯昌，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文王”，是个极有能力的族长。从各种史料看，文王的本事与成就，都指向高度的联盟手腕。他懂得如何利用周人的资源去笼络附近的各方势力，环绕着周人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协同运作的组织。这是周人快速壮大的秘诀，也是商人不得不接受他为“西伯”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是族长制，如果不是拥有巨大的权力运用并分配资源的话，文王推动不了这样的联盟。而要将资源集中供族长分配，这个社会的内部也非得有严明的层级分别不可。层级化是在这种生产发展比初级的阶段能让资源集中累积的唯一办法。层级化的社会有助于周人在西方崛起，然而等到周人势力进一步提升，开始进行封建动员时，原本的优势很快成了问题。

层级化的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不会有完全一样的利益认同。动员向外武装殖民，离乡背井去陌生的地方，忍受各种未知的考验与折磨，艰巨、痛苦是眼前的，收获、发展却在还看不见的未来。要如何说服大部分人投身这样的工作中？权力中心的人知道扩张的必要性，他们也明白封建成功了，领有封国可以带给他们多大的利益，但是权力位阶没那么高，底层的人呢？他们为什么要放弃既有的安全保障，去参与追求看起来没有什么切身好处的事业？

周公的另一个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就在于看到了这个问题，及时处理了这个潜在的麻烦。他积极提倡并复原了周部族组织中的一项传统制度，凸显其重要性。这个制度就是昭穆制。西周有昭王、穆王，但昭穆制并不是以他们命名的，昭穆制的存在远早于昭王、穆王的时代，甚至是倒过来，接连两代的周天子叫作昭王和穆王，是因为有昭穆制，受昭穆制的影响。

昭穆制其实是很原始的社群组织原则，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昭穆制的核心是辈分区分，也就是突出辈分认同，同一辈的人形成一个紧密认同的团体，追求团体的共同利益。

“昭”和“穆”是对于不同辈分的固定称呼。一代“昭”、一代“穆”，不断轮流。父亲是“昭”辈，儿子就是“穆”辈，孙子又变成“昭”辈，曾孙则又是“穆”辈。昭穆制的起源很单纯，在那个人均寿命不长的时代，正常状况顶多就是三代共存，所以用两个不同名称就足以明确分出辈分了。(www.daowen.com)

台湾原住民部落，有些到现在仍然保留会所制，尤其是有猎人传统的部落，会所制力量很强大、很普遍。会所制就是少年们长到一定年纪，就离开家去住在会所里，和同年龄的其他少年一起居住，一起长大。如此一来，他们同辈之间的情谊，甚至会高过对于家庭的认同。长大了之后，他们理所当然和同辈的人一起去打猎。遇到山猪等猛兽，单独的猎人就等于是死猎人。打猎必须互相帮助，彼此保护。谁来帮助你？谁来保护你？你最信任的人。而对于在会所制中长大的人来说，他没问题，一起长大的同辈友伴就是他最信任的人，也就是他打猎时的依靠和保障。

会所制中必然有一种同辈平等的精神。不管你来自哪一家，是谁的儿子，进到会所里，就都是同辈，同辈身份超越了一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有会所制的部落，在其社会组织上，也就必然相应地发展出一定程度的共权制或分权制，同一辈的团体中，每个成员有大致相当的权力。

周人的昭穆制也是着眼于辈分认同，同辈的人组成一个团体，团体内部有基本“共权合作”的精神。这样的制度起源很早，在周人发展的过程中，一度没落荒废，却在周公手中有意识地予以复兴并扩大。

昭穆制将周人按照辈分组成特别的二元社会，在仪式上，“昭”辈和“穆”辈固定地左右分列。在精神上，同辈形成一个可以互通、尽量泯除成员区别的集体。例如祭拜祖先时，我祭拜的不是我爷爷，而是我爷爷那一辈的所有兄弟，如此强调同辈的平等身份，同辈成员的平等权利。就是这样的仪式安排，使《诗经》出现“诸父诸母”的说法。放在周朝的语境中，“诸父诸母”强调的是同辈的叔伯、叔母、伯母，他们在亲族关系上的地位，和父亲、母亲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不了解周人这种辈分认同的安排，郭沫若在解释时犯了错误，将“诸父诸母”当作上古群婚制的证据，以为是一个人有好多爸爸、好多妈妈的意思。

强烈的辈分认同，反映在亲属称谓上。周人说的“父”，和我们今天理解的“父”不是同一回事。只要是和父亲同辈的，父亲加上叔伯，通通叫作“父”。祖父加上叔伯祖，通通叫作“祖”。在辈分共权的精神下，称呼及仪式上，叔伯兄弟间，你爸爸就是我爸爸，你儿子就是我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