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钱穆先生在台湾过世。那时我在美国念书，深受冲击，大有感慨。在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上，钱穆的庞大著作，是我知识上真正的根源。我能持续关心中国历史研究，能有一点点看法和心得，都是靠认真读钱穆著作打下的基础。

得知钱穆去世的消息后，我放下了手边所有其他课业，埋头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全面复习钱穆的史著，然后写成了一篇谈钱穆史学的长文。这是我对一位了不起的学者终极致敬的方式，认真重读他的著作，并诚恳地进行整理与评价。

诚恳，意味着不是歌功颂德，不是光挑优点，讲好话，而是从思想史与史学史的立场，给予钱穆及其作品以尽可能公平的定位。

长文中有一个观察。钱穆的《国史大纲》中“引论”一开头就说：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特别强调中国历史资料的丰富性及完整性。在这里藏着钱穆史学最大的长处，以及最大的缺憾。钱穆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对中国传统史料的惊人掌握。他不是静态、被动地接受、转述，而是积极、主动地比对、考索，从中挖掘出别人没看到、看不到的意义。

然而，他始终忽略了一个事实——他认定的这些历史资料，都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他认定这些资料所记录、所显现的，就是中国历史的全部。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资料之丰富庞大，我们也必须承认光是整理、消化这些资料就是可怕的知识工程，然而我们还是不得不指出：将文字记录当作历史的全部，是大有问题的。(www.daowen.com)

一个简单而明白的问题是，这些材料都出自社会上懂得运用文字的人之手。在任何时代，这群人都是社会上的特权者。他们身上带着这种地位所必然有的偏见，他们眼中的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值得用文字记载的部分，另一个是不值得用文字记载的部分。而且，通过文字，这群人代代传袭，前代的看法影响并加强后代的看法，偏见就越来越牢不可破。

从这群人写下来的文字记录中，我们不可能看到中国社会的全貌。从人类学的观念来看，只有那种主流的“大传统”能够进入文字记录；相对地，地区性琐细多元变化的“小传统”往往就自生自灭，从来不曾被用这种方式记录下来。单纯从“大传统”的角度看到的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加入了“小传统”成分之后的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当然很不一样。

文字只记录了中国历史经验中的一小部分。文字有其自身的规范，像一个渔网，随时在做筛选，只有符合其规范的，才能进得来。大部分社会经验、社会事件、社会习俗、社会信仰，都从文字的网孔中筛掉了。

我们今天绝对不可能去追索并还原这些散失了的“小传统”，绝对不可能如实重建历史的全貌。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文人与文字的偏见，摆脱文字记录就是历史全部的看法，或许还有机会从许多不意的缝隙中，窥见被文字主观排除在外的其他中国历史面貌。

和留在文字里的“大传统”相比，“小传统”一来有高度的地域性差异，二来有高度的时代性差异。此地与彼地不同，即使是同一地，此时也与彼时不同。我们不能将在山东莒城看到的生活习俗，挪用来当作广东东莞的写照。我们也不能用20世纪中叶广东东莞的民间仪式，回推明朝广东东莞的生活。

然而，从19、20世纪离我们最近的文化记忆中，我们明明白白地看出来，中国民间有许多异于“大传统”的文化成分，不是“大传统”所能涵盖和解释的。我们也就能够了解过去的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不会只是书籍中所记载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