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带给中国文明的第三个不灭影响，是文字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中文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非表音的文字系统。所有其他能够流传下来，实际在大型社会中运用的文字，都是表音的。只有中国人，加上少数受中国影响，处于汉字文化圈里的人，才用非表音文字。

看看韩国的变化最清楚。他们原来也属于汉字文化圈，以汉字为书写文字。然而，在现代化过程中，韩国明确地放弃了汉字，另外建立新的文字系统。新的韩文，表面留下了方块的形状，乍看有点儿像汉字，但实际上完全不一样。现代韩文是表音的，由一个个声符拼起来，看那些符号，就能将那个字的发音念出来。

废汉字改现代韩文，除了民族主义的立场之外，更重要的是普及的考虑。改用现代韩文，可以快速提升韩国人的识字率。这就触及了关键——非表音文字很不方便，无法直接和语言对应上，也就没办法让会使用语言的人快速懂得如何使用文字。

从运用的便利上看，表音文字是正确的设计，所以其他语言系统最后都发展出了表音文字。那为什么中国会成为这样的例外？

这就牵涉了商文化与周文化的关系，以及商周之际发生的变化了。这套文字为何不是表音的？这很容易解释——因为这原本是商人用来记录与鬼神交接的秘密符码。在发明这套符码时，没有记录语言的需要；或更广泛地说，没有明确的表音动机。

我们不确定甲骨文上的每个符号是否都有固定的声音，但我们知道这些符号在功能上，不是为了对应、记录语言的。在商文化中，文字是神秘的工具，是secret codes（暗码），只有少数几个与鬼神沟通的人才能接触，才看得懂。懂得运用这套暗码，是他们的特殊能力，也就相应地为他们带来了特殊地位与特殊权力。这样的符号，不需要考虑方便使用，甚至相反，不能太方便使用，太方便就减损了符号具备的神秘性和隔绝性了。(www.daowen.com)

周人从商人那里学来了这套系统，却将之用在了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周人聪明地发明了一种文字和语言的对应法则，那就是后来“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中说的“形声”法则。形声是将原有的字用来当作声符，配上一个代表意义的偏旁而构成。例如“诚”字，取“成”的声音，加上“言”字偏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字对应的，是语言中形容说真话的意思。

从甲骨文到金文，我们看到最大的差异发展，就在形声字上。靠大量形声字的出现，本来和语言关系松散的文字，获得了更贴近记录语言的功能。接下来，有像《诗经》这样的文献的出现，那应该是个自觉的、庞大的计划，将本来只存留在口语上的诗歌内容记录下来。这个计划的关键，就在于让文字彻底转化为能够和语言对应的系统；从相反方向看，同时也就可以借由这些容易诵记的诗歌语言，让人理解文字在记录声音上的基本规则。

从此，原本着眼于视觉理解的文字，有了和听觉联系上的办法。这套文字由商人发明，却要到周人手中，才变成了如此神奇的文明成就。这套文字和语言之间，有着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反映、跟随部分语言变化，另一方面却又不完全受语言快速变化现象控制，可以独立于语言之外而存在。没有这样神奇的语言，像中国这么大的区域，要维持这么久的政治、社会、文化统合，绝对是无法想象的。

表音文字受到语言高度的牵制。我们学英语的时候会发现，英语里有一些单词的拼法很奇怪，和单词的发音对不上。在英语世界，几十年没有中断过的热门讨论，就是要不要改掉这些“不合理”的单词。几十年没中断，是因为几十年的讨论还是没有真正得到普遍改变。怎么会这样？因为一个论点始终很有力量，即使是“改正派”也无法忽视，那就是如果真要都按照发音来拼单词，也就是让英语彻底表音，那么不同地区不一样的发音，必然会导致同一个单词有不同的拼法，那样很有可能使英语分崩离析，不再是一个跨越地区的统合文字。

英语现在所处的地位，就有点儿像历史上的中文。英语散布得很广，散布得越广就意味着有越多地区性的差异。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和新加坡人，甚至香港地区的人讲的英语不会都一样。如果大家都按照自己的发音方式来拼写英语单词，那么每个地方的英语也就有了差别。久而久之，这套文字就失去了共通性，英语也就不再有能够充当世界语言的功能了。维持英语的统一稳定，不受地区性发音影响，也就是不纯粹表音，成了英语能有世界语言优势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