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明清社会史论》之后，何炳棣又找到了另一种史料，写了《明清会馆史稿》。会馆是什么？会馆是同乡在外地聚集互助的中心。在美国，华人聚集之处，就有华侨会馆。在北京，有江苏会馆，为到北京来的江苏人提供协助和服务。不只有江苏会馆，还有福建会馆、四川会馆和辽宁会馆等。

什么的人到会馆去寻求协助和服务？一种就是考生。从江苏上京赶考的，第一次到北京，举目无亲，人地两疏，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找到江苏会馆，找到同乡之人。另一种则是商人。

通过研究考生，何炳棣接触到了各地会馆资料，又从会馆资料中得到了对于中国商人的理解。他看出了另一项特殊的中国社会脉动，那就是商人地位的不稳定。少数人可以借商业活动累积财富，但是商人的传统地位，在“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中，永远笼罩着阴影。于是以商起家，却绝对不会长期以商持家。越是成功的商人，也就越会要求小孩不要继续从商，鼓励他们转而求取科考功名，至少转型成为地主。再加上“分家”的继承制度，家产由诸子平分，而不是由长子单独继承，商人家庭一来无法保持商业规模，二来又很快丧失从商动机，于是就很容易在一两代间瓦解了，是真正的“富不过三代”。

何炳棣的研究范例清楚地显示：有什么史料固然重要，但不要忘记，用什么眼光看待史料、用什么方式处理史料也很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科举榜单存在几百年了，那是中国传统文字系统中理所当然认定应该记录的，所以能够传留下来。而且考试上榜，在中国的宗族社会观念中，不是考生自己的事，更重要的是能够光宗耀祖。所以榜单上不能只写考生的名字，要有“宗”，要有“祖”，就是有考生的户籍、出身、父祖身份记录。(www.daowen.com)

从传统的史学角度看，这样的名单如此理所当然，又如此琐碎，能干吗用？但何炳棣看出了这份名单和宏观社会流动变化之间的关系。会馆的资料亦复如是，从传统眼光看去，是庞杂的流水账，没有实质内容，没有重点。然而，何炳棣却看出了那里面难得地保留了中国商人的活动身影。

在西方史学领域里，要研究商人，找到相关材料并不难。要研究打铁匠、皮革匠、做奶酪的等，都有教会教区及行会的基本记录可供查考。那些材料都很琐碎，但因为其面向很广，也就比较容易拼出一幅社会的全貌来。相对地，中国的史料太集中在朝廷、官员、文人、士人身上，好处是我们能够对这些人有深入的认识，坏处当然就是我们很难形成比较完整、全面的社会史视野。

何炳棣的关键优势，就在于他在美国做研究，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不要做“汉学家”，而是要做一个“历史学家”。“汉学”的训练，专注于中国士人传统留下来的典籍。但是，往往离开这些典籍的限制，我们才有办法比较完整地探测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