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思想底蕴，不是“言说中心”，而是“文字中心”的，是从“文字中心”进而发展为“文献中心主义”。什么是“文献中心主义”？就是只有用文字记载的，才值得相信，才值得重视。

在中国历史上，文字产生了巨大的区隔作用。用文字写下来的和没有用文字写下来的，中间就有了一高一低的价值分野，就有了近乎绝对的区隔。

历史是什么？广义的历史，是人类曾经有过的活动经验的总和。只要是曾经有过的人类经验，都在这个广义历史的范围内。然而中国人很少，甚至从来不用这种广义的态度来看待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用文字写下来的记录。

从广义的角度看，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会留下历史的痕迹；也就是说，可以提供我们探究、还原历史的“史料”，可以有各种不同形式。一代代口述流传的故事，是史料。建筑物，甚至建筑物的残遗，是史料。人骨与墓葬，是史料。甚至家里曾祖父购置的一张桌子，存留了百年，也是史料。不同的史料能够帮我们复原不同的历史经验与历史面貌。

然而在中国，看待历史与史料，却有一条明确的线，做了明确的区隔。那条线就是由文字画出来的。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才是值得被知道、被还原的历史。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史料中，文字形式的史料价值最高，甚至只有用文字写成的记录，才被认为是有效、合格的史料，才有资格进入历史。(www.daowen.com)

从宋朝以后，中国就有了金石学的传统，研究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然而几百年的时间中，金石学一直维持着文人雅好的基本性质，没有和“史”联系上。即便喜爱金石学的文人，心中都还是认定只有史书上写的，才是“史”；要谈历史，只能在史书记载里找。

换一个角度看，因为中国文字从起源上有这样的神圣性、中心地位，在文字的使用上，也就相应有了许多讲究。研究西方历史，历史学家可以取得账册、出生登记、教会记录、商业合约、行会规定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重建比较普遍、全面的社会图像。相较之下，在中国历史研究上，就没有如此多元的史料可供运用。其中一个原因是：文字的神圣性使懂文字、会用文字的人，不习惯将文字用在这种比较世俗的功能上；另一个原因是，就算出于现实需求有了这样的文字记录，也不容易被留存下来。这样的东西不是文字的正当使用之处，只有临时的功能，没有长期保留的价值。

这些懂文字、能使用文字的人，内心有一套集体规范，决定什么事是值得被记载的，什么不是，也决定了什么样的记录值得留下来，什么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