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本名中，有一个“骏”字，马字旁。这是现代人认识的少数几个属于“马”字旁的字。骑、驰、驾、驻，勉强加上驭，还有什么？

如果能够找到依部首分类的字典，翻到“马”字旁，你会惊讶中文里原来有那么多马字旁的字。其中绝大多数是计算机字盘里找不到的字。每一个字都和马有关。

“马”字旁加上“羽”，意思是后腿全白的马。“马”字旁加上“匡”，意思是马耳朵弯曲。“马”字旁加上“戎”，意思是体高八尺的马。“马”字旁加上“吉”，指的是一种马的特别颜色。“马”字旁加上“光”，指的是马肥壮的样子。“马”字旁加上“兆”，指的是两岁大的马……

光是形容马跑得很快，就有超过十个不同的字；光是用来指跑得很快的马，又有超过十个不同的字。

现代人看这些马字旁的字，只能频频摇头，不认识，看不懂。在这些字里，记录了中国人的生活中曾经和马如此接近的历史。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看马，就和因纽特人看雪一样，不会就是“马”，而是一眼看去必然看出马的种种不同、种种特性。肥马、瘦马、少马、老马、适合拉车的马、适合快跑送邮件的马、给人骑的马、放在马车前头外边的马……用这种复杂的眼光看马，就会用复杂的文字来予以记录；反过来，习惯使用多样的文字，也就同样会习惯用多样的眼光来看马。

语言、文字不只是我们使用的表达工具，从另一个角度看，语言、文字在主宰着我们，决定我们如何思考，甚至决定我们和外在世界接触时，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我们随时在“使用”语言、文字，很容易产生错觉，以为我们自己是主人，语言、文字是仆人，是服务于我们的。事实上，大部分时候，情况完全相反，语言、文字在操控你，指使你去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还决定了你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这个影响力内在于语言、文字，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有了。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学习、吸收这套系统，不只是其表达的功能，也包括其根深蒂固的内在价值观。

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使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扩大来看，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也就塑造了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文明。中国的文字，不是单纯表音的，和语言之间没有从属关系，如此凸显了一项关键性质——中国文字的极高独立性。(www.daowen.com)

表音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读表音文字的基本方式，就是依照规律将文字念出来，还原为语言，然后我们就知道文字里讲什么了。能看懂文字，是因为已经先知道了语言的意思，把文字还原为语言，通过原本对于语言的理解，也就理解了文字。

在这样的过程中，很明显的，语言是母体、语言是主，文字是衍生的。更进一步可以推论，既然语言是主，文字只是对语言的记录，那么语言才是“本体”，文字是语言“本体”的一种堕落。这个意思是，文字顶多只能将语言“如实”记录下来，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文字和原来的语言有差距，有些东西、有些信息在从语到文的传抄过程中丧失了、扭曲了。于是我们不能将文字视为“真实的”，必须想办法从文字回溯，还原“本体”。语言和文字之间的这种关系，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哲学，一贯以追究“本体”为其核心问题。

到了20世纪，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提出了logocentralism^[2]的理论。我们勉强将其翻译为“言说中心论”，或者“言说中心主义”。德里达主张：整个西方哲学的源头，就在于语言和文字的对照，语言是本，文字是从语言衍伸出来的不精确抄本。语言会消失，无法传流，只有抄写成文字才能固定下来，抗拒时间，超越空间。“真正的”语言随存随亡、方生方死，能留下来的，只有二手的文字。很像是原件被毁了，我们手上能得到的，永远只是一台破旧复印机印下来的复印件。

看到手上的模糊复印件，必然的反应是：努力从这样的复印件里试图还原原件——真本或正本——的模样。这就构成了西方思想的终极冲动。在言说中心主义影响下，将能够看到、能够碰触到的，都视为二手的、不精确的，经常怀疑在这表面之下或背后，藏着真实。不能信任，更不能依赖表面所能掌握的，而要将能掌握的都看作模糊的复印件，追究其背后的“本体”。

德里达用这种方式，将西方从古希腊柏拉图理型说（idealism，又译为“理念论”）以降的哲学传统和语言、文字的主从关系牵连上，或者说，以语言、文字间的关系，来说明为什么西方哲学如此执着于追求本体，如此重本体而轻现象。

德里达的想法，一度风靡于西方哲学界。他主张逆转本体与现象位阶，转而重现象轻本体的解构主义，一度成为流行显学。在中文世界里，也有很多人转述、套用解构，但相对地，往往都忽视了作为解构源头的言说中心主义，或对言说中心主义解释得不够清楚。一个原因就在于：德里达所描述的语言为主体，文字为衍生，重语言轻文字的状况，从来不曾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从一开始，中国的语文关系就刚好是倒过来的。一直到今天，受中文教育的人都很难理解，也很难想象：怎么会是语言重于文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