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城，城里最核心的地方，不是市，而是寝庙和社坛。

寝庙是政治中心，统治者聚会的地方。如果这个封国当时封给了姬姓的领导人，让他带着姜姓、姒姓的群众一起来开发、统领，那么寝庙就是这些姬、姜、姒领导集团的人聚集讨论大事的地方。

寝庙具备三合一功能——祭、政、军，这三者密不可分。借由“祭”不断提醒、强化这些领导阶层彼此之间的关系，“政”就由这些人的彼此亲属宗法关系来处理，而“政”中最大、最不好处理的事务，也就是“军”，遇到必须动员、打仗的特殊状况。

城内另外一个关键地方，是社坛，是国人集会的所在。国人是谁？要成为国人，有几个条件：首先，他要住在城里面；其次，他要具备百姓的身份。那百姓又是什么？在封建制的术语中，百姓指的是有“姓”的人。“国”里的人，在建了“国”之后，通通属于同一个“氏”。齐、鲁、晋、燕……就是“氏”，属于这“国”的人，就通称“齐人”“鲁人”“晋人”“燕人”……但在同一“氏”中，有些人在来到这里之前，就先属于一个“姓族”，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以个人身份隶属于这个“国”、这个“氏”的，而是整个“姓族”一起进来的。这种人，通常建立之初就来到了“国”，而且他们的“姓族”自成团体，有团体认同与团结意识，在“国”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这些国人，其中有一些协助国君处理日常政务，更多的是拥有土地的农人。他们的土地，就在城外的“郊”，城墙脚下，走出城就到了。所以他们住在城里，出城去耕种，人身和农产收成都受到“城”的保护。这使他们和“野人”有不同的地位。“野人”在离城更远的“野”耕种为生，他们的田地在“野”，居住地也在“野”，虽然也在这个封国的境内，但和“城”的关系要疏远得多。

从文献上，可以清楚看出国人的重要性。《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

周厉王残虐无道，引发了国人的攻讦批评。厉王就叫“卫巫”负责监管，找到了批评者，就抓来杀掉。用这种恐吓统治，国人不敢再明白批评了，只能在路上彼此交换眼色。为了此事，召公去劝诫厉王，但厉王不听。三年之后，国人起而推翻了厉王，厉王逃到彘，失去了实质的王权。(www.daowen.com)

不只这样，厉王太子静藏在召公家里，国人听说了，就去包围召公家，要抓太子静，后来经过召公的劝说，才放过了太子。

这桩重大事件的主角，是国人。国人不是一般平民，他们住在城里，他们的支持对于统治者来说不可或缺，他们也有能力可以集结起来“相与叛”，连周天子都会被他们赶走。

《孟子·梁惠王下》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这里一层层开展，先是在左右服侍的人，然后是辅佐公职的诸大夫，再然后就是国人。而以国人的意见最为重要，遵照国人的意见杀了这个人，就可以说是“国人杀之”，也就不会造成国人的反感。国人的影响力如此重大。

在城里，统治的权力建立在国人的支持、同意上，这个时代的封建领主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

同样也在《孟子》中，孟子给国君的政治建议包括：“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这里的“野”和“国”是分开并列的，国中的居民有野人，有国人，二者身份不一样，因而税赋有不一样的计算方式，也有不一样的抽税方式。野人在封疆之内，有封疆的保护，但他们不住在城里，有事时，外敌一越过“封”就进到他们的地方了，国人却有城墙做进一步的保护。野人散居城外，人数也不会太多，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自然远远小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