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一系列的人文地理资料，我们能够快速地掌握中国文明的基本动向。最早以西北边的黄土高原为核心，朝东方开展，继而往南方开拓。之后南方较为优越的经济生产条件，保障了长期南优于北的发展速度。随着时间发展，中国文明地理的重心也就不断地朝东南方推移。

可是，这股推移的力量，还有内在的细节差异。在经济上，推移改变得最快；相对地，政治、文化就慢得多。中国的文明地理范围持续扩张，照理说随着重心的推移，整体中国文明的性格应该随之改变。然而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却是最早因西北黄土高原环境产生的许多文明因素，有着极其强悍的延续性，没那么容易被东方和南方的新兴力量取代。甚至经常倒过来，在地理扩张的过程中，旧有的文明因素被带到东南方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罩盖在这些不一样的地理环境上，依然保有其正统高位。

最早在黄土高原产生的基本价值，尤其是对于大自然的不安全感，以及由此连带发展的生产制度、社会制度，奇特地并未在经济重心转移到生产条件相对优渥的东南方之后，就因之改变。两三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国文明无可动摇的底蕴。

周人创造的文化，原先是和他们起源的黄土高原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然而这样一套生活价值，后来就具备了高度的人文性。随着人的迁徙，这套生活价值就跟着迁徙，进入不同的自然环境，只做了地方性的调整，而不是依照当地的自然环境，变化为不同的系统。(www.daowen.com)

这是中国文明高度延续性特征的根底。从这个特别强韧的延续性现象，我们可以问，也应该问两个问题。第一，也就是本书试图探触和回答的：周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方式建构起这一套人文系统，并给予其如何坚韧的质地，能够抵抗时间，抵抗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

第二，也就是往后整个通史内容不断回头探问的：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活之间如何进行互动？比如说，从黄土高原起源的系统进入了两湖流域，进入了东南沿海，在完全不同的地理条件冲击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刺激并发展出怎样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