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另外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出生于1917年，原本在清华大学念化学，因为上了刘崇鋐（1897—1990）老师的西方史课程，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参加了留学考试，得以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去留学，考的就是西方史项目。

刚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何炳棣的研究范围是英国史，主要探究19、20世纪之交的土地状况。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来扩大到美国其他大学的主要图书馆，翻阅了大量相关史料。1952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英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1870—1914》。有意思的是，以英国史研究获得学位后，他就离开了英国史的研究领域，转攻中国历史。

西方史、英国史研究的背景，当然大大影响了何炳棣看待中国历史的角度。他曾经多次说过，他无法接受中国文献史料比西方文献史料丰富的说法。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他接触了一手的西方史料，直接感受到了西方史料的特性。

和中国相比，西方史料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其多样性。研究西方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代历史的人，有那么多不同的史料可供运用：有教堂建筑，有教堂建筑上的壁画、彩绘，甚至彩玻璃上描绘的形象与故事；有教堂、教区的人口出生、结婚、死亡的琐细记录；有行会与贸易的记录——哪一个流浪工人，带了哪一个学徒，什么时候从哪个城市走到哪个城市，以什么样的条件受雇，一天或一个月赚了多少钱。他所在的这个城市，有哪一家商店留下了账册，可以看得出一磅肉卖多少钱，一盎司的油又卖多少钱。

在近代史方面，英国还有些特殊的史料，例如国会讨论的记录和各式各样的宣传小册子。穷乡僻壤的一个无聊人士写了一个小册子，呼吁抵制外来的马匹进入自己的小城。行文中，他对于那个城市有许多当下、一手的描述，触及了那个时代马匹运用与买卖的许多细节。

深入了解过这些史料，怎么还能主张中国的史料比人家的丰富、完整呢？在这一点上，何炳棣的态度就和钱穆大相径庭。

中国过去当然也有商业行为，但是在文字传统的偏见下，很难留下关于商业交易的细节描述。《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关于各种行业，尤其是繁盛的新兴行业的描述，后来也有其他史料呈现了不同时代的城市生活，让我们能了解商业交易的主要场景。但是我们无法更深入地还原个别行业的实况，“坐贾”和“行商”的差别，一家店里有几个人，老板和伙计的主顾关系，基本的工资结构与支付方式，进货与运输的变量……这些细节，因为与使用文字的文人无关，也就不会留下文字记录。(www.daowen.com)

对于中国传统史料有不一样的判断，何炳棣做出来的中国历史研究，也就必然有不同的路数。他早期的重要代表作，中文书名是《明清社会史论》，英文是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这本书讲的是科举，分析科举在社会流动上的实际作用。

科举考试是社会流动的重要管道。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代代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会念书、会考试，也都明白地告诫孩子，会念书、会考试才有前途。考试是摆脱穷困的最佳途径，考试考好了，不只是个人，甚至整个家庭、整个家族都能因而改变命运。

这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受过西方史学训练的何炳棣在处理这个传统问题时，有了两个明显的突破。第一是援用了西方社会学的“社会流动”理论，不单从印象式的描述来处理，要想办法进行客观的衡量。第二则是用新的眼光、新的方式来运用一直都在那里的旧史料。

他用的史料是科举考试题名榜。乍一看，那是极为无聊的流水账，哪一年谁考上了，排名第几。一年又一年，无穷无尽的名单。然而面对这份名单，何炳棣敏感地察知了一件事：榜单上除了考生的名字之外，往往还有其出身三代资料。父亲是谁，祖父是谁，户籍在哪里，父亲或祖父有没有功名背景，都在上面。

于是何炳棣花费大量时间整理了明清两代的五万条资料，测量这两朝中通过科举从出身寒微到社会上层的比例有多高。整理完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引用他的研究，明确地描述，在明朝与清朝，科举是促进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最主要力量。如果没有科举，穷人的孩子永远是穷人，做官的人的孩子长大了还是做官；但因为有了科举，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变得彻底不一样，向上流动或向下流动的幅度与普遍性都增加了。科举让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不至于凝固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