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的角度看中国上古史，会有特殊的困扰。中国古代史中的许多人物，明显介于神话与事实之间。关于他们的种种描述，一来出现得很晚，二来和更实证的考古资料对不上。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关于他们的故事，有太多不可信的部分，还有更多根本无从验证的部分。将来还会仔细说明，这些上古人物，大部分都出现于战国时代，来自战国特殊思想环境中的想象，我们没有道理把他们直接视为古代史实。

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到周公之前，中国历史的主要动力是群体性的，那样的环境还没有足够的条件让个人能够发挥较大的力量与关键的影响。因而在周公之前，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探究理解，也就应该相应地以集体、群体的眼光，看部族之间的互动，看集体文化的成就与突破。自新石器时代之后，我们看一个个“文化”，无法更细致地去看一个个人。我们无法认识个人，只能认识他们群体生活所留下来的遗迹。

钱穆的看法，写在《周公与中国文化》这篇文章里。对于他的看法，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我们能够理解，要让个人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政治体系。在原始氏族环境中，政治权力的安排方式基本是集体共权式的，部族内部成员的权力分配相对平均，没有高度的层级划分，在大家权力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不会有后世认定的“人物”，也就不会有“人物史”。缺乏权力机制与结构，让一个人能够做出改变众人的事。不能影响众人、改变集体，也就算不上是“人物”。

依照钱穆的说法，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周公的时代，才有了让“人物”崛起的成熟条件，所以可以把周公视为第一位“历史人物”。除此之外，以周公作为第一位“历史人物”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我们对于周公的史料掌握，远超过在他之前的任何人。换句话说，我们相对比较有把握能将周公视为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组后世拼凑起来的“神话”。(www.daowen.com)

《史记·殷本纪》中罗列了商朝诸王的名字，其中大部分名字又在甲骨文中出现，证实了他们的存在。然而从《史记》到甲骨文资料，我们能得到的，毕竟只有名字，顶多加上一些零星的事件，不足以勾勒出一个“人物”。没有足够资料让我们理解这个人一生中究竟做了哪些事，发挥过怎样的影响力。

周公不一样。文献史料上留下来的记载，比商王要多得多。例如从《尚书·金匮》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在哥哥武王重病时的反应——向天祝祷，愿意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哥哥的性命，那是一种“人”的反应，留下了从“人”的角度来认识、理解的空间。

更重要的，还有庞大的周朝金文材料。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是最坚实、最可信的周朝记录，经过几百年金石学到古文字学再到考古学的多方考证研究，可理解的周朝金文到今天已经非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