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保存国家和民族企业，壮大产业工人队伍。在昆明西郊，这一时期，从省外迁入和新建的企业有化工材料厂（普坪村）、昆明湖电厂（马街）等企业。这些企业落户昆明西郊，既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又带来了先进的思想文化，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郊人民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封闭的西郊逐步走向了开放，为马列主义在西郊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二）著名爱国人士带来先进的、科学的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李根源、楚图南、周培源等一批著名爱国人士来到昆明西郊。这批著名爱国人士的满腔忧愤与爱国热情感染了昆明的民众。同时，他们带来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思想以及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持抗战的感人事迹也在昆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广泛传播，从而促进了民众抗日士气的提高，推动了昆明抗战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三）兵工企业中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42年春，以地下党员金永康为首的五十三兵工厂的几个进步青年工人，调入了该厂的光学厂工作。金永康和几个进步青年工人进入光学厂工作后不久，就与光学厂内的进步青年工人杨光亮等团结了起来，他们迅速开展了一些公开的和秘密的马列主义的传播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工作。同时，他们还及时地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和政治腐败的恶劣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他们组织并先后吸收了有20多人参加的秘密读书会，在读书会内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

读书会以其本会成员为骨干组织歌咏队，通过在职工中教唱《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抗日救亡歌曲来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鼓舞职工的抗日士气。

通过读书会的以上活动，既提高了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又为建立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工人同盟（“工盟”）积蓄了骨干力量，从而为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为响应党的“七大”号召，中共地下党云南省工委派遣肖松同志于1945年7月1日在昆明市北门街唐家花园内的西南文献研究室召开了云南民主工人同盟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盟章》，选举产生了以黄河任书记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同意成立3个工盟支部，其中海口地区在五十三兵工厂建立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杨光亮。“工盟”的成立标志着昆明地区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杨光亮、丁熊参加工盟成立代表会回到五十三兵工厂后，首先在原来秘密读书会的成员中开始了发展工盟盟员的工作。1945年7月8日（星期天），杨光亮、丁熊等以郊游的方式，组织有关人员分批到工厂附近的马房村后山上集结，在有关人员到齐后，举行了五十三兵工厂有10余名盟员参加的“工盟”第一次支部大会。

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工盟”从建立时3个支部58个盟员，到1949年10月，已发展为20多个支部近900名盟员。解放后的军管实施前，“工盟”则建立了5个区委（海口、铁路、西郊、北部、城区），发展到了近70个支部、3000余名盟员。“工盟”的建立，为在蒋管区团结广大工人群众，开辟第二条战线创造了条件。

（四）在国民党兵工企业中的斗争

1947年，为加强海口地区的革命力量，共产党昆明地下组织让黄河安排和动员了曾在中央机器制造厂工作过的中共地下党员杨肇昌、甘映书（化名陈阿荣）和部分“工盟”成员及一些进步青年等共40多人，在工程师徐世泽的支持下，经过考工进入了第五十三兵工厂。之后又指示黄河，批准杨肇昌、甘映书与厂里的杨光亮组成新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并由杨光亮负责支部工作。1947年8月，朱枫到五十三兵工厂找到杨肇昌、甘映书两人，同他们建立了联系，同月在海口成立了“工盟”总支（工盟总支由杨肇昌同志任书记、甘映书任副书记。“工盟”总支委员有钏志成、王福光、高常明、邹瑞和李文藻）。“工盟”总支建立后，在中共地下党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到1949年9月，“工盟”组织已从五十三兵工厂发展到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水泥厂和云丰造纸厂，盟员人数达到了260余人。1948年7月，原领导兵工厂地下党工作的黄河转移，指派朱枫（化名刘洪桥）接替黄河的工作。1948年10月，杨光亮被迫离开五十三兵工厂，由杨肇昌领导中共地下党支部工作。1949年5月，朱枫在海口成立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会。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会成立后，通过在“工盟”成员中分批发展党员，使党员人数在3个月的时间内迅速增加至60余人。

