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法中，强调量词，每样东西有其特殊的单位；相对地，不那么重视单数、复数的区分。古文法中没有明白的“我们”、“你们”和“他们”。文句中人称经常可以省略，更没有一定要表明是单数或复数。

对照英文文法就很清楚这项特色。在英文中，任何一个名词要么是单数，要么是复数。中文说“墙上有钟”，英文就不能这样说，要分辨清楚墙上是一座钟还是好几座钟。要么是a clock，要么是clocks，没有冠词也没有复数字尾，光溜溜的clock在英文文法中是不被允许的。

中国人说英语会犯一些固定的、常见的错误，会说“there have clock”。这不对，应该是“there is a clock”或“there are clocks”。这种错误很明显地源自中文，将脑中想的中文直接译成英文。中文的“有”，和英文的have其实不是同一回事。另外，中文里没有非弄明白钟究竟是一座还是多座的要求。

中文重视量词的另一个表现，就在于分别“钟”和“一座钟”。侦探推理小说中会有这样的情节，警察问目击者：“你怎么知道事件发生时，是10点15分？”目击者回答：“因为办公室的墙上有钟。”这时说话的重点，是“钟”，钟显示了准确的时间，钟的数量不重要，因而不会说，也不用说“因为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座钟”。

换一个情境，有人问：“那家钟表店的橱窗长什么样子？”回答时会说：“有一座老爷钟和三座现代的圆钟。”这里加了“一座”“三座”，因为数量对于我们了解、想象那个橱窗很关键。

中文文法之所以能从三千年前奠基之后一路流传，是因为其内在的简约特性。这套文法最根本的准则是：不啰唆，能省则省，不必讲的就不要讲。发言的人是我，听的人、看的人知道这些话是我说的，那就可以将第一人称省略，不必每句都有主词，一直“我”“我”“我”。只有在主词从“我”移走了，移到别的人、别的东西身上，才放置主词。换句话说，句子不必然非要主词不可。(www.daowen.com)

同样地，需要表白数量，才出现数词。只是要知道对象是什么，就不需要数词。但是要表现数量，就得加上量词，凸显这样东西独特的性质。

到了东周之后，省略主词“我”，进而有了敬语的作用。至今，有些人在正式场合说话时都自然回避用“我”。他会说：“楚瑜二十年前去美国……”这是将自己，将本来的第一人称“我”，变成第三人称。这样的文法习惯，去除自我中心，来表现谦卑敬意。从这样的习惯，也就很自然地会产生生活上根深蒂固的价值判断，认定凸显自我、标榜自我是粗野不文的表现。

另外一个经常被省略的词语，是“你”。既然我对着你讲话，就不用一直说“你”“你”“你”。类似地，到后来，省略“你”也带有了尊敬的意味。如果在说话或行文（例如书信）中要直接提到对方，也都不用第二人称了，而以正式的头衔取代。不说“你上回写来的信”，而说“先生前次赐函”；不说“你刚刚说……”，而说“主席刚刚说……”。

不称你，而称头衔，表示我和你不是对等的，是下对上的姿态。更进一步，就发展成我不只和你不对等，就连和你的地位、头衔都不对等。不能对皇帝说“你”，甚至也不能对皇帝说“皇帝”，而要说“陛下”。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不够资格直接跟你说话，只能对着你所在的台座台阶说话。

这些都早早就进入中文的文法运用里，内在于中文，并随着中文长远影响使用中文的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