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过，至今我们无法确认中国文字最早是怎么诞生的。到目前还未有充分的甲骨文前身证据材料。这样的材料就算有，可能也都压在几十米、几百米的黄河下游冲积土层下，无从挖掘。

但至少我们知道，中国文字是不可能用什么方式诞生的。不可能是一个聪明的人，叫仓颉的人，发明的。那是神话，尤其是说仓颉发明了文字以至于“天雨粟”，凸显文字发明的惊人突破性那一段，是精彩的神话，但那绝对不可能是历史事实。

另外，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并整理出文字产生的基本机制。从商到周，如何由原本一个个符号形成了一个系统，系统里产生了逻辑道理，就可以按照这样的道理变化出更多的文字符号来。

传统上将中文造字原理整理为“六书”，即六种不同的方式——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的说法存在已久，固定下来为现成的答案。然而回到古文字的事实现象上来看，我们恐怕不能如此理所当然不经检验地接受六书的造字原则。

首先一定得澄清的是，如同中国文字不可能由一位圣明的仓颉独自发明一样，绝对不是先有人定好了六书的六种原则，然后再发展中国文字。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字都可以清楚地归属于六书的六种分类中的一种。先有了多样的文字，后人才从观察、探究这些既成文字中，后设地分出六书来。

而且，六书实在不是好的分类架构。其分类有很多模糊、重叠的地方，造成了我们回头认识中国文字的困扰。例如指事和会意两类，并没有明确的分别。“上”和“下”，以一个横杠为准，标示出上方和下方，传统上归为指事，但这样的方式，为什么不是会意？我们不就是以理会、知道意思的方式认定了这是“上”，这是“下”吗？(www.daowen.com)

传统上分指事和会意的标准是——指事是直接的，会意是间接的；或说会意需要稍微转个弯，在意思的形成上比指事复杂些、难些。传统上最常见的会意例子是“武”字。“武”由两个字符合成，一个是“止”，一个是“戈”，“止戈为武”，停止使用武器才是“武”。这样的意义构成，和我们的常识直觉相反，所以是会意，意味着字形与字义之间有特殊的关系，表达了特殊的意念。

然而回到历史上，我们不得不说，这是天大的误会。这是上千年的以讹传讹，不能因为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我们就承认其正确。“武”字的确是由“止”和“戈”两个部分构成，然而“止”的来源，是人的脚的样子。从甲骨文、金文看得再明白不过，“止”的原样是象形字，就是把人脚的模样画出来。这个代表人脚的“止”字后来才因同音而被假借用来表示“停止”的“止”。

因而，“武”字造字之初，是画出一只脚在“戈”的旁边，也就是一个人走到武器旁边去拿武器，所以代表要动武了。哪有什么“止戈为武”的复杂表示。

还原历史事实，“武”的造字原理，和“上”“下”没有根本的差别。换句话说，那就是指事。这提醒我们，在传统所谓的会意字中，其实有很多类似的误解。误会了字形与字义关联上的长期曲折演变，觉得用简单的指事说不通的，就放进会意里去，结果是乱会一气，发明了一堆类似“止戈为武”的说法，让人看不见，甚至不接受历史的事实。

此外，象形和指事有很多混淆。转注和假借也有很多混淆。最简单的字，比如“日”，指天上的太阳，原型是圆圈中有一点，这是象形还是指事？或“月”，一个弯月圈加中间一点，是象形还是指事？从汉朝开始，六书被视为权威，许慎的《说文解字》被视为权威。在上千年的时间中，中国人智识中的逻辑不发达，就死记六书原理，奉《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不可动摇的标准答案。现在我们有机会用许慎看不到的更古老的文字来探讨文字起源与变化，实在没有道理继续死守死背六书和《说文解字》，应该有更现代、更合逻辑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