1949年5月以后，随着对敌对斗争形势的发展，为了在兵工厂内成立一个公开合法的组织，以团结带领广大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按上级党组织指示，经中共地下海口总支委员会研究，利用1948年2月云南社会处颁布的《云南省联谊会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由工人代表向厂方提出成立“工人联谊会”的要求。经过工人代表与厂方的多次谈判，厂方迫于工人的压力，同意了工人的要求。于是中共地下海口总支拟定了《五十三兵工厂工人联谊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由蔡玉任总干事，高常明任副总干事，并由7人组成的五十三兵工厂“工人联谊会”干事会，1949年8月7日，正式召开了“工人联谊会”成立大会。“工人联谊会”的成立打破了兵工厂不准成立工会的禁令。“工人联谊会”成立后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活动。

1949年9月9日，五十三兵工厂的一批党员、盟员和进步职工被捕后，中共地下党组织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将已经暴露或可能暴露的党员、盟员60余人迅速向“边纵”部队转移（此外，还有30余人被安排短期离厂，40余人被安排迅速离厂后待机向边纵部队转移）；另一方面，组织继续留厂的同志坚持斗争，开展援助被捕同志及其家属的募捐活动，并进行消极怠工。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过两个多月艰苦、紧张的斗争，终于挫败了敌人的阴谋。1949年12月，卢汉举行了昆明起义，在此之前，兵工厂被捕同志全部获释并恢复工作。12月中旬，组建了中共海口工矿区委员会，领导五十三兵工厂、云丰造纸厂、华新水泥股份有公司昆明水泥厂的党、盟组织，并成立了海口区工会，接着各厂的工会也相继建立了起来。组织群众保厂护厂，积极进行迎接解放大军的准备工作。1950年3月，军事代表赴海口各厂、矿进行了接管，海口的厂、矿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五）中共昆明市郊区特别支部的成立

1948年，中共云南省工委、昆明市工委，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条战线、积极发展农民协会组织”的指示精神，派遣大批革命骨干深入农村，开展地下革命斗争。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工作在四川宜宾的陆介福接到了邓贯一的亲笔信，要求其重返昆明，回玉案乡开展地下工作。陆介福回昆后在普塔、章白和龙潭等地迅速开始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和农会会员的发展及革命据点的建立工作。陆介福将陆全芳和毕高明两人安排为明朗片地下联络员。将施万惠由昆华中学转往郊区，让其深入红庙、土堆、篆塘和梁家河等地区，在船工、马车工和农民们中间，以兄弟会作掩护，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同年，林子良和林子佳等人也加入了党组织，并在明家地和河尾村开展革命活动。1949年初，龙绍昆在马街一带开展了组织群众工作，张子芳则回到海口地区开展地下工作。这期间，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需要，中共昆明市委还安排王维彩负责建中共昆明市郊区特别支部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准备后，中共昆明市郊区特别支部于1949年6月10日在昆华中学秘密成立，新成立的中共昆明市郊区特别支部由陆介福任书记兼群运委员，并负责农运和西区远郊的工作；施万惠担任组织兼保卫委员，并负责西郊近郊和滇池水上交通线、环城客运马车工及北郊工作；汪润担任宣传委员，并负责东郊和南郊的工作。

在“特支”领导下，王禄意负责西碧、马街以及黑林铺一带的地下联络工作；段金祥的“民青”关系由昆华农校转来后，“特支”指定其为大渔片地下联络员；倪汉东将“民青”关系转来后，负责团山、黑林铺一带的工作；尧汝康负责梁家河一带的工作；任正书由昆华师范转来“民青”关系后在观音山一带工作；篆塘的李应贤负责水上交通线并在棕树营、西山发展兄弟会会员；苏祥负责红庙一带的工作；林子良负责明家地一带的工作。各地负责人的确立，为西郊地下革命斗争烈火的点燃提供了组织保障。(www.daowen.com)

1949年，“特支”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发展了一批党员和“民青”、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及读书会成员。

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后，“特支”发动农村青年参加了昆明保卫战和欢迎解放军入城活动。为接管国民党乡、镇政权，“特支”做了一系列工作。

一是大力发展革命群众组织。依靠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社会关系和通过农协会、读书会等各类群众团体组织群众进行隐蔽的或公开的革命斗争，并以此壮大革命力量。1949年上半年，韩证、邵家斌、张数英等在丝厂进行反遣散、反停工斗争后，还在干沟尾村通过办墙报来唤起民众参加农运。1949年初，在玉案中学任教的杨文富、李文像秘密宣传进步思想，组织进步学生办壁报，教唱革命歌曲。如大渔镇在1949年6月的反“三征”斗争中，经党组织同意，大渔村农会会员通过互相串联，将段金佑推选为大渔镇第三保保长，段金佑以保长身份经常出入乡公所，及时了解敌情，采取对策。又如在海口工作的地下党组织，通过在一些村子建立农会和成立识字班来宣传发动群众，以“拖”“躲”“抗”的形式来开展反“三征”斗争，海口的地主和国民党乡、保、甲官员在开展“三征”工作时，见农民抱成团，也不敢轻举妄动。

