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看西周的历史，西周是由几百个这种小型的“城邦国家”组合而成的。“城邦”是宫崎市定选择的用词，从古希腊历史的术语中挪用过来，一度引起许多批评攻讦。怎么能硬套西方史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历史呢？西方史上有古希腊辉煌的“城邦”文化，难道因此中国也一定要有相应的“城邦时代”？

其实，宫崎市定用“城邦”而不用“城市”，另有其深意。那牵涉他所承传的京都学派对中国历史的大架构主张。日本“东洋史”研究中的京都学派，肇始于内藤湖南。内藤湖南重要的奠基贡献之一，就在于提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断代概念。在中国传统的朝代之上，内藤湖南另外将中国历史分出“古代（或上古）—中古—近世—近代（或现代）”的分期架构。^[1]

在这套架构中，最突出的是“近世”这个概念。内藤湖南将宋朝以降到鸦片战争前的这段历史，特别划分为“近世史”。他强调这个时期有许多突破性的历史变化现象，和前一段的隋唐很不一样。

“近世史”的一项重要标准，就是“城市”的新发展。内藤湖南敏锐地指出，宋朝之后中国的“城市”，在性质上和以前很不一样。变成有“城”也有“市”，“城”指的是环绕的城墙，“市”呢？是城里面最热闹的区域，也是城里最重要的活动——商业交易，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市场”。

“近世”的突出现象之一，在于城里都会生活重整为以“市”为中心。住在城内与不住在城内的最大差异，也变成了日常生活是否接近“市”。这就意味着，在“近世”之前，中国的“城”、城内的生活，不以提供“市”的功能为主。西方的“城市”，大部分都是先有“市”，再由“市”的活动、功能扩张发展出聚居人口，为了保护聚居区，因而有了“城”，所以“城”和“市”总是在一起的。

但中国不是。那么中国的“城”，有城墙包围的居住区域，又是怎么发展演变的呢？(www.daowen.com)

根据周朝早期的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到处分布着一个个小城，城墙以内，称为“国”；绕着城外的地区，叫作“郊”；比“郊”再往外一点的地方，叫作“野”；“野”再往外一点，是“封”；“封”再往外，是“鄙”。

这些称呼的意义，一部分还留在我们现今的语言里。我们今天都还说“郊外”，环绕都市稍远一点的地方，也还说去“郊游”，指一天可以来回、去不远处的小旅行。传统中文里有“封疆大吏”的说法，“封”和“疆”连在一起，显示了“封”就是一个城区正式的边界。古史上的“封”和“城”对应，“城”是内圈、人为的界线，分隔开城内、城外；“封”则是外围、自然的界线，标示出这个封国的范围。

“封”一般以河流或山丘为界，如果没有自然界线，才用人为的方式画出线来。《管子·度地篇》说：“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树以荆棘，上相穑著者，所以为固也。”指引了标示“封”的方式：挖出沟或加些土堤，或者重启一排树来，让人可以清楚分辨出“封”的所在。

过了“封”，也就不属于自己这个“国”了，那是陌生的地域，住着与我无关的陌生的人，陌生产生轻视乃至敌意的感受，因而“鄙”和“鄙人”也就难免带上了负面的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