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套系统中，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爵制，用来分辨、标示不同层级高下。

后来的说法将爵制统一为“公、侯、伯、子、男”五爵制，也就是分成五个高下等级。还原古史实情，显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么整齐的“五爵”，等级及其相应名称，也是随着时间逐渐整理变化的。

比较清楚的是，在爵制变化形成中，“公、侯”是一组，“伯、子、男”是另外一组。“公、侯”的地位明显高些，但“公”和“侯”不是绝对的上下关系，“公”不必然高于“侯”。“公”与“侯”之间有基本性质差异，“公”的身份来自出生序，来自辈分。在亲族关系中和周天子接近，而且辈分又比周天子高，那么分封时得到的称号，就会是“公”。“侯”则表示是靠军功或承担军事责任而得到这样的分封位置的。那是个军事爵位，“侯”意味着要负责保护周天子，在重要的地方守卫。

若是和周天子同辈，那么分封时得到的爵位，就只能是“伯”；辈分再低，那就分到“子”。而“男”和“侯”一样，也是任务型的封爵，承担更远一点、重要性低一点的军事责任。

分封赐爵，每位诸侯有其爵位，爵位就固定了诸侯在这个以周天子为圆心的同心圆中的位置。更进一步，每个诸侯也就依照其爵制高低有了和其他诸侯之间的固定行为模式。城与城之间的事务，不可能也不需要都回到圆心诉诸周天子来解决。如果发生了纠纷，第一步是先考虑争执双方的相对身份，然后就近找到一个比双方地位都高的人来仲裁、协调。爵制是一套明确的安排，规范城与城、人与人的高下关系，谁听谁的，谁有权力介入谁的日常事务。

这套分辨高低的爵制，在西周建立，一步步发展变化，后来并未随周灭亡而消失，进入秦汉，扩大为“二十爵制”，将所有的奴隶以上的人都包纳在其中。汉朝时，大汉帝国的子民，每一个人都有“爵”，都有一个等级身份，而且不时会上升或下降。人的身份高低细分为二十个不同等第，朝廷可以借由“赐爵”“夺爵”的奖惩来掌握人民，是统治上很重要的手段。在帝国的建立与维持上，极度重要。

在周朝，只有贵族，直接由周天子分封的，才有“爵”。分封的诸侯有“国”有“爵”，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由“爵”来规范和决定。这个国君属于怎样的爵位，他的“国”和周天子，和其他“国”之间就产生了相应的高下主从行为模式。

从西周到东周，一个重大的变化，也就在于爵制不再能够充分管束国君行为。爵制系统的逐渐失效，其背后又有“宗法制”的危机。本来清楚明白的宗法，随着时间，一代代亲族不断扩张，产生了复杂的错乱现象，更产生了混淆与疏离，太多代的关系越来越难弄明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确定，维系亲族宗法的仪式也必然荒废，于是爵制带有的羁绊、管制力量就越来越小了。

本来大家都是亲戚，都按照亲戚关系来行事，时间久了之后，亲戚系统太大太乱了，即便依旧认定彼此是亲戚，究竟是怎样的亲戚，谁也弄不清楚了，相应地，也就没有了原先亲戚间的情感与忌讳。发生了纠纷，也就不会再依循既有的亲戚长辈管道来协调，于是发生纠纷的机会越来越多，解决纠纷的办法却越来越少。(www.daowen.com)

武力征战就变成解决纠纷最主要的手段，甚至是理所当然的手段了。加上这个时期，铁器锻造技术大为提升和普及，武器的杀伤力大增，原先城与城之间和平共存的局面就快速被毁坏了。

那段时间，攻城的器具与技术大幅提升，相对地，城的建筑与守备却没有太大的改变。直接的影响，就是城快速失去了原有的保卫优势。城墙不够高，城也不够大，在高梯与铁器双管齐下的攻击中，很容易就陷落了。连带着，本来各个小城的独立性也随之快速丧失了。

原本的常态是一个封君管一个城，守一个城。开始有了攻城略地的做法后，一个封君会有两个城、三个城乃至更多个城。很显然，这种状况不在旧有封建制的规划安排范围内。于是从西周到东周，“国”的性质与意义改变了，“鸡犬相闻”的“小国寡民”由现实变成了怀旧的理想，“国”的规模越来越大，“国”和“城”原本的联系断开了，一个“国”有越来越多个“城”，到最后，将封建制也一并推倒了，不再以分封的方式来管理“城”，改为选派官职人员，就成了郡县制。

从公元前771年平王东迁，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花了五百多年的时间，从封建制演变为郡县制，或说由封建演变为帝国。在这个过程中，本来一体两面的“国”与“城”分离了，“国”越变越大，地位越来越高，最终只剩下一个“国”，一整个帝国直接统纳所有的“城”；相对地，“城”的地位不断下降，直到彻底失去独立性，变成帝国系统中的一颗小棋子。

老子像

【注释】

[1]此处内容见（日）内藤湖南，《中国历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