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大学读历史系，然后去了美国，在哈佛大学继续做历史研究。从在台湾的后期，我就开始大量阅读中国大陆的史学研究资料。很长一段时间，我认定我的人生目标，就是留在学院里，继续台湾的老师、美国的老师走出来的研究道路，在中国历史的理解上，努力做出突破来，然后将我的知识与技能教给下一代的历史系学生。

我在这条路上走得够久，却又没有太久。够久，让我能对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域，领域里的who's who（著名人物）和what's what（事实真相）自信有一定的把握；没有太久，是因为我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专业的历史学研究者。

我没有留在学院里，没有在大学里教书，也没有在史语所里做研究。我进去过，又出来了，这让我得以有不太一样的空间与自由。我如果留在史语所或大学的历史系里，就不得不按照机构的规矩，选择一个领域，做非常专精的一手研究，那么我就没有机会能够自在地浏览、碰触中国历史的不同领域，知道这么多优秀的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是，如果留在学院里，我势必无法像现在一样，自觉地选择做一个“二手研究者”。虽然我也读一些原始材料，但那通常是以阅读经典的心情来读的，我早早就放弃了进行严谨的一手研究的企图。我的知识、我的理解，来自大量阅读并整理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学院里，不做一手研究，很难存活下去。但容我说一声：做一手研究，真的不是研究的全部，甚至不必然是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的非典型路数——始终保持研究兴趣，却不是为写专业论文或专著而做研究——使我得以接触、欣赏并真心感激许多在中国历史领域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我在阅读、整理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了真切的快乐。也因此，站在他们提供的知识基础上，我才有可能试着以一己之力将中国历史从古至今好好完整地说一次。

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一位朋友焦元溥有非常类似的地方。焦元溥喜爱古典音乐，尤其喜爱钢琴音乐，但他没有成为一位钢琴家。从一个角度看，这让人很遗憾，他对于钢琴音乐的理解和掌握，远超过大部分职业钢琴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或许就是西方人说的blessing in disguise（变装了的福气）吧。没有成为钢琴家，焦元溥反而能够有那样的视野，也有那样的时间，走遍全世界去访问顶尖的钢琴家，探访他们对于音乐、对于钢琴最深刻的体会，传抄记录下来，让我们都能看到。

正因为我没有在那个圈里，没有以史学研究作为我的职业，才能更自在地优游这个广大的天地，不带功利地欣赏这里的美景。在这片天地间，这一百年，多么美好！(www.daowen.com)

中国的历史意识存在了至少三千年，累积了超过三千年的历史知识，是个史学高度发达的地方。然而从1900年算起，到2000年，放眼看去，中国历史三四千年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我们知道了许多，改变了很多原有的看法。对于中国历史，一方面我们知道得更细更密，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得更广更宽。

在《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中，我仔细说明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乃至商周之际的发展。这些发生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事，一百年前没有任何人知道。神奇的是，一百年后，我们对这么古远的事知道那么多，而且不是想象出来的，是有实凭实据，依照证据推论出来的。我们可以不同意推论的结果，可以继续争议该如何推论，但这些证据无法被取消，这些证据需要被解释的事实，不可能被推翻。

关于这段古远的历史，这一百年来我们增加的认识，超过了过去两千年的总和。但许多人仍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历史的开端应该从黄帝讲起，三皇五帝、尧、舜、禹、汤……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仍然深受过去见解的影响。我站在特殊的边界上，转头一边看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再转另一边看社会常识上的高度落差，因而产生了特殊的勇气，来自使命感的勇气。

我写的，是一本介绍百年来中国历史突破和改变的通史。它必然会写得很长、很啰唆。我没办法长话短说，没办法言简意赅，因为我不只要介绍，对于一段一段的中国历史，我们现在知道了什么，我还需要不断来回对照，新知识、新见解，和大家存留的旧认识、旧见解有什么差异，铺排差异，并说明新知识、新见解是怎么来的，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让新知识、新见解取代旧知识、旧见解。

还有一个原因是，百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新鲜事儿实在太多了。我像是去了远方富丽城市的旅人，比如说去了圣彼得堡，亲历了圣彼得堡的美好，发现圣彼得堡有那么多值得大家欣赏和享受的美好，我当然要用一百张乃至两百张幻灯片，将圣彼得堡介绍给还没有去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