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建立的基调，第一条主旋律，是“天”的观念与“天”的信仰。

商人深深相信的终极权威，是自己的祖先，死了成为鬼神的祖先。他们相信鬼神有自己的世界，高于人间，而且具备干预和改变人间事务的超越能力。人的世界与鬼神的世界之间，有暧昧的信道，只有少数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可以来回穿越。能够这样“通天地”的人，就能够操控鬼神的超越能力，因而得以在人间威服众人。会通天地的人，能够从鬼神那里得到别人得不到的能力与智慧，还能不时要求鬼神听从他们的请求，在人间降福降祸。

为了通天地，要有工具，青铜器、问卜、文字……这些都是商人用来通天地、取得鬼神信息的关键工具。

商人崇奉“帝”。“帝”是鬼神世界的最高权威，是祖先中最厉害的。周人却崇奉“天”。“天”和“帝”大不相同。商人无法理解周人的“天”，和周人关系紧张时，商人自然地将“天”想象成另一个鬼神主宰，一个人化人形，居住在天上。但周人的“天”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拟人的，而是抽象的。

商人的鬼神是拟人的，也就有着和人一样的倾向——鬼神总是护着自己人的。我的祖先帮助我，你的祖先也一定帮助你，因此我们两个打架谁输谁赢，除了看我们谁力气大，还要看谁的祖先比较强。如果我能够证明我的祖先比较厉害，在另外一边可以压倒你的祖先，那么就算你相信自己的力气比我大，也不敢跟我打架，必须服从我。

周人不信这个。他们信的是普遍性的“天”。意思是“天”是公平的超越评判力量，君临所有人，不属于周人，也不会独厚周人。“天”有其规律，有从其规律中生出来的规矩原则。行事符合“天”的规矩原则，“天”就会保佑、帮助你；相反，行事违背了“天”的规矩原则，就会被“天”惩罚降祸。

“天”的信仰产生了“天”和“人”的关系，也就是周人的天人观。人要服从“天”，也就是服从“天”的规矩原则。在和商人的长期紧张冲突中，在对商人的敌对观察中，进一步在调整和商人的对应模式中，周人有了“天命”的概念，也就是天人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周人相信，“天”给予人最大的奖励，是统治管理他人的权力。如果你行事依照“天”，“天”就会将“天命”给你，让你依凭“天命”成为统治者。但既然统治的根本权力来自“天”，“天”能给你的，必要时“天”也会拿走。

如果你行事违离了“天”的规矩原则，“天命”就会被从你身上拿走，交给更符合“天”的标准的人。

周人的这种观念，不只和商人大不相同，从世界文明的宏观比较上来看，我们都必须惊讶，其中有着如此少见的强烈人文中心精神。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2]曾以“轴心时代”来称呼世界文明史上一段灿烂的人文醒觉历史。在古希腊、古印度和中国，差不多同时出现了重新定义“人”的深刻哲学思想。而中国“轴心时代”的人文醒觉，其实源自周人的“天”“天人”思想。早在公元前11世纪建立王朝之时，周人就已经初步完成这个醒觉转变了。

表面上看起来信仰的是“天”，然而“天”并没有主观意志。“天行健”，意味着“天”最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其自然运作，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持规律，不会改变。“天”不任性，不会乱发脾气。信仰这样的“天”实际上是信仰抽象的行为原则。依照“天”彰示、反映的原则来行事，来规范自己，那么人的行为就有了可以预期的后果。

中国人相信好心有好报，相信你有怎样的居心，做了怎样的事，相应就会得到怎样的结果。为什么好心可以有好报？因为有天的中介，人在做，天在看，有一个公平的、只认原则的老天爷随时在评断。(www.daowen.com)

“天”不是一个有意志、有脾气的超越力量。“天”不是商人的“帝”，也不是犹太人的“上帝”。耶和华有意志，还有不可测的脾气。他看你是个在世间的义人，做的都是好的事、对的事，他不必然因此奖赏你。他的想法来了，他就要试探你可以正直到什么程度；更可怕的，他也许还要试探你信仰上帝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觉得好心有好报或好人有好报，那就不是对上帝真正的信仰。你觉得你可以猜到上帝会如何对待你。上帝不是人可以猜测的，上帝更不是人可以试验的。上帝的意志、上帝的道理超越人的理解，和人不在同一个等级上。所以，不能以上帝之名发誓，怎么可以叫上帝帮你做保人？你违背了誓言，上帝就照着惩罚你，那岂不变成了你在控制上帝，叫上帝为你服务？

犹太人的上帝，是彻底超越的。人在上帝面前，只能诚惶诚恐地信奉、崇拜，他的超越性就在于他不给予任何人间规律。人害怕上帝，人非害怕上帝不可。

然而，从周朝开始，人从来不怕“天”，不觉得“天”是什么可怕的东西，会任性地、不预期地作弄人。人必须敬畏“天”，那是因为“天”是一套规律，不为任何人而改变。你不能跟“天”套交情，不会因为你是王，“天”就扭曲他的规律来配合你，纵容你。

“大邑商”多了不起、多有成就，然而一旦他们的行为偏离了“天”的规范，就遭到了“天”的惩罚，将“天命”从他们身上拿走，交给小小的周。没有“天命”，就连小小的周都能打败大邑商。

“天命”怎么会交给小小的周？不是“天”偏心独厚周人，而是因为周人一直遵守“天”的规律行事，从来不敢有所违背。周是“好人”，在“天”的公平性中，好人就得到了好报。

周人最早的观念，是简单的好人有好报，或者说得更直接——好的行为会带来好的结果。“天”就是好行为会带来好结果的保障。但后来好人有好报微妙地变成了好心有好报，中间关键的变量，就是孔子。

孔子为什么如此重要？其中一部分理由就在于他真诚地面对了周人立国信仰崩坏的危机。他所处的春秋时代，那么多人公然违背大家认定的“天”的道理行事，有弑君的，有悖德的，有贪婪的，有阴险的……做了坏事的人，却继续过着好日子；然而，明显做了许多好的事、对的事的好人，却得不到好报。

这种时代，还有天理吗？人还要相信“天”吗？孔子面对“天”的信仰在乱世的动摇，认真地重新思考并建立了一套道德原则，其中关键的一项就在于分别道德的行为与道德的动机。在现实条件制约下，一个人或许没有能力做出好事来，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最糟的情况下，不能有好心。能不能有好事的结果或许操之在人，但好心绝对操之在我，也就成了人无从逃避、无从推卸的责任。有好心，比外表上看能做好人更基本，更重要。

你没有能力救助路上的每一只流浪狗，但你在路上看到了一只烂了毛、在冷风中颤抖的狗，你不可能没有能力对它表示同情。那样的不忍，完全在你自己的掌握中，没有任何人能逼你取消，除非你自己要。后来孟子更进一步，将这样的“恻隐之心”视为“天”一般的权威存在，是人的本性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

这是儒家道德思想发展的大纲大目，从周人原有的“天”的信仰上一脉相承，后面还有机会仔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