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曾经仔细搜集中国古籍中和人口有关的资料，做出了详细的人口分布图。^[4]从中国人口的分布变迁，可以清楚地看出周人与周文化在中国地理上的深远影响。

历史性的人口分布图，从西汉开始，《汉书·地理志》提供了最早的资料。从西汉的人口分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古代史的人口重心其实不是黄河流域，而是渭水流域。这就是周人的起源地。

相对地，靠东靠南的淮河流域，从自然条件上看，有更肥沃的冲积土，也有较充分的雨量，其人口密度却迟迟无法和农业条件较差的西北部相比。这里有一个特殊变量，是黄河下游泛滥，高泥沙的黄河在出海口附近，形成一大块洪区。淮河河道也在黄河洪区范围内，黄河不规律的洪泛，提高了这一带居住的风险，也就抑制了这一带的人口增长。这也是中国文明在黄河中上游发展比下游更快更顺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时，长江流域，包括江北的区域，都还没怎么开发，人口更少。

陈正祥先生在《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还整理了史书上查得到的西汉三公九卿，也就是那些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人的出身来历。和整体人口分布密度比较，清楚显示渭水流域、长安一带，出三公九卿的概率，明显高过平均人口密度。这个地方——周人的起源地，后来一路作为中国政治中心，自然的生产条件并不是最好，在农业生产上其实落后于东部区域，却一直保持了人才中心的特殊地位。

还可以看看陈正祥先生整理的唐朝人口分布图。汉、唐相比，第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巴蜀的兴盛。巴蜀（今四川、重庆）这一带，西汉时人口少得可怜，然而到了唐朝，已经成为重要的人口集中区了。另一个新兴的人口集中区，是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北岸。到了唐朝，巴蜀和长江北岸的人口密度，都已经超过渭水流域了。

然而这样的普遍人口分布，和唐朝诗人的分布就大有差别了。从诗人出生地的分布上看，渭水流域仍然占有极高的地位，这个地方出诗人的概率远远超过其一般人口比例。

除了诗人之外，进士也是唐朝文化的重要指标，所以还可以同时看一下进士的出身背景。在进士的分布上，渭水流域的优势更明显，大多数进士都来自渭水流域与黄河两岸相交叉的部分，也就是北方的旧文明区。这样的分布趋势，呼应了诗是唐朝新兴的文化代表形式。进士考试除了诗之外，还有其他既有的传统知识，因而进士出身反映的地理分布，就比诗人出身更古老些，黄土高原老文明区占了更大的比例。(www.daowen.com)

后来到了近世时期^[5]，人口分布有了新的变化。南方的两湖流域人口密度快速增长，更南方沿海的福州、泉州，也成了新的人口中心。从人口分布上，明显看出来，中国的地理重心不断往南移。和人口变化相应发展的，就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最早指出的中国经济生产南移的现象。

经济、人口重心先往南移了，政治的中心才随之变动。到北宋，巴蜀和长江下游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越黄河流域了。看北宋的人口分布，我们一定会注意到另一个重点，那就是城市的兴起。

在陈正祥整理的分布图中，特别用圈圈的大小，来表示城市人口的数量。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这个时代人口的集中程度。开封是个超级大城，聚集了惊人的人口。宋朝以降的中国近世史，和前面的其他历史时期区分开来的特性之一，就是都市的发展。人口高度集中，商业繁盛，这样的城市现象，宋朝之前并未出现，却是宋朝、明朝历史变化的关键。

词是宋朝最主要的新兴文类，也是宋朝异于前代的新流行。反映在地理上，我们可以看到渭水流域的衰微。出身渭水流域的词人，少得可怜；相反，词人在南方的分布就要密集多了。

这似乎是和人口、经济、政治重心南移同步且必然的变化趋势。但是若改用其他标准看，图像就改变了。

诗是一个比词古老的文类，于是在分布上，诗人就比词人更广。在诗人数量分布上，北方比起南方并不逊色。再到政治的领域里，我们会发现，要做宰相，要能在政治体制中上升到最高地位，北方人还是比南方人强。

南方在经济上的领先发展，到宋朝已经影响并反映在新兴的艺术成就上，但要再等几百年，才能真正累积为全面的优势。到了明朝，通过陈正祥整理的进士科举考试前三名出身的分布图，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明显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