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重重透镜看过去，长期被扭曲，很不容易看清楚的历史现象之一，是周朝的“国”。古史上的关键事件，是秦始皇统一六国，而这一事件又是从春秋就开始的国与国争斗兼并的最高峰。东周开端时，封建制的体系里有几百个“国”，然后“国”的数字一路减少，到公元221年，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那就是“秦”。

但“国”是什么？“国”长什么样子，我们真的知道吗？想到“国”，讲到“国”的时候，我们心中很自然地浮现的图像，是疆域国家，也就是可以在地图上画出每个“国”的领域，“国”与“国”之间有疆界，从这里到那里属于这“国”，过了这条线，则属于那“国”。

关于战国时期，大家都知道“战国七雄”，也几乎都知道这“七雄”是秦、齐、楚、燕、韩、赵、魏，还知道这“七雄”的地理分布，秦在最西边，齐在最东边，楚在最南边，燕在东北，韩、赵、魏则是从原来的晋分出来的，处于中间偏北的区域。

但往前推，推到春秋时期，有一个相应的代表性名称，是“春秋五霸”。“春秋五霸”的概念，其实和“战国七雄”决然不同。“七雄”指的是当时仅存的几个主要的国家，“五霸”说的却是五个人——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七雄”可以用地图概念标示出来，这七个“国”差不多就覆盖了当时的中国。但“五霸”不是，“五霸”的政治势力，不是疆域式的。

这中间牵涉了从春秋到战国，很不一样的“国”的形态。那个时代，有很多“国”错落分布在这块地方，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国”的所在，但“国”与“国”之间没有明确的国界。

过去一百多年间，有过几位真正下苦功的学者，如顾栋高和陈槃，他们将先秦史料彻查过，一条一条比对，想办法还原画出古地图来。他们找到了许多春秋时期有记录的“国”，在地图上把它们标记出来，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修正观念，那就是春秋的“国”数量惊人，在数百之谱。

然后到了1943年，侯外庐先生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于“国”的新理解——城市国家说（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这是什么？侯外庐主张从西周到春秋，文献上所提到的“国”，其实就是一个“城”，是一个“城”的体制，而不是常识中有领土，领土中有村镇分布的形态。

侯外庐提出的意见，在中国撼动不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看法，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反而是在日本，有两位研究“东洋史”（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称呼）的学者，受到了启发，并借鉴西方古希腊的历史，差不多同时进一步发展了“城邦国家说”。(www.daowen.com)

这两位学者，一位是贝冢茂树，另一位是宫崎市定。他们从中国古代史中划分出一段特殊的“城邦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期，中国分成许多单位，每一个单位，诸侯之“国”和大夫之“家”，是一个个独立的城，借由封建制让这些独立的城联结起来，构成了周朝的政治系统。

《战国策·赵策》中记录了一句话：“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这句话显示到战国时代，人们仍然留有对于之前“城邦时代”的记忆，而且清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与之前时代的差异。

我们当然不必认真相信古代有“万国”，“万”只是用来形容数量众多的概数。和战国时相比，原来的“国”数量一定是极多的。《逸周书·世俘解》中记录武王伐纣，一共灭了99个“国”，自动臣服的有652个“国”。古文献里也多次提到，武王第一次发兵翦商时，大会孟津，来了“八百诸侯”。这些数字，都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国”一定不大。对应《战国策·赵策》中的说法，那么一个“国”的规模，是每一边几百米的墙围出来的城，城里住着顶多万人左右的居民。

这样的主张，在后来出土的周朝考古遗址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例如1998—2000年在河南焦作挖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北边的城墙长295米，另外三边都是270米长。城墙的高度约9米，城基最宽的地方有5米，城上方则大约3米。

综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能够重新整理这一段古史。之前提过，新石器晚期，可能在夏人手中，有了夯土技术的突破，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城墙工程。夯土需要动员大量人力，也就同时促成了中国国家组织的第一步关键扩张。早期的夯土城墙规模较大，周朝以后的，反而变小了。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

早期只有少数掌握特殊动员能力的部族，才有办法筑城。筑城是一件少有的大事。能组织、安排筑城的部族，拥有高阶的统治地位。然而随着夯土技术的普及，再加上统治形态的改变，到了周朝，筑城已经不再是多么稀奇、多么了不起的事了。较边缘的地方、较少的人，都知道如何筑城，都有能力为自己筑一座城。这种条件下筑起的城，规模就不会那么庞大惊人了。于是，有一个时期，在中国这个地域范围内，大家竞相筑城，两三百年间，绝大部分聚落都重新规划了自己的居住区，改造为以“城”为中心的居住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