二是在“九九整肃”事件中，胜利地完成了安全转移革命同志的任务。西郊地区，在中共昆明市郊区特别支部的坚强领导和具体部署下，先后建立了适应斗争需要的地下交通线和联络点。从小西门外红庙、梁家河、马街、车家壁、明朗、鲁塔村与安宁中学的武西杰和安禄罗游击区建立联系；从明家地依靠船工的木船、轮船走滇池水路到昆阳古城联络点与玉溪的滇中独立团建立秘密联系；而滇西河滇北则有市委联络员杨桂馨负责上下联系。卢汉从重庆回到昆明后，随即执行了蒋介石下达的“整肃”令，1949年9月9日这天开始的“整肃”史称“九九整肃”。“整肃”开始后，国民党反动派全城搜捕，逮捕了380多名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面对当时十分危急的形势，党组织立即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将平时在昆明市区革命运动中较为暴露的同志，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中共昆明市郊区特别支部地下水、陆交通线和联络点，迅速向各游击区转移。9月9日晚上，施万惠将第一批待转移的18名同志带领到梁家河“民青”成员梁鸿家吃晚饭。9月10日拂晓由梁家河的“民青”成员、地下农会骨干王起带领与尧汝康接头后，交于中共昆明市郊区特别支部陆介福，陆介福又带领这些待转移的同志经夏窑、马街、石咀到达车家壁后住了一晚，次日天不亮陆介福又带这些待转移的同志绕过车家壁检查站，到达石膏箐后由安宁中学的武西杰接走，被转移人员的行李，由那永富母子随后送到安宁中学。9月12日上午，陆介福按上级组织约定暗号和时间，又从天南中学接走了以张松为领队的60多名同志，并将这60多名同志带到明朗鲁塔村住宿，9月13日拂晓启程，送往滇北地区。此外，中共昆明市郊区特别支部还从水路和其他交通线送走了一些同志，胜利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转移干部和人员的任务。

三是大力支持卢汉将军的起义部队，抗击敌军，保卫昆明。1949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大西南挺进，先后解放了贵阳和重庆，对昆明也已形成了兵临城下之势，此时的卢汉便已到了最后选择的时刻。在解放大军的压境之势和共产党的策动之下，卢汉于12月9日通电全国，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卢汉将军的正义之举和明智的决策，完全符合全省人民的心愿，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通电欢迎。但国民党反动派在云南的残余势力，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欲做垂死挣扎。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于12月16日发起了向昆明的进攻。在此紧急关头，西郊地下党员、“民青”成员和农会会员，积极响应党组织“武装起来，保卫昆明”的号召，踊跃参加党领导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第四大队，全力支持卢汉将军的起义部队，抗击敌军进攻。

在昆明保卫战中，党组织把普坪村广播电台，列为重点保护设施，指示王禄意在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从电台内部争取保护力量的同时，还安排电台四周的董家村、石咀、干沟尾和龙船甸等村的地下组织开展外线保卫。在干沟尾和龙船甸村，张裕丰、邵家斌、高正荣、张维仁和张存德等人，白天到电台周围以放牛割草作掩护进行监视，夜间则直接带着长、短枪在电台周围巡护。党组织的重点保护，确保了电台在军事接管时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西郊各工厂及附近农村的地下组织，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财产，还组织革命群众积极配合护厂。干沟尾的蚕丝厂、冷藏厂，当时已处在停工阶段，仅有看门员1人，由于地下农会会员积极配合，昼夜值班护厂，使这两家工厂最后都完好无损地由国家接管，回到人民手中。

