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以形声方式衍生，是周人的重大成就。这样的发展，使文字系统可以快速扩张，产生许多新的字来，一方面记录语言，一方面配合新事物的出现。再者，任何新的字都不是被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原有的字互相结合形成的。

假设你从来没看过“期”这个字，我给你看了，然后说这个字念gu，你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啊？对吗？”而且看过听过了，下次再看到，你还是不会记得它念gu。但如果我给你看了这个字，然后问：“你觉得它怎么念？”那么几乎每个人都会回答：“念qi。”不需要记忆背诵，你就觉得这个字念qi。

不仅如此，这个新鲜的“期”字，旁边有个“月”，从这里可以预期它的字义和“月”有关。的确，这个字的字义是关于时间，指制定好的时间，而“月”就是古人认定最规律的时间计算预期，月亮圆缺变化从来不变，以月之朔望来订约，是最常见的做法。

到了清朝编《康熙字典》，一共收了47000多个字；现代一般流通的字当然没那么多，但也总在七八千字之谱。生活中常见常用的，再少，也有两三千个字。不在这个文字系统里的人听到这种数字，必然瞠目结舌，不能想象要如何学会、记得这么多字。

我们知道，学中文，关键在于学会并内化形声原则，如此就能快速辨认过去没见过的字，也能够通过固定规则的联想，立即感觉到字的声音和意义。我们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学了几千个字，而是前面学的每一个字，都成为你后面学习其他更多字的基础，以一种联想的系统过程学会中国字。

另外，在运用上，文字不是一个个单独存在的。文字总是连在一起出现的。多数的文字放在一起，就有了文序或语序；用一定的规则来安排文序或语序，那规则就成了文法或语法。

在表音文字的情况中，文法一般源自语法，先有了人与人之间固定沟通的规则，按照规则说话别人才听得懂。文字记录语言，于是自然地，语法就被翻版为文法。在这点上，中文又很不一样。中文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照抄语言的，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直接。因而就需要一种文字自身的文法，和语言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中国的文法也是在周朝奠定的，具备了令人惊讶的稳定性。中文文法最根本的规则是固定字序，比如主词—动词—受词（近似于英语语法中的“主—谓—宾”结构），如此排列。从古代《论语》里的“子见南子”到今天小学生作文里的“你打我”，都是主词—动词—受词的固定排列顺序。

另外，否定用语放在动词前面。“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子路”是主词，“说”是动词，“不”就放在“说”前面。今天我们写“我不高兴”，“不”也是放在“我”和“高兴”中间。(www.daowen.com)

再来，副词可以放在动词前面或动词后面。“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在”是地点副词，“三月”是时间副词。前半句是主词—副词—动词—受词，后半句是副词—否定—动词—受词，都是同样的、固定的次序。

即使我们今天写一个复杂的长句——“你读了杨照的书，从此再也不要相信中国古代青铜器来自西方”——稍微用心分析一下，就会知道其内在的文法次序，仍然是同样的、固定的。

从大约三千年前开始，中国文法就固定了三种基本形式，一直传流至今。每种文字当然都有其文法，英文有英文的文法，但认真研究比对过就知道，英文文法比中文文法复杂得多，其变化的范围比中文大得多。

“我是老师，我很了不起，所以我打你。”中文文法可以归纳在如此简单的三句话中。“我是老师”，主词—属动词—受词，主词是名词，受词也是名词，属动词也就是英文中的be动词。这是以属动词联系的一种基本句型。

“我很了不起。”这稍微复杂一点，因为中间省略了属动词。完整地说，是“我是很了不起的”，文法次序是：主词—属动词—副词—形容词。为了区别属动词后面接的是名词还是形容词，中文的习惯是在形容词后面加“的”，不过又经常将属动词和“的”一并省略。没有属动词，就不会造成名词和形容词的混淆。“很”是程度副词，用来修饰形容词“了不起”，所以就放在形容词前面。

“所以我打你”，“所以”是因果副词，放在表达因果的两个句子中间，我们就知道前面是“因”，后面是“果”。“我打你”则是最简单的主词—动词—受词形式，主词和受词也都是名词。

很神奇，如此简单、基本的文法结构，保存了两三千年，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