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到周，中国经历了文明的剧变。许多表面上看起来类似的、连续的现象，在商文化和周文化高度差异的架构中，有着很不一样的功能及意义。最明显的，一是青铜器，二是文字。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用后来固定下来的概念回头想象这些事物在商朝的作用。

文字在商人的文化中，比较接近于后来的道符。那是一套鬼神符号，来自超越上界而非人间的信息，不是要记录人间事务，而是要证明超越上界对人间的有效干预。这样一种非人间信息，周朝以后仍然存在，但就不再是文字运用的主流了。例如到了汉朝，一度流行谶纬。“谶”和“纬”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谶”是像谜语般的短句，乍看不知所云，却具备预示未来的力量。“谶”被视为来自超越领域的暗示，告诉人们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尤其是关于帝王权力消长的变化。显然，人们认定“谶”的来源，是某个不可知的超越上界。

但在汉朝，文字运用的主流毕竟是经书，而不会是谶纬；一时流行之后，谶纬到东汉也就逐渐没落并消逝了。从周朝开始，文字的意义就从与超越上界的关系，被改造为与时间对抗的关系。对周人来说，文字的功能，主要来自可以固定不变，至少比语言固定得多了。(www.daowen.com)

文字将许多变动不居、稍纵即逝的现象和信息凝结起来。周人最早接触到的文字，是商人写在甲骨文上，或铸刻在青铜器上的。甲骨不容易毁坏，青铜器更不容易毁坏。文字和甲骨、青铜联系在一起，更加强了抗拒时间变化的印象。于是在周人心中有了明确的动机：为什么要用文字？什么时候需动用文字？有了值得长长久久存留的信息或意念，就用文字写下来，保护着不被时间改变、销蚀。

文字是抗拒时间、抗拒变化的。因此被赋予这种功能的文字系统本身，当然不能任意变化，中国文字从此成了社会与文明中相对最稳定、变动最慢的一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