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文法中，我们整理出中国语言文字系统的另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数词和量词的发展。

早从西周起，中文文法的数词就是一个数加一个名词，比如“三皇”“五帝”“六艺”“六经”。从最早古文数词发展的一些微妙变化中，就可以看出周人对于数的清晰概念，清楚分辨数的可加与不可加的区分。

例如，从很早起，中文里的“二”和“两”就是分开了的，有不同的用法。“两个人”是“两”，“二十个人”却是“二”；不能说“两十个人”，也不太会说“二个人”。今天我们弄不清楚了，但在古文中，什么时候用“二”，什么时候用“两”，有很明确的区分。

天生成对的，叫作“两”；单纯是一、二、三等数量序列中的一个，可以加也可以减的，则是“二”。在《中庸》里，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一定是“两端”，不能改成“二端”。因为孔子指的是同一样东西的两头，这一端和那一端。每样东西都有两头，逻辑道理是必然配对的，一对，就是“两”。

用这个规则，说“两个人吃饭”，和说“二个人吃饭”，意思就完全不同。“两个人吃饭”，就是这两个人，一对夫妻、情侣或朋友，说好了一起吃饭，就他们两人，不多也不少。那么“二个人吃饭”则是客满的饭馆里拼桌，一个单客和另一个单客尴尬地在同一桌吃饭，随时会有一个起身走人，随时还会有别人同样拼桌加进来。

数字在中文里少有抽象的存在，作为数的本身存在，几乎都要带着关系的意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量词在中文里如此发达。中文里有大批量词，是外国人学中文时最头疼的。一“个”字、一“篇”文章、一“句”话、一“间”房子、一“座”教堂、一“列”火车，可以一直这样列下去，各个不同。

译成英文的话，这一列就成了a word、an article、a sentence、a house、a church、a train，统统一样，没有区别，就是一个简单的不定冠词a（an）。英文里只有不可数名词要变为可数名词时，需要加量词，例如a cup of water（一杯水）或a sheet of paper（一张纸）。然而，从三千年前开始，中文量词就不断发展、不断累积，进而让量词改变了名词的关系与名词的意义。(www.daowen.com)

我们说“一张纸”，于是反过来，单字的“纸”变成词，就是“纸张”。“一匹马”，所以“马”就可以说“马匹”。“一辆车”，所以就有“车辆”。“一间房”，就有“房间”。“一块煤”，就有“煤块”。偶尔也有行不通的例子，比如“一头牛”不能变成“牛头”，“牛头”不是“牛”。

除了少数例外，通则是量词同时可以拿来当作单字变成词的词尾。加了这种词尾，每个名词就都有自身清楚的单位，各个不同。由此反映出中国古代“数”的概念，“数”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不同量词的东西，有不同的单位，也就有各自的特性，不能够任意相加减。用现代科学哲学的术语说，中国语文中到处显现着不可共量性——纸、马、车、房、煤……在称呼上就带着自己的数量单位，拒绝和别的东西共量。

量词的高度发展，数与具体的物紧密相连，当然影响了中国数学，或广泛地说中国数的概念的发展。一天到晚讲的是“一辆车”“一块煤”“一个人”“一间房子”的文明里面，就不容易产生0.5的概念。语言文字中有“半”，但“半”还是具体从“一”衍生而来的，不是抽象的0.5，没有0.5带有的5个0.1或0.2+0.3的意义。

“一”是起点，是一切的基础。“一”后面永远带着和某个物连接的量词，这样的语文习惯，让中国人总是看到一个个具体的东西，相对看不到，也不容易看到离开了具体的物的抽象的“一”，“一”作为一个数学上的概念、数学上的功能。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文的习惯会特别凸显出物体的独立性、独特性。语文自然赋予了关于物的一种“本质性”的眼光。“一辆车”不等于“一匹马”，不会因为都是“一”就被放在一起等同起来，而且“一辆车”和“一匹马”是“不可共量”的。还有“一匹马”不等于“马”，没有量词的“马”有种不安定的存在，集合的、抽象的“马”和有量词的、具体的“马”感觉上就很不一样，因而到了战国时期，“白马非马”会成为名家对于语言运用检讨时的关键重点论证对象。

语言、文字与思想、哲学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