四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分化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西郊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十分重视对开明绅士、乡、保、甲长和工厂资本家及宗教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地下党组织在得知疏散在积善村的昆明市第四区区长马翔龙家里藏有武器后，施万惠亲自带领几个农会会员赶到马翔龙家，向其交代党的政策，劝其弃暗投明，以求得党和人民的宽宏大量，经反复工作，马翔龙交出了手枪和卡宾各1支、手榴弹30枚。党组织在对梁家河保队副杨春、少尉军官栗云、警长夏福及离职回家的昆明县侦缉队员王义等人分析后认为：他们家庭都是劳动人民，也都参加一定的农业生产劳动，从事现行职业主要是生活所迫，并不是死心塌地为反动派卖命。党组织通过做他们的工作，并安排农会帮他们收谷子，使他们深受教育，当他们认清了当时的形势后，便主动弃暗投明，向农会靠拢。在保卫昆明的过程中，党组织还多次去华亭、筇竹两寺及其他宗教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方，宣讲革命斗争的胜利形势和党的宗教政策。在党的宗教政策感召下，1950年2月20日，在人民解放大军入城时，西郊100多名佛、道教徒，加入到了昆明街头欢迎解放军的行列。

（六）万众欢腾，迎接解放大军

昆明保卫战结束后，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的主力，继续往滇南包抄堵截向边境溃逃之敌，在此期间，中共昆明市郊区工委对西郊工作布置是：全面发展农会，消灭空白村，接收国民党的乡、镇武装，控制利用国民党乡村政权，加强民兵工作，维持好社会秩序，动员群众投入迎军准备工作。通过西郊各片、组同志的大力宣传和组织工作，广大农民群众都积极投入到迎军的准备工作，除筹集粮食、柴草外，有的忙着做布鞋，有的绣手帕，有的积攒鸡蛋送给人民解放军，人人都表现出对亲人解放军的一片深情厚谊。

1950年初，梁家河选派王起、梁炳鉴，梁以谦、夏灵凤、梁以忠、何忠、王义（大王义）、石永彬8位同志作为昆明县农民代表，由普永寿同志率领，参加市委组织的“昆明人民团体联合会赴泸西慰劳队”，到泸西慰问解放军先头部队，随车带去了面粉和军鞋，还在解放军驻地举行了联欢，演出了文艺节目，受到了部队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为了欢庆解放，表达工人阶级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爱戴和拥护，五十三兵工厂党组织积极动员职工，响应中共昆明市委关于“以增产节约的实际行动迎接大军进驻昆明”的号召，在较短的时间内赶制了200挺捷克式轻机枪和500具指北针准备献给解放军。

1950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进驻昆明，昆明西郊汉、彝、白、回、苗等各族群众，像过盛大喜庆节日一样，穿着盛装，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入城欢迎亲人解放军。这一天五十三兵工厂选出的500多名职工代表，也带着亲手制作的200挺捷克式轻机枪和500具指北针，在彩车的引导下，载歌载舞地进行了迎军献礼游行，献礼游行中“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嘹亮歌声和“机关枪当当当，打到台湾捉老蒋！”的激昂口号声，彰显了工人阶级的伟大气魄和力量。2月22日，昆明西郊2万多名各族群众，怀着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比深情，带着自己亲手制作的草鞋、绣花手帕和大红花等礼物，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昆明拓东运动场参加团结会师大会。在团结会师大会上，五十三兵工厂的代表抬着用500具指北针编成的“五十三工厂全体同人敬献，献给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横标和200挺崭新的机枪，举行了隆重的献礼仪式。220名解放军战士，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庄严地接受了礼物。

1950年3月9日，中共昆明市郊区工作委员撤销，正式成立中共昆明县委员会。中共昆明县委员会正式成立后，随即开始了接管原国民党县、乡（镇）旧政权的工作。

新成立的昆明县设六个区，西区被划分成灵源区（1950年9月14日灵源区改称为昆明县第五区）和高峣区（1950年9月14日高峣区改称为昆明县第六区）。中共昆明县委员会的成立和对国民党县、乡（镇）旧政权的正式接管，是共产党在昆明西郊地区地下革命斗争胜利结束的标志。

昆明西郊地区地下革命斗争活动，在中共云南省工委、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和昆明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自始至终深入群众、依靠群众，认真执行党的地下斗争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和“民青”、农民协会，“工盟”成员，开展抗丁、抗粮、抗税的斗争，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不断建立地下革命据点，从而胜利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各项艰巨任务。

（摘自《中国共产党昆明市西山区历史（第一卷）（1926—1978）》，篇名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