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言说中心主义绝对不适用于理解中国思想。不过，德里达的理论提醒我们：中国特殊的语文关系，一定也会从根本上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这绝对是个重要的历史课题。

从一开始，在商人的文化中，就赋予了文字以高度的神圣性。周人继承这套文字之后，一方面瓦解了商人原来在上面附加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却又换上了另一种不同的神圣性。

周人没有继承商人对于祖先鬼神超越世界的信仰，连带的也就不将文字视为从那个超越世界传来的特殊信息。但是，周人看重文字恒常不变的特性。在他们的价值观中，能够抗拒时间、维持不变，是真理的一个关键特性。文字不变，因此就比语言，比其他许多人为的事物，更接近真理。

在周朝留下来的文献中，《易经》的语法最接近出土的商朝甲骨文。这里指的是《易经》里最原始的卦辞、爻辞。至于《易传》，那是另外一回事。《易传》包括“象传”、“彖传”和“系辞”等，那是后来才写成的，在语法上已经和卦辞、爻辞有了相当距离。

卦辞、爻辞显示卦、爻的意义，直接与占卦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那是占卦的指示，告诉你如果占到此卦，表示会有怎样的吉凶预言，又会有怎样的过程。卦辞、爻辞显现的，是预言，是天意，而不是现实的、发生过的人事。以文字来彰显不可捉摸的天意，这样的功能最接近商人使用甲骨文的方式。其中仍然带有神秘性，所以在语法上也就最接近甲骨文。(www.daowen.com)

中国文字的发明与发展，是从鬼神到天再到人。这样的起源保障了文字的特殊权威，尤其是语言所不具备的神圣权威。迟至东周，有了仓颉造字的神话。《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从神话追溯文字的起源，还是明白地将文字和天，和鬼神联系在一起。文字帮助人超越了原本的限制，取得了原本属于天和鬼神的力量，才会引来“天雨粟，鬼夜哭”的异象。

神话中将文字的起源归于仓颉，也反映、强调了文字的超越性、神圣性。这样的东西不会是出于人手，而是由一个半人半神的“圣者”，如同希腊神话里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一般，将超越界的圣物赐给人间。从文字起源的传说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出中国文字的地位高于语言。

从周朝开始，中国文化中就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时间观，后来一路延续下来。这种时间观认定：最美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最重要的事物，都出现、发生在过去的某个黄金时代里，历史、时间是走下坡路的；比起从前，现在是退步、堕落的结果。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历史退化论”概念中，美好的、重要的都存在于过去，自然也就抬高了能够将我们和过去联系上的管道。文字保留过去，也是通往过去的最佳管道。相较于文字，语言没有延续性，没有不被时间改变、磨灭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