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历史系，学历史出身，当然带着这种背景给我的偏见。我的偏见之一，是一向认为在过去百年间，若问中国的学术知识研究工作中，哪一个领域有最多突破，有最丰富的收获，又有最多独立成家的人才，用这三个标准去衡量，排名第一的，只能是中国历史的领域。

勉强能和中国历史的丰富研究成果相比的，真的不多。也许可以提抗战期间的基础科学，它曾有过很好的发展。在西南联大，有像吴大猷这样的老师，带着杨振宁和更年轻的李政道，他们两人后来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外在数学上，培养了后来在数理哲学上大放光彩的王浩；纯数理领域的陈省身，也有很大的成就。但如果将时间拉长，不只看那一二十年，而是以百年的尺度看，那么物理和数学的发展就没有那么全面而持续了。

相对而言，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过去一百年，几乎每十年都有重要的学者做出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最早有罗振玉、王国维那一代，以他们的考据学根底，结合对古金石学的重新探究，改变了看待中国古代史的方式。接下来有胡适、傅斯年那一辈接棒，运用从西方学得的“科学方法”，让原来的考据更加严密，不仅有新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建立了稳固的史学方法基础。

抗战前，新成立的史语所进行了安阳殷墟的考掘，由此迅速培养了一批杰出的考古人才，他们有知识，有经验，也有技术。这批人以及他们带出来的学生，在之后的几十年间，挖出了一个过去无法想象的中国古代文明图像来。

抗日战争期间，有钱穆、陈寅恪、雷海宗等历史学家。西南联大也许不是像鹿桥《未央歌》里写的那种纯真的天堂，但从教育与学术的环境上看，那还真的接近一个奇迹。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三年中有三位不同的老师教中国通史，教的内容都不一样，不一样到前面一年上过中国通史课的学生，看到后一年中国通史课的考题会傻眼，根本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三位老师的观点不一样，选择不一样。(www.daowen.com)

那是个创造观点的新时代。那一辈的研究者对中国古籍的掌握仍然惊人，却不再受制于传统的观点。他们大胆地从流传了上千年的文献中，读出新重点、新意义来。而且他们的野心比上一代更大，开始探讨“大问题”。他们不仅要解释历史上的某个人物、某个事件，还勇于碰触“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历史的特色是什么”“中国和西方有根本差别吗”这一类大问题，并提出初步的答案，至少是寻求答案的方向。

随之就是1949年的剧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大陆，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进行研究和解释。拿着这支新火把，一二十年间，一批勤勤恳恳的史学研究者，在中国旧史料里照见了许多过去被忽略的角落，看到了许多过去被隐蔽了的历史面貌。在原有的文人大传统图像上，补了农民、底层的小传统部分，也重新整理了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资料，对中国历史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还有大陆以外地区的发展与成就。“中华民族花果飘零”（唐君毅语）的悲剧命运，却将中国知识、历史中国的关怀带到了不同的地区。

在美国有一群人——萧公权、杨联升和余英时等学者一脉相承。在台湾，有更庞大、更集中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台湾大学历史系，还有沈刚伯主导到处“点火”去成立的各大学历史系。在这里，一个过去中国文化的边陲地带，一个被日本人统治了50年，到处遗留日本文化影响的地方，竟然在历史的偶然中，成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