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过，每座城的约略大小，是300平方米。城外的封疆呢？大约每边5公里，周围20公里。如此构成了一个封国。封国与封国之间有广大的中间地带，就是“鄙”，既不属于这国，也不属于那国。那个时代有封疆，但没有明确的国界，因为国与国并不是紧密相连，离开这国就进入那国。

众多的“国”散布在这块土地上。在《老子》的政治理想中，有一个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实就是恢复东周之前的情况，国很小，人不多，国与国之间被“鄙”隔开，所以“不相往来”，也不会有国土边界纠纷。如果在“野”的话，和邻国的“野”具体的距离并不远，又能“鸡犬之声相闻”。

春秋战国时的巨变，其中一个就是“辟封疆”，把本来画出疆界的“封”给铲除了。国与国之间失去了中间地带“鄙”的缓冲，互相紧邻，彼此侵夺，造成了冲突不断、争斗不断的局面。

回头看，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西周维持了长达三百年的和平，这种“城”与“城”之间相邻却又不交接的状况，是关键的因素。大家都有易守难攻的“城”保护，阻却了掠夺的动机，各个封国也就能够在相对安全无虞的环境中，致力于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生产提升了，就更不需要去抢去夺了。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正向循环。

我们需要以这样的地理实况，重新理解、重新想象西周的历史。周天子所在之处，不是紫禁城；周王城的模样，也和北京城大不相同。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区域并不大，其他绝大部分地方都分封给其他诸侯了。即使在周天子的统治区中，也都还是诸城并立的局面。天子所在的城，可能比其他城大些，但不会是唯一的城。这座城中，居住着众多国人，国人和天子之间往往有着密切的宗法关系，天子对诸侯，甚至天子对王畿之城内的国人，都是依照宗法的规范来行使权力。

周和后来的朝代大不相同。周的实体，是上千个到处散布，具有相当独立地位的“城”。这些“城”借着封建和宗法组合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庞大又细密，松散却又明确，维系了西周几百年的和平发展。

对于这套系统，古代文献有不同说法，一种是所谓的“九服”，另一种少一点，只有“五服”。不管是“九服”还是“五服”，依循的是同样的原理，都是由内而外的同心圆。(www.daowen.com)

“九服制”最里面的一圈是“侯”，“侯”外是“甸”，“甸”外是“男”，然后一层层往外：“采”—“卫”—“蛮”—“夷”—“镇”—“藩”。这是《周礼》中的说法。《国语·周语》记录的只有“五服”，“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也就是从内而外，分别是“甸”—“侯”—“宾”—“要”—“荒”五个等级。

《国语》中进一步说明了“五服”的区别：“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由近而远，不同的“服”有不同的仪式来维系其关系。《逸周书》里有类似但稍有差别的语句：“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时，要服者岁，荒服者世。”综合两种说法，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意思来。

不同的“服”，有义务参加不同的仪式，而这些仪式最大的区分，在于频率。“甸服”就在王畿之内，所以需参加经常性、几天就一次的“祭”。“侯服”稍远些，所以每个月参加一次“祀”。“宾服”就更远了，所以按“时”，也就是依照季节来参加仪式。再远一点的“要服”，那就来参加“岁”，顾名思义，那是一年举行一次的仪式。最远的“荒服”，那就每“世”来一次，要么是诸侯死了、儿子继承，要么是天子死了由儿子继位，一“世”参加一次仪式。

《周礼》成书于战国时代，《逸周书》来历不明，“九服”和“五服”的说法，不能直接视为西周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应该没有那么整齐、规律，不过其中由近而远的仪式安排，却标示了周朝上千个“城邦”的组织原则。

两种距离在这个组织中重叠——空间上的距离和亲族宗法关系上的距离。空间地理上越近的，关系也越近，同时也就必须承担越大的义务。距离近，周天子的影响力大，不服从的空间相对也较小；距离远，周天子的影响越来越间接，也就不会给予那么多、那么频密的仪式义务。不只是和周天子间的距离，所有的城与城之间的关系，都依照这个原则结构起来。

巨大的系统依靠不断的仪式来维持。周天子是个仪式中心，外围的诸侯依照距离和他发生不同频率的仪式关系。不同层次的诸侯，也是不同层次的仪式中心，较低阶的分封者依照距离在不同时间到他这里来进仪式的义务。每个人都有对上对下的仪式位置，日常参与仪式，也就一次次认知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这是周朝政治运作最关键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