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宝璋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加强国防、发展经济，1932年11月组建国防设计委员会；1934年4月，改名为资源委员会。资委会只管重工业，制订了振兴重工业的三年计划，其中列入“十大厂矿”企业，重点放在湘、鄂、赣。抗战爆发前夕，资委会决定将重点转移到川、滇、黔。抗战爆发后，迁入云南的有中央机器厂和中央电工器材厂。

中央电工器材厂1936年7月筹建于南京，恽震任主任委员。最初计划设立四个厂：第一厂——电线厂、第二厂——管泡厂、第三厂——电话厂、第四厂——电机厂。

1936年7月，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建时，国民政府将上海的电机制造厂（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创建于1927年）划归资源委员会的中央电工器材厂第四厂，原上海厂的厂长许应期担任归并后的第四厂厂长。根据中电厂的安排，许应期将上海厂职工和设备先迁汉口，1937年3月又迁湘潭下摄司。稍加安顿，即开始生产，主要是“日月牌”干电池。

抗战爆发后，1938年湖南长沙告急，中央电工器材厂第一厂先从下摄司迁到昆明马街。是年秋，资源委员会命中电厂总办事处、第二厂及第四厂的一部分设备迁到桂林，第四厂的另一部分设备及第三厂迁到昆明马街子。

几经周折，第四厂终与先期迁到昆明马街子的第一厂会合，厂址设在第一厂的近旁。接着，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建厂。

筹建中，第四厂派出部分工程技术骨干到美、英、德等国考察，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同时负责选购工厂急需的机器设备。与此同时，在高等院校中招收优秀毕业生作为技术人员。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设有电机工程系，专业十分对口。相关资料说，抗战八年，西南联大工学院共毕业929名毕业生，大部分分到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厂及交通部门工作，应该说有一些人到了第四厂或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其他厂。另据中央电工器材厂相关资料说：中电厂从1936年筹备之时起，到抗战胜利为止，每年都从大学院校中选用各科系的优秀毕业生，几年间合计选用大学生在300人以上，所以就职工的素质来看，远非当时一般工厂可比。当然，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研究。

另一方面，工厂对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培训。培训教师除本厂学识高的技术骨干外，也请西南联大教授来上课。(www.daowen.com)

上述各方面的工作，为工厂的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经过1年多的筹备，工厂于1939年7月1日投产。可以说工厂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在后来的生产中，工厂一直注重技术骨干的培养，选派骨干到美国西屋电器公司及摩根斯密司学习并签订技术合作协议。据有关资料，1942年—1946年，工厂陆续选派了20多名技术骨干到西屋电器公司进行学习培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电机方面的学术宗匠。比如当时工厂变电器组设计股长、工程师汤明奇，1938年曾任西南联大电机工程系助教。他在美国学习回来后发挥了更大作用，1954年后担任沈阳变压器厂总工程师，成为中国变压器方面的领军人，为中国变压器行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由于敌机的轰炸，第四厂的生产条件不断恶化，1940年10月17日日机18架轰炸昆明及马街，电工器材厂总办事处及第一厂被炸。第四厂虽然幸免，然而考虑到马街一带厂房密集，第四厂经上级批准迁到马街后面的秦家山山谷。起初，只是搭建起4栋简易的泥墙草棚，分别做为电机、开关电器，变压器生产的厂房，以及铸工车间和材料仓库。1942年，草棚失火，后改建为砖木平房。

1942年3月，第四厂昆明、桂林两部分改组为昆明第四厂和桂林第四厂（平行机构），许应期调任桂林第四厂厂长，昆明第四厂厂长由第一厂厂长张承祜兼任。当时，第四厂在生产制造方面设电机、变压器、开关、样具、冲剪、木铸、电镀和油漆8个工场（车间）。

资料表明，第四厂在抗战时期生产的产品主要有：电动机、发电机、变压器、互感器、开关板、各式开关、电表等。据统计，抗战中第四厂历年产量（以电动机马力计算）为：1939年2600马力、1940年6600马力、1941年12700马力、1942年22000马力、1943年17300马力、1944年12400马力、1945年11400马力。从1939年至1945年共生产出各类电机8.5万马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主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第四厂命运一波三折。始则，资源委员会将第四厂的主要骨干和设备调出云南，仅剩下39人和28台机器设备留守。1947年资委会将留守部分并入电工器材厂第一厂，成立电机修造厂。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电机修造厂并入了一些相关单位，成立云南电机厂；1952年更名为昆明电机厂。

（摘自《风物西山》）